※ [本文轉錄自 boxoffice 看板 #1R5uDz7L ]
作者: addict615 (615) 看板: boxoffice
標題: [轉貼] 電影票房資訊揭露制度的回顧與展望
時間: Wed Jun 6 14:47:20 2018
本文收錄於「2017年台灣電影年鑑」之中。
https://www.tfi.org.tw/Publication/PublicationsInfo?PublicationId=335
(附免費網路電子版)
簡述:內文介紹包含台灣過去尚無全國電影票房系統時的票房從何而來,
以及最容易被拿來做比較的別國(中日韓美)電影票房系統介紹。
電影票房資訊揭露制度的回顧與展望
文/陳昱嵐
2016 年台灣電影產業與文化政策的重要里程碑,因《電影法》修法而正式上路的「電
影票房資訊揭露制度」,絕對是舉足輕重、不能忽略之一環。
電影票房統計數據除了滿足觀眾對於票房結果的好奇心外,某程度上,也是觀眾電影
消費行為的選片指標。依消費型態衍伸而論,對於電影產業(含製作、發行、映演等
各環節)的業界人士來說,既有的電影票房統計數據自是新片攝製、籌資計畫的參考
要素,而當下映演中的電影票房成績,更是牽動商業策略調整的重要資訊,在電影產
業鏈的布局上具有高度戰略價值,並成為最終利潤分配所據。因此,透明、全面的電
影票房統計數據,實乃產銷兩端都殷殷企盼的資訊。
管理電影事業的中央主管機關文化部,在 2014 年正視此需求並具體推動,不但舉辦公
聽會廣納各方意見,也大刀闊斧推動《電影法》修正案。隨著立法院在 2015 年通過修
法提案,規範映演業者應於新法施行後一年內建置電腦票房統計系統,並提供票房統
計相關資料[1]。至此,電影票房資訊揭露制度的運作總算於法有據,箭在弦上開始啟動,
準備回應各界長年以來的聲聲呼喚。
然而,社會上對於電影票房資訊的攸攸眾議,並未因制度的上路而有所停歇。電影票
房資訊揭露制度涉及面向龐雜,絕非簡單一句「政府管制產業的高權行為」,便可輕
易歸因究責論果。當論者咸常立於各自本位看待電影政策時,難免失之褊狹,或錯放
期待。立於此一歷史時刻,筆者認為回首過往、凝視當代、展望未來,逐一爬梳電影
票房資訊揭露制度的諸般脈絡,有其必要。
一、沉痾何來?-台北觀天下的電影票房視野
台灣長年以來的電影票房,呈現出「台北觀天下」的奇異現象,僅台北地區的票房有
一致的公開數據。饒是由文化部捐補助運作之財團法人國家電影中心每年所出版的《台
灣電影年鑑》,涉及各年度電影票房市場分析的專文,援用之背景資料亦僅是台北地
區的票房,未有全台灣之票房數據作為論述基礎[2]。至於各院線電影在全台總票房數為
何,總教人霧裡看花,各自解讀。舉例而言,2016 年 7 月首週上映的《海底總動員 2》
、《寒戰 2》,片商均以獲得全台首週票房冠軍為名,進行廣告號召[3],形成「分別自行
宣布當選」的鬧雙包軼事。這類事例屢見不鮮,卻缺乏任何客觀第三方資料,可供檢
證兩方說詞的正確性。
由於電影產業具有資源密集性,產製營銷所涉之金錢、人力和市場,多半聚焦於都會
區,片商在有限資源妥善分配的商業法則下,往往只能關注消費人口最集中、消費總
額最高的台北市。另一方面,因台北地緣親近,便於片商派員到戲院抽檢稽核票房實
況,故而台北市場內的發行商與映演業間,具有較為對等的談判地位。所以,台北市
影片商業同業公會(簡稱「片商公會」)與台北市電影戲劇商業同業公會(簡稱「戲
院公會」),早年即存有一定默契,由台北市各家戲院將每日票房數據回報給戲院公會,
