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引述《fifa186 (落葉)》之銘言：
: 本來只想用上一篇回你就好，但覺得有必要把話講得更清楚一些
: 我不會跟你強調因果報應真實性，或跟你講一堆報應的例子
: 這種東西講太多，只是增加你的瞋恚心，反而是在造口業
: 對於現在的你來說，與其說是為「因果」而困惑
: 不如說您是受到「報復」和「心魔」的影響，而起雜念並動搖己心
從自己心魔入手分析確實有勸化意義。
不過或多或少讓我讀來有點覺得有雞湯文的味道。
（或許您本心並非如此，抱歉！）
也許原PO真的是走不出瞋心，那麼勸他放下確實很好。
但原PO提的問題其實是個相當普世的問題：
世間是否有公義？如果遵守道德並無獎懲機制，那還有沒有必要守道德？
這個問題也是許多古人提出過的問題，
也是許多宗教家訴諸來世（不論是末日審判或三世因果）都未必能讓人心服的問題。
會不會有人就真不是因一己之私，
而是觀察到世間善人受難而惡人終身享福，從而發出不平之鳴呢？
這也就是司馬遷在列傳開篇故意用伯夷起始的緣故。
伯夷，一個傳說中的人物，未必有信使可考，身為歷史家的司馬遷很清楚這點。
但孔子（先不論現代人怎麼亂罵，司馬遷內心很敬重孔子的）曾經說過
「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求仁得仁，又何怨乎？」
伯夷、叔齊，根本不會在乎別人對他們壞，他們心胸開闊沒什麼怨。
他們追求自己所追求的，最終也為自己所追求的而死，他們沒任何怨恨。
可真的故事這麼單純嗎？這就是司馬遷提出的疑問。
司馬遷認同孔子所說，伯夷、叔齊的價值觀就是仁，他們不會怨別人。
可是司馬遷採訪到的口傳資料，
卻讓司馬遷懷疑伯夷、叔齊會怨天道：
暴君當政虐害百姓，之後又是以暴易暴用血腥手段的傢伙來打倒暴君！百姓何辜！
（先不論現代考古與翻案，這裡只說司馬遷在他所獲的材料中的認知。）
伯夷叔齊確實不怨別人，但他們留下的詩，難道不是在替其他受害者抱怨嗎？
當然或許你會說，司馬遷這麼寫，是他自己未走出瞋心他自己被心魔矇蔽。
確實王允就是這麼看的，他就覺得司馬遷就是對漢武帝不爽所以寫書洩憤。
「若至近世，操行不軌，專犯忌諱，而終身逸樂，富厚累世不絕。
或擇地而蹈之，時然後出言，行不由徑，非公正不發憤，而遇禍災者，不可勝數也。
余甚惑焉，儻所謂天道，是邪非邪？」
看起來司馬遷對天道的質疑或許就是他自己在漢朝受了一堆氣嘛！
可是我們看事情真的要看這麼淺嗎？
有些事情司馬遷是很清楚的：
有可能他所相信的仁義原則 —— 待人以仁待友以義 ——
雖說是為人好但未必合乎某些人所認可的「天道」。
也就是《莊子‧外篇‧胠篋》而尤其是《莊子‧雜篇‧盜跖》，
藉由「盜亦有道」的盜跖來譏諷守著規矩卻只會傷害自己的夷齊或孔子。
熟悉文獻的司馬遷當然知道這些故事。
（也姑且不論莊子外篇與雜篇是否莊周本人所述，至少那代表某流派的道家。）
而司馬遷把「老莊申韓」歸在同一列傳，
也是他很清楚：
雖說看似老莊守虛靜而申韓主苛薄，
但他們的核心思想都相同：
捨棄情感而依法則行事，或規劃自己或操弄權數酷法來規劃國家。
但，人真的就得走向這種沒感情的政治機器嗎？
這也就是司馬遷總結清楚的地方：
「舉世混濁，清士乃見。豈以其重若彼，其輕若此哉？」
關鍵仍在價值觀的差別。
而仁義守則，正是自己清楚知道不應傷害他者而遵循之，
並不是只是求取長生或奪國的工具。
最終還是得靠當事者自己的警醒，而不是另外有個獎懲來讓人變成規則的機器。
當然，儒家關注此世，道家或法家關注體道或國家機器，
走的路線都未必與佛教的求從紊亂恐怖的蘊縛之網中尋解脫（乃至助他者解脫）。
所以「克服自己的心魔」確實是「修行者」的要務。
不過我個人的體會是，原PO所問亦另有其味，
但未得佛家要旨（我的體會是印度所說的業主要就是行為與結果，也不是獎懲，但欺虐多
了路自然危險是其義），
至於，姑且套用大鬍子老馬的那一套簡化切割法（也未必正確就是），
這業到底是客觀唯心派的模型還是主觀唯心派的模型，
或許也並不是那麼好說清楚的。
所能知道的也不過就是我們能控制的變因確實只在自己主觀方面而已。
（所以同樣質疑天道的《舊約‧約伯記》，
道出了約伯明明行善卻遭惡報，還被別人侮蔑成必定是為惡才會遭神罰，
那種極度絕望的心情，
終究也仍只能訴諸自己的堅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