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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餘燼》：創意的新瓶，可惜裝的仍是陳腐的舊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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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完《餘燼》心情實在複雜。確實被一些片段觸動，幾乎在淚腺潰堤的邊緣，比如母子領
屍的段落、結尾小男孩上門對話的部分；但也極不喜歡電影所傳達的對於台灣白色恐佈的
認知。
我並不是認為，不能以警匪懸疑片或復仇故事來講台灣白色恐怖，對於讓遺族以非法私刑
報家仇，乃至於走向極端與悲劇，我也不覺得是什麼邪惡的編排，或是對於歷史事件的廉
價消費，我甚至認為這是對於相關題材，本應值得期待的大膽嘗試。雖然警察辦案的這條
劇情線很「鍾孟宏」，可能不是每個人都會喜歡，但起碼我自己還看得津津有味。只是，
電影對於白色恐怖的受難者和告密者的刻板呈現，卻令我感到厭倦與疑惑。
電影裡，作為家屬被牽連的「石頭仔」一人除外，受難者清一色仍是知識階層：醫師、教
師、藥劑師，且參加的又是讀書會，這種大眾既定想像裡的白色恐怖被鎮壓的結社型態。
對於檔案已大量公開，相關研究、書籍如雨後春筍的現今，要用戲劇呈現一個能代表1950
年代政治案件的典型，仍無法突破這樣的窠臼印象，沒能展現，那個士、農、工、商，甚
至軍、警、流氓皆有人蒙難的時代，更多元的政治犯樣態，實在是件可惜的事。
而比較受不了的，還有電影透過老特務的嘴，將白色恐怖的獵捕對象，輕率、簡單的劃分
成兩種：無辜、純然讀書的理想主義者，與確實想在地方發展組織，以顛覆國家的「真共
諜」。完全不考慮，在真實的歷史中，許多所謂的理想主義者，正是想要達成他的理想社
會，而確實參與顛覆國家的謀劃與行動。因而，電影也就沒能夠更進一步去探究，在那個
吏治不彰、憲法與民主被凍結擱置、時有壓迫、人民生活負擔沉重的年代，顛覆那樣失能
的統治政權與「不法國家」的正當性。
另一個讓人納悶的地方，是電影粗暴的將「自新者」等同於「抓耙子」，而沒有去理解，
白色恐怖年代被情治機構運用、提供情報的人，也有各種類型：有因為各種不同個人原因
、利益糾葛與恩怨而檢舉他人的；也有原本就是情治機構佈建來監控、蒐集事證，甚至誘
人入罪者；當然也有許多是如同電影中的「自新者」。
歷史上這些「自新者」，從被偵辦的「案嫌」轉為協助當局辦案的人，很多時候並不是他
們品行低劣，而純粹是因為，有限的人性經不起審訊者的操弄、挑撥。如果考慮到這點，
對於劇情安排上，復仇者嚴苛殘忍的針對也算曾受難於白色恐怖的「自新者」，卻對於玩
弄脆弱人性的特務本身寬容、嘗試溝通理解，如此失衡的尋仇行徑，就更令人無法接受。
最後，聽著旋律優美的電影片尾曲〈北方來的人〉，不免更加迷惘。如果說，片尾曲在一
部講述歷史悲劇的電影，是具有安魂的作用，那全曲詠唱著「北方來了一群人」、他們「
揮別了母親家園」、「揮別了山河朋友」、「滿身疲憊」、「滿身驚慌」，不確定「這裡
是否是應許之地」，除了試圖讓觀眾同理當年南下流亡的軍民，甚至是「國家」的苦難外
— — 我以為這樣的敘事，在1949年以來，既有的歷史陳述中並不缺乏 — — 恐怕一點
也沒能安撫，電影重點刻畫的，那些只能「在歷史門外徘徊」、「想知道真相，卻始終不
得其門而入」，真正的悲傷靈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