戲院公會每週一彙整北市週末票房數據後,提供給片商公會作為拆帳依據。其他縣市
的票房統計並無類似操作模式,導致無從進以統計院線片的全台票房數字。
但是,片商與戲院之間映演收入的拆帳,須以全國票房為計算基礎,此時,台北以外
地區的票房(除了有連線系統的連鎖影院),因無實際數據反饋的窘境,只能在發行
之際,由片商與戲院預先就影片的市場取向,進行票房數據的評估、談判。亦即,原
則上台北市以外其他地區的票房總合,是台北市票房的兩倍。但若影片取向相對符合
非首都區觀眾品味所好時,在可以預見其他地區票房形勢樂觀的前提下,則可用超過
台北票房兩倍的倍數計算之,並進而推估出全台票房數字。
此外,票房收入的拆帳方式,又分為「比例拆帳制」與「點數拆帳制」。前者是依照
事先約定的比例,直接就票房營收來分配收入;後者則是以台北市票房千分之一到千
分之十不等的計算分潤金額。因此,台北市以外地區的「真實票房」數字,從不是片
商與戲院間的拆帳計算依據,戲院也缺乏據實統計票房並回報給片商的動機。故而,
無論全台灣票房再怎麼熱賣,都無法精確反應出片商應有的真實收益;片商礙於市場
生態中相對弱勢的困境,亦難以挑戰由來已久的利益分配模式。
二、藥石翻至?電影票房資訊揭露制度的萌芽契機
片商與映演業者因對電影票房資訊掌握的不對等,衍生諸多紛擾,片商往往大感不平。
在產業鏈中擔任攝製環節的片商,一旦難以從市場上獲得合理收益和效用反饋時,自
然會使片商卻步於未來的電影投製。如此多年沉痾,過去長期未見政府單位正面、積
極的因應,何以在近年態勢丕變,文化部被期待「能為」,而其主觀上也「願為」?
若只將此歸因主政者更迭後的新思維,難免過於淺薄、草率。筆者認為,制度之所以
能水到渠成,不能忽略時代背景下的各種主客觀因素。
(一)、科技與大數據時代的刺激
從 1994 年開始普及的互聯網,以及近年人手一支的智慧型手機,交織成「資訊爆炸」
的時代。在科技推波助瀾之下,資料高速產生,也易於蒐集取得,進而利用電腦的高
速運算,便能在巨量、多元、動態的資料中,分析其中的關聯性,發掘價值。大數據(
Big Data)轉換下的商業智慧(Business Intelligence),不僅廣泛運用於消費行為解
析、廣告露出效果即時偵測、金融證券投資分析等商業決策,也有助於公共政策分析與
社會治理[4]。
這股新趨勢亦反映在電影產業,例如美國的Te Numbers、英國的Epagogix公司,透過
累積數十年的商業電影數據庫,可建立穩建的票房評估模型,藉以預測電影票房、輔
佐產業鏈的投資金流判斷。其中,最為基礎也最受仰賴的資訊,莫過於票房統計資料。
結合不同時間點、地區、排片方式等控制變因,系統性分析電影票房數據,不僅有助
於瞭解市場走向與潛力點、即時調整映演中電影的經營策略,亦能作為未來新片籌劃、
集資的參考。
數位時代下,大數據經彙集分析所創造出的新型商業模式,深深影響電影籌製計畫的擬
定、資金徵募的計畫,乃至於發行階段的映演方式(上映地區、廳數、銀幕數等)商議,
電影產業自然對於票房資料求之若渴。又根據跨國會計師事務所普華永道(Pricewater
houseCoopers,簡稱PwC)的《2016-2020 年全球娛樂及媒體行業展望報告》[5]顯示,
電影業的產值成長率為全球娛樂及媒體產業的第三名,潛在商機益發可觀。可想而見,
產業施加予政府的壓力(或說殷殷期盼)勢必日漸升高,政府無法再輕忽此一議題。
(二)、國家理論與公共行政任務型態的轉變
以立法、公權力手段賦予票房資訊的公開化,毋寧是國家文化政策的具體展現,由《電
