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宇文所安
新的《劍橋中國文學史》正在編撰中，我負責編輯第一卷，包括上古至元代文學
部分；耶魯大學孫康宜教授負責編輯第二卷，包括明、清以及現代文學部分。在我的
研究生涯中，我常常一次又一次地回到文學史中。而每次我回到文學史，它都不一樣
了。在這些年裡，文學史領域改變了，我也改變了。我確信我們的理解比以前更加完
善，這不僅是就我們所知道些什麼來說的，而且是指我們知道自己不知道什麼，並且
知道這些我們所不知道的東西的重要性。我們知道怎麼審視以前很少用到的資料，而
在我們熟悉的資料裡，我們也發現了令人驚訝的新東西。我們開始對熟悉的材料提出
新問題，而這些問題其實也是一些很明顯的問題。
在《劍橋中國文學史》中，我寫的唐代文學部分以武則天掌權時代作為開端。我
這麼寫既有文學上的原因，也是出於文化上的考慮。雖然隋代和唐代統治的都是一個
統一的帝國，但它們都屬於北朝後期的文學文化。唐太宗可能曾經希望他創建的朝代
能維持三百年之久，可是他那個時代的近期歷史不容他如此樂觀。近期的各個朝代都
在第二或第三代就開始衰落，最後常常是以一個少年傀儡皇帝的登位而告終。如果太
宗為此擔心過，那麼他的擔心是正確的。唐朝的確在三代之後開始衰落，兩個年輕皇
帝的統治時間也非常短暫。假設武則天可以從心所欲，唐代在那時就該結束了。但是
宮廷政治鬥爭挽救了唐王室。到此時為止，詩歌所擔當的角色和文人的社會、地域背
景都發生了變化。如果我們比較一下太宗時期的詩和武則天時期的詩，這一點就會非
常清楚；而玄宗時期的詩人則常常十分懷念武則天時期的文學文化。
這是一個從新角度觀察文學史的非常鮮明的例子，而且也十分容易實踐。今天，
我要談一些更複雜的問題，這些問題很難被概括進敘事型文學史中。如果能搞明白這
些問題和它們的含義，那麼我們看文學史的方法就會發生深刻的變化，尤其是印刷術
普及之前的文學歷史。
三四十年前，文學研究領域存在著兩個對立的團體：一邊是歷史主義研究和考證
；另一邊則是文學理論領域的新發展。經過過去三十年的變化，這兩個團體以一種新
方式走到一起來了，而這種新方式對以往的理論家和以往的歷史主義考證派來說，都
是相當奇特和出其不意的。新的問題被提出來；這些都是明顯的歷史性問題，但是卻
很少有歷史學家問到過。
在處理這些問題時，考證派和歷史學研究者願意承認我們所不知道的，而不是用
那些工具去支持標準的敘事。理論研究也已經開始被迫面對自己的歷史性。這樣一來
，我們就處在可能是從十八世紀後期文學史誕生以來最激動人心的時期。
文學史是對以往文學文化（literary culture）的敘述。有些人相信文學史的敘
述從整體上來說日臻全面、客觀；在某些領域裡，確實如此。學者們的努力豐富了我
們在很多細節方面的知識，有時我們的知識也確實已經變得更為準確。
在很大程度上，這些進步之所以成為可能是由於技術上的革新，以十九世紀後期
使文本變得更廣泛可用的印刷術之革新為開端，繼之以少見的版本和善本書籍的影印
技術，二十世紀，古籍發行的規模達到雕版印刷時期不可想像的廣泛程度。正如我們
可以從《四庫全書》和其他系列書籍的相繼出版中所看到的，影印在二十世紀依然重
要。更近期，電子文本的出現使更多讀者可以廣泛接觸到各種古籍，這在半個世紀前
