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遠的“現在時”

作者: stupidduck ((0‵◇′0) Ψ)   2007-01-09 17:45:21
◎李銳
時間和時間感是兩種完全不同的事情。對於我來說,文化大革命十年所留下的
“時間感”是一個永遠的“現在時”。我們這些所謂“共和國的同齡人”,曾經被
稱作是“祖國的花朵”。我們是在一個眼前的神話里長大的。從小耳聞目染,都是
這神話的輝煌和高尚,都是這神話的強大和神聖。等到文化大革命來臨的時候,我
們中的絕大多數人先是狂熱的紅衛兵,接著又變成飄零四方的“知識青年”。原來
以為是要驅趕歷史的,卻最終被歷史所殘酷地驅趕。整整十年,從天堂到地獄的慘
烈聚變,把那個原來深信不疑的神話摔得粉碎。從此,“我不相信”幾乎成為這整
整一代人的精神烙印。
以我的理解,像這樣每十年劃分一個“年級”,只是為了提供一種發言序列的
方便,既不能對作家“劃代”,也無法用來作為對時代的劃分。比如上面提到的文
革就是從上個世紀60年代中期,一直到70年代中後期,跨越了兩個十年。而一種“
共性”的描述也並非是產生文學的前提。比如文革之後的“傷痕文學”,就是一種
共性極強的描述,可那也是一種文學性普遍的降低和喪失。如今世界性的藝術主題
是用身體抗拒理性至上,是以極端的個人抗拒體制的共同壓迫。每一個人都在把身
體的慾望推向極端,每一個人都在強調自己的遠離群體,每一個人都在強調自己對
於道德、倫理的反叛。但出人意料是,當所有的人都亮出身體,所有的人都極端個
人化的時候,你會強烈地看到一種幾乎令人絕望的“共同性”。你會看到,好萊塢
大片的感官刺激,可口可樂罐頭的全球複製,已經成為商業和“先鋒”不約而同的
規律。在上帝和人都“死了”之後,在科學技術和壟斷商品代替了聖經和“主義”
之後,所謂的“先鋒”,所謂的“新人類”正在成為道德倫理的特權者,正在成為
這個以極端慾望為旗幟的“全球化”時代的共謀者。可惜的是,對於歷史的麻木和
誤會,正在成為一些人“標新立異”的資本。大千世界日日常新,以年齡來做“新
”的立足點是件最靠不住的事情。因為人轉眼就會老的,而在轉眼之間更不知有多
少“新人”生出來。所謂“朝如青絲暮成雪”不是唐朝的老李一個人遇到的新鮮事

我相信,任何好藝術好文學都是從刻骨銘心的體驗生發出來的,都是從具體真
實的處境出發的,而不是從抽象的定義裡產生出來的。這個世界上沒有人為了抽象
的人的定義而活著。文學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給我們留下了從“真理”的圍牆裡出
逃的缺口。對於我來說,文革十年所帶來的不僅僅是一種單向的理想之牆的倒塌。
那更是一種雙向的煎熬。作為一個中國人,一個多世紀以來我們被告知自己的傳統
是要不得的,我們必須以全盤西化來求生。包括那個我從小就堅信不疑的神話,也
是從西方取來的“理想的火種”。可這理想的火種卻在十年文革中把我身邊的世界
燒成一片廢墟。魯迅先生說“從別國裡竊得火來,本意卻在煮自己的肉”。現在是
自己的腐肉沒有被煮掉,那團“理想”之火卻已經成了大問題。更為尷尬的是,文
革之後當我們終於可以看看世界的時候,卻又發現所謂歐美的後現代主義的思潮,
正在對自己的價值和歷史展開一場根本性的顛覆和解構。所謂理性至上、科學至上
,所謂“世界的歷史”“人的歷史”的真實性合理性,紛紛在“解構”的批判中倒
塌。“我不相信”的人,落在這雙向的煎熬中,遭遇的是一種徹底的悲哀。
眼下在中國大陸,改革開放帶來的轉機,正漸漸淹沒在權力和金錢雙重的專制
當中。而“金錢”的一翼,正以所謂國際化、全球化的神話淹沒著任何一個可能的
生活縫隙。如今迷信神話的一代不再是“祖國的花朵”,而是所謂的“新人類”。
“身體”和“快樂”正在成為到處流行的新主義。可悲的是,那是一種被雙重專制
取消了靈魂的“快樂”,那是一種被規定好的“反叛”。一個被反覆強姦的人,沒
有恐懼和痛苦,沒有反抗和悲哀,只有“身體的快樂”難道不是最大的謊言?說這
樣的謊言到底是要欺騙誰?讓人感慨的是,在這新神話的漩渦裡,你常常會看到類
似紅衛兵式的亢奮和狂歡。你很難分清所謂革命“紅海洋”的狂潮和喪失理性的追
星族、購物族們到底有什麼精神差異,你也很難分清所謂以“新”為旗的黨同伐異
和血統論到底有多少價值區分。眼看著“太陽底下無新事”的預言一次又一次地重
演,心裡只有無話可說的悲哀。
兩年前,君特.格拉斯先生在諾貝爾獎百年慶典的一個座談會上說,他是在用
“受傷的德語”記憶,是在用“受傷的德語”敘述“失敗者的歷史”。他所說的受
傷和失敗,主要指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德國人的經歷。和德語比起來,一個世紀
的現代漢語可以說是遍體鱗傷。我是在用遍體鱗傷的漢語記憶被大寫的歷史故意忽
略的事情,我是在用遍體鱗傷的漢語記憶被無理性的歷史殘酷淹沒的生命。充滿了
理性和激情的人,到頭來總是要陷入到毫無理性可言的歷史當中去。毫無理性的歷
史淹沒了古往今來不知多少生命。歐洲人的兩次世界大戰是如此,中國人的文化大
革命也是如此。這無處可逃的困境,絕不僅僅是中國人的悲哀。這熬人的悲情,讓
我對冷酷而又無理性的歷史,充滿了深深的懷疑和厭惡。我曾經說過:“我敘述是
因為我懷疑。我敘述是因為我厭惡。”對我而言,文化革命的十年,已經成為我進
入記憶的大門,成為我連接過去和現在的此時此刻。
西元2003年10月21日寫,29日改定於太原。
注:此文發表於台灣《印刻》雜誌2004年1期。
http://lirui1950.blog.sohu.com/2749500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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