影法》歷來修法的譜系,不難窺見國家文化治理權面對電影時立場上的遞嬗。早期《電
影法》側重於「管制」,國家一方面對電影進行內容審查,握有詮釋的話語權,抑制
不為高權者所喜的意識形態與價值呈現,同時也引導電影配合國家政策,大興愛國情
操、闡揚倫理道德。
其後,福利國家的政治治理概念逐漸抬頭,因此,國家的電影產業政策開始著墨於經
濟上的扶弱、患寡,以編列預算、給予輔導金的方式進行輔導。近年則開始著墨於「公
私協力」的彈性立場,藉由適度與民間合作、走入市場的方式,達成公務目的。[6]舉例
而言,以國家發展基金(簡稱「國發基金」)投資國片,便凸顯電影除了文化傳遞功
能之外,同時具備商品特色,自然須以投資獲利的評估判斷如何傾注資源,以錢滾錢,
開拓國片的市場品牌。
當國家開始以商業性眼光看待電影產業時,消費者的需求與趨向,必然也是公部門投
資國片的重要分析工具。2015 年《電影法》的修法理由便不諱言,為了推動電影相關
輔導措施,需要有效的數據統計資料,作為政策制訂及電影市場分析之依據,因此賦
予映演業建置電腦票房統計系統,並提供票房統計相關資料的義務。[7]
(三)、電影票房資訊揭露制度成相,與他山之石
為落實《電影法》第 13 條第 1 項─電影映演業應在新修條文施行日起一年內建置電
腦票房統計系統,並提供票房統計相關資料─文化部正式公告映演業者應提供之電
影票房內容、格式及期間等細部制度,並指定財團法人國家電影中心負責對外提供文
化部所取得之資訊。[8]
不過,此制度實施後,無論資訊的正確性、即時性、全面性或取得便利性,仍難以滿
足各界要求;而外國票房資訊如何完整便捷等等比較之語,更是論者常用以檢驗台灣
制度良窳的標準。筆者認為,政策的形成,是各國政治、經濟與文化情事累積的綜合
反映,因此,針砭政策得失良窳時,不宜率爾悉數移植他國形式上的制度,而失卻因
時因地制宜的在地溫度。透過盤點各國票房揭露制度運作模式,和社會經濟背景的差
異,或許能較中肯指出我國現行制度何以異於他國之處。
三、各國票房揭露制度簡介
(一)、台灣電影票房揭露制度簡介[9]
(詳見圖表)
http://i.imgur.com/nKsVJ64.png
http://i.imgur.com/XRq0KbQ.png
註:因本文完成時間,故圖表內容不符目前狀況。
票房揭露方式至12月7日起,調整為每周四公告前週一至前週日正式上映已滿7日之單週
票房資訊以及上映以來之累計總票房資訊。
(二)、中國電影票房揭露制度簡介
中國電影市場擁有第三方票務平台,耳熟能詳的格瓦拉、微票兒、貓眼電影、大眾點評
、淘票票、時光網等票務平台,為了爭取客源,往往搭配高額度的票價補貼優惠,使得
票務平台能取得的票券價格低於現場購買的實體票券,躍升為中國觀眾訂購票券的主
流方式,因此使用率普遍較其他國家高。在互聯網應用具有高普及度下,電影市場呈
現與大數據資料高度整合的型態,民間第三方票務平台便能反應即時、龐大的票房資
訊。此外,2015年10月,隸屬廣電總局下的專資辦(國家電影事業發展專項資金管理
委員會辦公室),也推出電影票房實時數據平台,故目前中國呈現官方民間分流的多
樣票房數據提供模式。
舉例以言,在民間方面,貓眼電影票房資訊,結合自家市占率極高的電子售票系統,
和為數眾多的異業結合戲院,得以提供當日,甚至是隔日已出售的電影即時票房、排
片占比、票房占比與上座率等綜合數據。2017年9月,騰訊微影時代旗下的第三方票務
平台:娛票兒、格瓦拉併入貓眼電影,使得貓眼電影進一步獲得微信、QQ在線的票務
入口支持,[10]與挾著阿里體系巨額資本的淘票票平台分庭抗禮。在「大者益大」的