還是不可思議的。曾經一度，《四庫全書》只有四份抄本；後來，各大圖書館都有影
印本；現在任何一個學者，只要擁有一份《四庫全書》電子版，就可以搜索到《四庫
全書》中任何一個字詞。有耐心的人還可以下載《四庫全書》的ＰＤＦ文件。這的的
確確改變了知識的性質、知識的傳播。
儘管在知識的可達性方面有了真正的進展，但是在再現過去的其他方面，卻是有
變化無進展。我們很早就已經認識到，我們對過去的再現是經過了現代口味和現代話
語形式的調和仲介的。中國的文學史本身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一千多年來，中國學者都是基本在文學史框架中理解文學傳統的。大部頭的詩話
往往按照歷史順序編排，並且充斥著本質上具有文學史性質的觀察與見解。有描述朝
代、時期和作者特質的一般性陳述，也有理論化的文學史著作。但是正如大家都知道
的，中國在遭遇產生於歐美的文學史之前，沒有現代意義上的敘事型文學史。原因之
一是中國以前沒有一個統一的文化生產領域稱之為“文學”，只有一系列文體，每種
文體都有自己的獨特歷史。
這種現象具有反諷意味。一方面，如前所言，在敘事型文學史來到中國時，中國
對文學史的興趣已經有一千五百年之久，而這種興趣在當時的歐洲卻只有大約一個世
紀。另一方面，二十世紀初開始出現於中國的新的敘事型文學史，在另一種基本方式
上完全不同於中國以往對文學史的興趣，也就是說，這些新的敘事性文學史乃是“中
國文學史”。在國家主義的語境中，政府支持新的全國性學校系統和全國性大學系統
，文學史書寫和中國作為民族國家的新意識變得緊密相連。對過去的敘述被現代人的
意識所仲介，這就是一個顯著的例子；新、舊價值判斷被結合在一起，造就了一種迎
合新政體口味的對“民族國家文化”的敘述。這種文學史敘述與“白話”意識形態結
合在一起，與“白話取代文言”的簡單故事結合在一起，直到今天。
歷史書寫乃是經過現代口味仲介的觀點是比較容易理解的。這一觀點提醒我們，
我們永遠無法客觀地再現過去。但是，事情並未到此為止，我們還是要考慮兩點問題
： 一、現代人的興趣與利益；二、所謂“過去的真面目”。
近年來我們看到，某種歷史事實因為受到現代人興趣與利益的仲介而在歷史書寫
中變形這一簡單的二元模式已經開始瓦解。我們實際上擁有的不是兩個時刻——過去
的真面目和現在，而是一系列複雜的仲介過程，這些仲介過程聯繫起了過去和現在。
一個過去的文本流傳至今要經過許多層面，而其中某些層面對文本產生了至關重要的
影響，以至于我們觀察過去的唯一途徑就是通過前人的視角。
近年來，學者們開始通過研究“接受史”或“經典的形成”來著手處理這些問題
。這些研究仍然重要，不過已不再居於學術研究的最前沿，因為這些研究不能解決真
正的問題。我們不能對接受史做出“客觀”的敘述，也不能對經典的形成做出評論，
因為我們所擁有的知識以及我們擁有這些知識的途徑，都正是由接受史或者經典形成
的歷史所塑造成型的。
有時人們會誤解“仲介”（mediation）的概念。“仲介”不是說我們所知道的
是必然錯誤的或必然正確的，它僅僅意味著我們擁有的材料是在歷史過程中被前人選
擇和定型的，而那些前人的動機既不同於我們自己的，也不同於材料產生時期的人們