票務平台合併,並與互聯網巨頭既有用戶資訊逐步整合下,票房數據的廣泛應用性與
商業價值更加彰顯。
又如,與中國前三大搜尋引擎「搜狗」結合的「CBO中國實時票房」,是民間重要的
票房資訊提供平台,其資料來自藝恩諮詢公司,藉由票房監測、統計、分析等方法,
每五分鐘更新當日票房數據,內容包括映演中電影的排片占比(含一二三線城市比
例)、當日票房、上座率、場均人次等資訊。藝恩公司是中國首家娛樂產業研究機構,
監測全國超過 2,500 家影院每日分場票房資料及近千家影院每小時票房資料,結合數理
模型和強大圖表分析功能,快速深入把握市場趨勢及競爭狀況。此外,藝恩公司每年
度都會將「EBOT藝恩日票房智庫數據」、行業深訪、線上調研、二手資料收集等資訊
進行研析,推出付費式的《中國電影產業研究報告》,幫助電影行業從業者更加瞭解
產業發展現狀和未來趨勢,以及電影產業與互聯網、金融產業的融合發展。
至於官方電影票房揭露制度,緣起於2014年6月,財政部、發改委、稅務總局、新聞
出版廣電總局等七部委,為了加強「電影事業發展專項資金」的收繳、使用與管理,
將專資辦打造為具備電影資訊統計、資金結算、監督管理功能的國家電影資訊統計管
理中心,以8,000家影院同時接收和數據入庫、電影票二維碼驗證、平台監控、售票軟
件版本資訊巡檢、網絡代售票務數據的接收入庫和主動抓取等方式,強化全國電影票
務綜合信息系統。[11]目前,專資辦官網每日下午兩點半更新資料,提供「前一日」的
「單日前十名」電影票房、場次、人次、累積票房,供公眾瀏覽。
(三)、日、韓票房揭露制度簡介
日本的電影票房揭露制度,與中國相仿,採行官民並行的途徑。官方資料由經濟產業
省每月以發布問卷調查的方式,向片商及映演業發布問卷,請其回報票房資訊後,再
累積當年資料作成電影產業實態調查報告,分析產業發展狀況。[12]核其政策本質,應
著重於主管機關對於各產業脈動的掌握,據以作為施政規劃的資訊基礎,而非著墨於
票房數據的即時性與真實性的控管,亦不將即時票房視為應公諸細節於眾的資訊。
至於民間部分,主要由集結日本四大電影發行公司(東寶、松竹、角川、東映)的社
團法人日本映畫製作者聯盟,每年1月前發布前一年度的電影票房資訊。[13]另也有其
他民間單位整合票房資訊,定期公布當週或當月票房資訊。
相較而言,日本電影產業環境較無即時資訊的迫切性,傾向就完整資訊進行全面性揭
露與研究,故重點放在票房年度報告。另因票房資訊事涉產業營收與分配,一旦從業
人員故意提供錯誤票房資訊,可能連動性引發主管機關罰款、銀行取消對該公司的貸
款等不利後果,在造假成本過高的情況下,票房數據容有一定的準確性。
韓國電影票房揭露制度,主要由韓國電影振興委員會(Korean Film Council,簡稱
KOFIC)負責,該會隸屬韓國文化體育觀光部,為負責支援電影事業的專門機構。由
於韓國政府從2007年7月起,籌集並運營五千億韓元規模的電影發展基金(基金以政
府出資的兩千億韓元,電影票徵收3%稅費分攤兩千億韓元,以及加上既有的電影振
興金庫一千億韓元共同組成),並從中提撥每年約一百億韓元的資金,投資於各種有
籌劃力和潛力的電影專項。是以,快速、準確的票房資訊,對於KOFIC而言,不僅是
為了營造公開透明、公平合理的電影市場流通環境,同時也有助於國家扶植電影產業、
投資電影攝製時,有客觀市場指標得以依循。
韓國電影政策著重電影產業發展、市場開拓的特色,完全展現在票房資訊揭露的方式。
KOFIC 的電影票房公開查詢系統,直接以「日、週、月、年」為單位的電影成績作為
排行序,揭露上映中電影的發布日期、該期間銷售額、累積銷售額、收入占比、銀幕
數占比等資料,另可指定資料統計的地理範圍為特定區域或全國統計數據。
(四)、美國電影票房揭露制度簡介
美國是全球龐大的電影生產與銷售地區,各產業鏈下的商業機制十分完善,毋庸仰賴
國家介入強制公布票房資訊。早年主要的電影票房資訊來源,為蘭特拉克集團公司
(Rentrak Corporation)和尼爾森 EDI 公司(Nielsen EDI Inc.)。前者成立於1977
年,已是全球最具影響力的娛樂產業資訊研調公司,所涉產業包含電影票房、電視收視
和廣告等;後者在 1976 年成立,業務涵蓋全球高達五萬多塊銀幕的電影票房資料追蹤
分析,但於 2009 年遭前者併購。
美國電影產業匯聚鉅額的投資與融資,尤須大數據分析作為資金運用策略的輔助工具,
在自由競爭市場高度發展的產業環境下,相應的收費型數據研究公司,也在電影票房
資訊的經營上,有卓著的成績。例如:華爾街知名的金融機構康托菲茨傑拉德集團
(Cantor Fitzgerald)推出的收費軟體「坎特(Cantor)」,也提供多元完善的電影票
房資料,供使用者進行各種排列組合的分析。
在產業高度分工的資本主義成熟運作下,美國票房統計機構往往有營業內容的「獨立
性」,亦即,自身不從事電影的投資、製作、發行與放映,或智慧財產衍生商品的營運,
單純透過電影票房資料的收集運用來獲利。為了鞏固數據分析結果的專業品質,也因
為營業項目不受票房高低影響的中立特質,票房數字的真實性自是無庸置疑。
四、給下一輪電影盛世的備忘錄
回首我國電影票房資訊揭露制度的來時路,也環顧各國電影票房資訊揭露模式後,對
於這個承滿多年期待,同時受高規格放大檢視的制度,筆者在此提出以下幾點淺見,
以期國家文化政策能走向更有利於電影產業發展的方向。
首先,在電影產業與科技密切結合,衍生出新型態商業模式的浪潮下,電影票房揭露
制度的運行,儼然是沛然莫之能禦的大勢趨向,筆者也樂見其成。然而,在這股浩浩
湯湯的浪潮下,歷次公聽會、諮詢會議的重點,泰半聚焦於數據揭露方式的政策「實然」
運作模式探討,但在「應然」層次上,似未見政府的充分論述,使得映演業者的資訊
提供,彷若成為一種無待論證的責任。
放諸舉國營利事業,縱有稅收課徵需求而須每二個月申報一次營業稅,卻幾乎未見有
何產業被主管機關以配合政策擬訂為由,賦予「逐日」回報「主要營業項目收入細節」
的義務(搭售餐飲等其他營收除外)。然而,映演業者本有其營業祕密與營業自由權,
國家權力不宜過度涉入,遑論補助業者建置電腦票房統計系統相關費用,也未必能成
為課予其義務的堅實理由。權利與義務是否對等、是否具高度關聯性,均非無疑。因
此,推動電影票房統計公告制度的政策思維,並不能單純從稅賦公平的角度視之。
早在推動制度之際,各方均理所當然將民間資訊視為國家施政所有,在投合當時民氣
的氛圍下,制度快速上路,過程中自然少了較為深度的論述,因此也忽略電影票房資
訊的規範對於營造公平開放、競爭有序電影市場環境的意義。筆者認為,這樣的政策
目的,才是真正價值所在,也能準確賦予國家管制行為的正當性。
其次,官方、民間各有罔顧基本定位的褊狹之處,導致目前的制度欠缺靈魂,闕漏對
於當代產業實況的完整認知,官方與民間擁抱不同的盛世想像。由上述各國電影票房
揭露制度的簡介,應不難窺見,當今主要電影大國賦予「票房數據」的意義和模式運作,
顯然有別,似無絕對的主流必勝方法可考。終歸究柢,主管機關與產業間,除了催生
制度的生成外,更應細緻地將目光跨出單一政策實踐的範疇,將我國經濟、文化的發