的。這裡我們得出三點結論：一、我們常常發現一些建立在不能成立的假設之上的判
斷；二、後代保存適合他們口味和觀念的文本，而聽憑那些挑戰這些口味和觀念的文
本佚失；三、後人任意塑造前代流傳下來的文本，使這些文本符合他們的觀念與信仰
，用他們自己的見解和標準“修正”前代。我們擁有很多事例，從中可以清楚地看到
這些過程留下的痕跡。在另一些情況下，我們可能看不到這些過程留下的跡象，但這
不表示那些同樣的過程不在這些情況裡運作。
讓我給大家舉一個例子，看看中國文學史中的一個時期如果按照另一種口味和標
準進行材料取捨，會和現行文學史有些什麼不同。我們都知道，敦煌對唐代詩歌研究
來說有極大的價值，它為我們提供了很多佚詩，也提供了對唐代手抄本文化的直接感
知。如果敦煌大大擴展了我們對唐詩的理解，從反方向提問也很有用：也就是說，如
果我們所擁有的唐詩全部來自敦煌，情況又會如何？如果是那樣的話，高適就會成為
最重要的唐代詩人，其次便是王梵志；李白會有一些詩流傳下來，杜甫則將完全不存
在。至於晚唐，我們看到的會是張祜的某些詩，而不是李商隱。此外，邊塞主題將主
宰我們對唐詩的理解。在敦煌圖書館，我們看到地方口味如何影響了文本的保存。
下面讓我回到這個基本問題：如果我們不能對過去做出“客觀”的敘述，那麼，
我們該如何對過去做出一個“比較好”的敘述呢？這樣一個敘述應該講述我們現在擁
有的文本是怎麼來的；應該包括那些我們知道曾經重要但是已經流失的文本；應該告
訴我們某些文本在什麼時候、怎麼樣以及為什麼被認為是重要的；應該告訴我們文本
和文學記載是如何被後人的口味與利益所塑造的。換言之，文學史應該總是“史中有
史”。這在概括性的敘事中很難做到，但是在具體研究中卻是一個非常實用的原則。
下面我會在一系列小標題下討論這些問題，每個問題我都會用具體的例子來加以
說明。每個例子都會針對古典文本的標準闡釋和現行理解提出問題。首先我要談的是
歷史知識本身以及不確定性的重要。
不確定性
大量的文學史研究致力于把知識變得更為確定和精確。作為一個總的目標，這並
沒有錯。但是這個目標常常使得學者做出想當然的判斷，或者在本來沒有確定性的情
況下強求確定性。實際上我們不確定的東西有很多，而且可能永遠無法得到確定的答
案。還有很多我們不假思索地接受下來的東西，當我們再檢視一下文本證據，就會變
得疑問重重。
問題在於，我們一旦對以前認為是確定的東西表示懷疑並把它們置于不確定的領
域，這個文本就會變得十分難讀。一首詩可以一字未變，但是我們對它的感覺卻不一
樣了。
假設我舉曹植現在最有名最受歡迎的詩之一《野田黃雀行》（“高樹多悲風”）
為例。翻開任何一個曹植集的現代版本或者一部詩歌選集，註解都會告訴你這首詩講
述的是曹植的好友丁儀被曹丕處死而曹植不能給予援手，“利劍不在掌，結交何須多
”，這首詩在這個歷史背景下讀起來很動人（另一首首句為“置酒高殿上”的《野田
黃雀行》曾經很有名，《宋書樂志》和《文選》都分別收錄）。
那麼現在假設我告訴你，這首詩最早的資料來源是郭茂倩的《樂府詩集》，也就
是說，在這首詩（姑且假定的）寫作日期九百年以後。當然曹植的另一些詩也有同樣
情況，不過《野田黃雀行》的例子和它們有所不同之處在於，曹植其他每一首初次完
整出現在《樂府詩集》裡的詩，都曾在一些更早的資料裡得到片斷引用，比如類書、
箋注等等。但是在十二世紀初《樂府詩集》編撰之前，卻沒有這一首詩存在的跡象。
既然曹植如此受人仰慕，詩句常常被人引用，那麼為什麼這首詩從未被提及呢？它收
在曹植的全集裡，但我們現有的曹植作品都是從更早的資料裡輯錄出來的。簡言之，
如果我們看一下文本流傳的記錄，就會發現能夠支持這首詩的真實性的證據，少於任
何其他一首繫于曹下的詩。
現在假設我繼續告訴你，除了明代幾處個別引用之外，這首詩從未引起過任何特
別的注意，直到郭茂倩之後五百年，王夫之說這是曹植至今仍然值得一讀的兩首詩之
一。但王夫之沒有對此多加解釋。王夫之以後，清代的評論家們開始對這首詩發表評
論，但是他們都沒有把這首詩和丁儀的情況聯繫起來讀。他們認為詩中黃雀乃曹植自
喻。直到十八世紀中期，我們才開始看到對這首詩的闡釋發生傾向於現代闡釋的根本
變化，朱乾的《樂府正義》和張玉谷(一七二一至一七八○)的《古詩賞析》都提到此
詩乃“自悲友朋在難，無力援救”。然而，即使在這兩本著作中，論者也沒有具體說
明在難的友朋是丁儀。但無論如何，這首詩的現代解讀是到十八世紀才開始初現端倪
的。
把這首詩視為對丁儀入獄發出的感慨，是一個令人滿意的歷史故事，這種故事使
得全詩頓時神采飛揚；一旦做出這種闡釋，每次這首詩被收入選集，這種闡釋都會被
重複，而這首詩也確乎常常被收入選集。可是，我們必須認識到：這首詩的現代標準
闡釋，直到這首詩的傳說寫作日期的一千五百多年後才出現，而這首詩乃暗指丁氏兄
弟命運的具體歷史性闡釋，則到更晚才出現。
在此我要申明：我不是說這首詩是偽作。我只是說，和曹植大多數詩相比，這首
詩的真實性特別缺乏足夠的文本證據（更何況曹植的很多其他詩，我們也有理由去懷
疑）。我也不是說，這首詩一定不是為了丁儀下獄和處死而作。我是說：這樣的闡釋
，除了看似可信和具有吸引力之外，沒有任何證據。我們在此看到的是一個很常見的
過程：有人為一首詩提供了一種吸引人的闡釋；這種闡釋大受歡迎，最終仿佛成了這
首詩本身的一個組成部分；為了讓這種傳統闡釋成為可能，現代學者甚至做出種種企
圖調整作者的傳記。換言之，這是為了產生想要的結果而整合證據。
在曹植詩的例子裡，我們看到一首真實性值得懷疑的詩和一個值得懷疑的闡釋背
景。我們該怎麼辦呢？我們是不是從所有詩選中去掉這首詩呢？這是一首好詩，這種
闡釋使這首詩很有感染力。如果學者們欣賞一首詩，也喜歡傳統的闡釋，他們常常試
圖證明這首詩是真的，傳統的闡釋是對的。這種態度是錯誤的。處理這些問題的時候
應該胸無偏見，也沒有什麼想要竭力證明的東西。在很多情況下，就像是曹植《野田
黃雀行》這種情況，我們既不能證明這首詩一定是曹植所寫，也不能證明這首詩一定
不是曹植所寫；既不能證明通行的闡釋是正確的，也不能證明通行的闡釋一定是錯誤
的。我們必須學會接受不確定性。
不確定性和懷疑是有區別的。懷疑會竭力搜索證據。懷疑總是在尋求確定性。不
確定性是一種我們不得不接受的情況。與不確定性相關的是概率和可能性。這不是說
一切都是不確定的；我們當然確知很多東西，但是我們需要回過頭去重新檢查現有的
證據。
當我們尋找概率和可能性而不是證據的時候，出現了新的問題。我們必須儘可能
地查看文本流傳的物質條件和文本生產的社會條件。我們要問一個文本是怎樣流傳下
來的，而關於現存的文本，我們要問一問，我們是怎樣以及何時開始認為一些文本比