展情勢納入整體觀察視角,擘劃出切合我國產業特性的藍圖。
簡言之,美國與中國的電影票房揭露制度,顯而易見地是光譜的兩端。強調高度自由、
資本主義,電影產業的成熟度早就領先世界各國的美國,係交由市場競爭供需去運用
電影票房數據,國家不多加介入、管制;而中國政府將票房的即時與真實性作為高度
控管項目,賦予業者回報、改良系統設施的義務,也端出對違規者的嚴格懲罰規定。
又例如日本政府對於電影產業的控管,係立於產業客觀營運結果的資料蒐集與分析,
作為整體施政所據資料庫的一環;而南韓政府卻是立於「公私合作」的立場,高度介
入產業營運,全力打造高度市場化的環境。當國家對於電影產業的想像有所不同時,
自然會呈現呼應不同價值取向的制度細節。因此,國家將己身置於電影產業裡的什麼
角色?對於國內電影產業未來發展定位為何?其實才是推動制度前的根本核心。
承前所述,制度發軔運作的一兩年間,我國電影產業與中國資金人力合作的合拍案例
漸多,因而常見援用中國電影產業現有模式為標準來批評我國的電影票房揭露制度,
認為政府的步調過於牛步,不符時勢所需。業者的擔憂其來有自,無可厚非,但在缺
乏對本土整體經濟情勢的認知下,有時候,過多未必符合實際的愛之深責之切,反而
是加深官民隔閡的利刃。就此,筆者簡單由兩岸的經濟、政治、文化有何本質上的差異,
據以說明根基於斯土斯民的電影票房揭露制度,何以必然呈現不同風情。
(一)、中國的高度互聯網發展,奠基於諸多各國難以複製的社會背景
蓋中國互聯網技術未必優於主要發達經濟體,但在地大物博、人口即市場的基礎下,
中國互聯網網民規模火速成長,互聯網結合旅遊、娛樂、體育、交通等日常生活所需
的商機,發展出舉世無雙的互聯網經濟態樣,按市值估算,最新的世界十大互聯網公
司,中國便占有四席(阿里巴巴、騰訊、百度和京東商城)。[14]因此,民間公司願意
投注資金開發第三方售票平台、票務系統,以爭取消費者青睞;同時,結合互聯網大
數據資料庫的研究,也成為潛移默化既有消費習慣、開發新獲益可能性的戰略所據。
因此,兩岸在電影消費模式、大數據資料取得與運用上,立基點便有所不同。例如,
台灣二三線城市仍有不少「撕票型」、不走電子票務系統的戲院,在取得其確切票房
資訊的難度上,便高出許多。此外,中國電影映演排片週期,多半僅排定當天起兩三
日內的電影場次,其後幾天的映演安排,自然極度仰賴最新票房情況調整。這種商業
型態也與台灣習慣一次直接公布整週映演場次的模式、步調,有所不同,自然也影響
到兩岸電影產業對於即時數據的需求程度。
(二)政府監控程度有別
根據中國票務系統細則及其他相關法規的規定,影院票務軟體須取得備案證書,才可
進入市場,且每家戲院同一時期只能安裝和使用一套符合國家頒布標準的票務軟體。[15]
在「牌照難求」的特許制度下,保障了票務軟體商在封閉的競爭環境下,能夠擁有相
對穩定的市場,卻也同時間負有高度配合國家政策的義務。故而,中國的第三方票務
平台雖然呈現百花齊放的生態,但數十家之多的線上票務平台,背後提供出票的影院
票務軟體系統,大概僅有粵科(火鳳凰)、華夏滿天星、辰星(中鑫匯科)、中影博
聖(火烈鳥)、沃思達(VISTA)、影合眾新(鼎新)及一九零五(M1905)等七家,
自然也使得中國政府在數據資料的源頭控管上,守備範圍縮小,業者也莫敢不從。反
觀我國在國家權力的使用上相對節制,若非出於極為重要的政策目的,難以對特定產
業進行高度管制。
兩岸無論在國家政體的基本定位、市場環境與經濟態樣上,都存有根本上的歧異,若