另一些重要的。我們要研究文本的物質性流傳，資料來源的質量和性質，異文，關於
作品質量的判斷是什麼時候做出的，以及某些闡釋是什麼時候做出的等等。我們還要
問作品在當時是如何流傳的。當這些問題被提出後，常常會改變我們理解一個文本的
方式，有時還會從根本上改變我們的理解。
後代如何決定我們對前代的理解
我們無法直接接觸到文學的過去。我們與它的接觸經過了前人的仲介。當我們開
始檢視文學史中的歷史，我們常常會看到前人留下的痕跡。
基於很多原因，五世紀和六世紀初——即宋、齊和梁三代——是一個重要的時期
。它的重要，是因為我們對中國早期文本歷史的了解大都是經過這個時期的編撰活動
傳下來的。他們構造了經典，決定了什麼是重要作家和作品；而且看來在很多情況下
，他們或者決定什麼文本被保存，或者通過特別注意某些文本而給予這些文本一種“
生存優勢”。這些南朝文人有修養也有學識，為北朝後期文化建設設立了標準。南朝
和北朝的確存在相互的文本交流，但是幾乎沒有人會否認南朝建康的文學團體是建構
唐前文學傳統的中堅力量。
我希望我們都來問一些這樣的問題：我們確知什麼？不確定的東西的概率是什麼
？我們的知識是如何被別人的判斷所仲介的？
讓我先舉一個簡單的例子，然後再談一個更複雜的例子。當我們談到詩歌的歷史
時，我們傾向於集中在漢、魏和西晉的五言詩上。雖然有一些著名的四言詩，但這個
體裁被認為是比較不重要的。而當我們察看保存下來的早期詩歌時，五言詩的確處於
主宰地位。
除了阮籍全由五言詩組成的《詠懷詩》以外﹙有幾首真偽可疑的四言詩﹚，從魏
和西晉我們似乎只有兩個比較完整地保存下來的別集：《嵇康集》和《陸雲集》。因
為其他詩人的別集往往是全部或者幾乎全部由已知資料裡引用的文本組成的，這些文
本來自選集、類書、評註等等。然而《嵇康集》和《陸雲集》本身就是他們現存作品
中很大一部分的唯一已知來源。
與這個時期其他詩人相比，《嵇康集》和《陸雲集》有另一個明顯的特徵：它們
的詩很大一部分都是四言詩——嵇康一半以上的詩以及陸雲幾乎所有的詩。很偶然的
，我們也有幾卷從初唐時期的龐大總集《文館詞林》裡保存下來的四言詩，這些四言
詩有很多是這個時期的著名詩人寫的，沒有保存在其他地方。
這向我們表示，四言詩在魏和西晉比文學史通常所承認的要重要得多。我們對西
元三世紀詩歌史的認識，似乎被劉宋以後對五言詩的偏愛徹底歪曲了。除了我們現有
的完整別集之外，保存下來的四言詩和它們在當時的實際寫作數目完全不成比例。正
因如此，我們現有的這個時期的詩歌史描寫的不是魏和西晉的詩歌世界，而是五六世
紀人眼中所看到的詩歌史。
下面講到較為複雜的一個例子是《古詩十九首》。
早期古詩中可能沒有比《古詩十九首》更重要的代表了。大家都知道它們最早出
現在《文選》中。除此之外我們還知道些什麼呢？我們知道陸機在三世紀後半期模擬
了十四首無名氏的“古詩”；那十四首“古詩”有十二首作為“古詩十九首”的一部
分出現在《文選》裡。陸機有十首擬作跟原作極為相似，以致我們可以肯定地說：即
使陸機看到的“古詩”原作不是與《文選》版本完全相同，至少也有與之十分相近的
版本。我們知道陸機的弟弟陸雲提到過陸機對“古五言詩”的興趣。《世說新語》曾
提及古詩中之“最佳”，雖然我們不知道這指的是一個特定的集子還是一般意義上的