罔顧此實情,而空泛地要求我國應採用與中國政府相當的票房揭露制度,恐是緣木求
魚。況且,以中國民間市場上多元、靈活運用的電影票房即時數據資料呈現,作為要
求我國主管機關制度執行的標準,似乎也是錯把馮京當馬涼,表錯情放錯期待的失焦。
綜上,電影票房數據的重要性逐漸受到重視,是個可喜的現象,但數字是不可更易的、
冰冷的,而人的想像和夢想無比溫燙、沒有邊境,如何讓電影票房資料,成為我國邁
進下一輪電影盛世的重要備忘錄,是需要國家與電影產業業者不斷省思的議題。
──────────────────────────
備註資料:
[1]參考《電影法》第13條(中華民國104年6月10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10400067401號
令修正公布全文 24 條,並自公布日施行)。
[2]往年《台灣電影年鑑》,請參考:www.tf.org.tw/publication-yearbook.asp
[3]參見〈《海底總動員2:多莉去哪兒?》北美、台灣瘋海底總動員 票房強強滾〉,
「 Yahoo 奇摩電影」2016年7月11日;〈寒戰2超越寒戰 奪週末及首週票房冠軍〉,
「中央社」2016年7月11日。
[4]可參考 Viktor Mayer-Schonberger、Kenneth Cukier,《大數據》(Big Data: A
Revolution That Will Transform How We Live, Work, and Think),林俊宏譯
(台北:天下文化出版,2013)。
[5]PwC Global Media and Entertainment Outlook: 2016-2020 (2016
PricewaterhouseCoopers LLP.) 參見:pwc.blogs.com/fles/em_outlook_080615.pdf
[6]有關國家任務變遷的法政學理可參考Martin Loughlin, The Idea of Public Law
(New York: Oxford , 2003);劉淑範,〈行政任務之變遷與「公私合營事業」之發
展脈絡〉,《中研院法學期刊》第2期,2008年3月。
[7]參見《立法院公報》,第104卷第44期院會紀錄。
[8]參見文化部105年12月15日文影字第10520459201號函。
[9]資料彙整自文化部文授局影(業)字第1053002479號函。
[10]參見〈貓眼與微影時代握手,騰訊與阿里的文娛大戰才剛開始〉,「中國新聞網」
2017年9月21日。
[11]參見《2014年度事業單位法人年度報告書》,中國國家電影事業發展專項資金管理委
員會辦公室,2015年6月1日
(www.gjsy.gov.cn/ndbgzl/2014/201508/t20150805_50628.html)。
[12]參見経済産業省「特定サービス産業実態調査」
(www.meti.go.jp/statistics/tyo/tokusabizi/)。
[13]參見一般社団法人日本映画製作者連盟「日本映画産業統計」
(www.eiren.org/toukei/)。
[14]參考〈全球網路公司十強:亞洲公司占四席〉,「科技新報」2014年9月17日。
[15]參見〈關於轉發《電影院票務系統(軟件)管理實施細則》的通知〉,中國國家新聞
廣電出版總局「電影電子政務平台」2014年07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