“古詩”。我們知道，無名氏古詩作為一個整體的集子出現在六世紀初期，《文心雕
龍》和鍾嶸《詩品》都曾提到，而且我們從鐘嶸的評論裡獲悉曾經存在過這些在當時
流傳的“古詩”共有五十九首，因此我們現有的只是原來“古詩”整體的三分之一左
右。
蕭統是如何從當時流傳的五十九首“古詩”裡選出十九首的呢？我們當然可以很
容易地說他“選了最好的”，但是整個過程似乎更為複雜，有賴於他人的判斷。鍾嶸
稱讚陸機模仿過的那些詩和另外三首詩。蕭統則從陸機模仿過的十四首中選出十二首
，鍾嶸稱讚過的另外三首中的兩首，以及《世說新語》中作為古詩之“最”而單獨列
出的那一首。換句話說，僅憑我們有限的資料，我們也能看到十九首中的十五首是如
何被挑選出來的。這裡最有意思的是，陸機的擬作顯然變成了選擇的標準。
更能說明問題的是鍾嶸對被排除在外的四十首詩的評價。他稱它們為“總雜”，
這個詞暗示了偽作的可能，似乎摻雜進不夠“純粹”的古詩材料。換言之，六世紀初
人們對無名氏古詩“應該是什麼樣子”的感覺，以及陸機擬作給某些“古詩”帶來的
殊榮，這共同造就了我們現有的《古詩十九首》。
曾經一度有五十九首無名氏的詩一起流傳于世。早些時候這些詩一定因為看起來
好像屬於同一個類型而被組合在一起；但到了六世紀初，其中一些詩被視為“總雜”
而遭到排除，另外一些則得到保存。我們要問的是：導致這種區別的因素是什麼。在
此鍾嶸又幫了我們一個忙，他告訴我們：他的一些同時代人認為無名氏古詩作於建安
時期。鍾嶸本人希望這些“古詩”屬於西漢，這樣一來它們就可以作為當時剛剛發展
起來的五言詩史的一部分。這裡我要補充一句：我們沒有任何證據表明無名氏的古詩
早於建安時期。這不是沒有可能，但這是不確定的。
就我們現有的證據來看，以下的情況是可能的：也就是說，曾經有五十九首詩在
一起流傳于世，其中有一些看起來好像是知名作者創作的建安詩歌，有一些則不一定
看起來是屬於那種類型的。鍾嶸和蕭統選擇了那些最能支持“古詩早於建安”這一主
張的詩作；剩下的便是所謂的“總雜”。這是一種可能的情況，可以拿來解釋我們現
有的文本證據。但是我們不能完全確定這種情況的真實程度。所有的“古詩”可能都
來自早自早于時代的東漢時期，也可能是建安時期才創作的，甚至有可能是魏代創作
的。
我們在此所確知的，就是重新審視文本證據帶來的不確定性，這種不確定性最終
瓦解了標準的文學史敘事，因為標準的文學史敘事認為無名氏古詩最早出現，而且早
於建安時期（人們已經基本不再相信所謂“李陵蘇武詩”的真實性）。當然了，六世
紀的建康學者們可能不是完全沒有道理，但是他們如此敘事自有其動機，我們對之也
十分了然。傳到我們手裡的文本證據，早已被整合過了。
這個過程很常見。後代都是根據他們自己對於過去“應該是什麼樣”的觀點進行
整理、保存和編輯的。我特別喜歡的一則軼事是關於北宋學者宋敏求如何編撰孟郊詩
集的。宋敏求告訴我們他在編撰過程中使用了哪些抄本，又如何把這些抄本合併在一
起，最後補充說，他剔除了那些“體制不類”（孟郊）的詩。我們現在讀孟郊詩，發
現孟郊的風格果然具有驚人的一致性，但我們不知道這應該歸功于孟郊呢還是應該歸
功于宋敏求。
《讀書》2008年第0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