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報] 你國到底是制度不行還是文化不行?

作者: vikk33 (陳V)   2022-05-24 10:00:10
你國到底是制度不行還是文化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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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說黨和粉紅眼中的「反賊」有個門檻的話,這個門檻便是認識到中國的問題不是某個
領導不行,而是換了領導照樣不行。
那怎麽才能行?於是「華人」反賊們就分裂了。制度論者認爲貴國即使文化有問題,根本
還是制度不行,必須改變制度才有救;而文化論者認爲貴國制度固然不行,但根本還是文
化不行,蒼蠅不叮無縫的蛋,「共產黨是執政的中國人,中國人是在野的共產黨」,基本
沒救,唯有殖民或核平。但撕來撕去,水火不容的制度論者和文化論者其實都在自説自話
,刻意回避有利於對方的歷史依據和現實經驗。
兩方其實都錯了,因爲制度和文化顯然是雞蛋互生的關係,既沒有先後,也不可能單獨脫
離對方而存在——本文會首先向你詳細展示制度和文化是如何互相生育的——然後回答最
初的問題:怎麽才能行?
答案很明確:打破惡性循環和建立良性循環的法門只可能在循環之外——民族發明。因爲
共同體的劃分是先於一切政治行動的。國體、政體、政黨、法律、文化只是施工隊和建築
材料,民族構建才是建築師和結構工程師。錯誤的民族發明是一切次生災難的初始條件和
邊界條件。只有「中國」這個建構和它的政治實體不復存在,遠東大陸各地的制度和文化
才能發生改變。
一、制度論的優美與孱弱
制度論本身有明顯的道理。東西德、南北韓、甚至同一個行業的國企和私企不但各方面表
現大相徑庭,甚至文化都存在明顯的差異,這當然離不開制度的直接作用。用王展博士總
結阿姨學精髓之一的名言來說:「戰爭塑造憲制,憲制孕育文化。」如果制度是雞,那麼
文化就是它下的蛋。
但論及如何開啓一個好的制度時,「華人」制度論者往往身兼進步人士、中華文化衛道士
或國粉(國民黨或精神國民黨)的多重身份,大談公民啓蒙、和平理性、憲法設計、四七
法統、再造聯邦云云,選擇避開戰爭造法和大帝國解體在良性制度產生中的關鍵作用,過
於「愛與和平」和中國主義了。他們喜歡說:
「中國只是缺一個好的制度。同爲儒家文化圈的韓國和台灣的民主轉型一定會發生在中國
大陸,我們要有信心和耐心。」
這種令人捂臉的幼稚和清新並不奇怪,因爲當代東亞主流知識分子的認知框架是章太炎、
梁啟超、戴季陶那一代中國發明家和冷戰時期華盛頓抗蘇外宣的民主進步神話塑造的,因
此他們演繹的制度論對中國問題的解釋力過於羸弱。
當制度論者援引臺灣、韓國和平轉型的成功經驗時,會把它們歸功於是知識分子啟蒙工作
的日積月累,和被啟蒙的公民努力抗爭上街遊行的成果。這種認知圖景,化用小米的創辦
人雷軍的那個經典比喻來説就是:站在風口上的豬還以爲自己會飛。
韓國、台灣的和平民主化,真相更接近以下三個原因的總和:
1 作為冷戰中西方自由陣營的一份子,內政受到西方的旗艦——美國的高度約束和威懾。
威權政府聽從民意,抗議民衆也貶抑己方的武力,共同完成和平轉型的表象的背後,恰恰
是至高無上的仲裁者美國、美軍提供的武力和秩序。鬥爭雙方既都要維護太上皇的面子、
華盛頓的決策者也一定不允許美國和自由世界在道德形象上輸給蘇聯;
2 威權主義政權(台灣的例子指李登輝政權而非列寧主義國民黨)的地主資產階級性質和
自由民主制度是相同的,因此容易發生彼此轉換,但極權主義政權的無產階級性質則和自
由民主制度完全不同。後者的權力核心是反社會恐怖分子和犯罪集團,背負著體面社會的
尸山血海,更難以主動放棄政權束手待斃;
3 臺灣、韓國都是小國,更容易實現內部的合作和妥協,符合解體論。
第二點的意義比进步派所想象的更大,因為從毛澤東晚期到習近平早期的中國,在西方陣
營看來也是自己的反蘇和反恐盟友(在中國看來是中美關係正常化、改革開放、悶聲發大
財、中美夫妻、G2)。華盛頓想對中國如法炮製台灣和韓國的民主轉型,以為用相同的方
法可以在中國製造一個中產階級社會、發動民小公知寫普世價值文章和群眾上街遊行三步
走,同時約束和威懾北京政府的行為,但無論是華盛頓,還是愛與和平的民小,都慘遭「
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和久經考驗的共產主義戰士」鄧小平和習近平的打臉。可見誤把極
權當成威權而付出的代價不可謂不慘烈。
第三點的意義也比近乎全部讀者所想象的更大,因為東歐的前共產主義政權絕大多數都民
主化了,俄羅斯的民主化卻徒有其表——正在進行的烏俄戰爭就是明證。為什麼?因為蘇
東波的各國中,俄羅斯和蘇聯一樣仍然是一個帝国。帝國和自由只能選一個。熱愛
Mother Russia而非自己真正的諸羅斯家鄉的人口接受了錯誤的民族發明,所以大多數人
選擇了保衛帝國和放棄自由——顯然,在從事民族發明的知識分子面前,從事普世價值的
知識分子的文章和著作不符合大眾胃口。更重要的是,後者並不知道自己其實也是前者的
無症狀粉絲。如果前者恰巧發明了小民族,那麽后者就可以狐假虎威;反之如果前者發明
了帝國民族,后者做夢也想不明白爲什麽自己祖國的人民會如此愚昧冥頑。
同樣的,鮮卑契丹蒙古和滿洲征服者沒有改變「中國」,也是因為不符合解體論的原因。
由於被征服者過多,早期軍事統治階級的封建共和制度很快被大一統費拉士大夫的削藩「
智慧」和降擄的財富腐蝕成徹底的秦政,給了「文化論」活躍的舞臺。
二、文化論的野心與局限
文化論當然也有其道理:爲什麽一些西方企業的無條件退換貨制度在中國馬上就被玩壞了
?顯然沒有文化水土的制度就像摘下來的鮮花一樣迅速枯敗,和廢紙沒區別。人類大多數
制度是不成文的,依靠分散在全社會的無法記錄的默會知識運行。小到宗教團體和家庭内
的規則制度,大到國家政府的組織運行方式,莫不如此。以英國為典型的自由政體是歷史
和現實博弈的演化產物,本身即是一種習慣和文化,而不是啟蒙和理性設計的結果——這
種習慣和文化對美國社會和政治的塑造,也被崇拜美國國父的制度設計迷戀者們大大地低
估了。當代民主國家内部能夠支撐其制度運行的社會基礎也完全脫離不了文化本身。比如
,你會認爲神話中和歷史上哪些人是英雄,哪些人壞蛋?爲什麽?你的家中和街心樹立的
雕塑、廟宇、殿堂内紀念和供奉的都是什麽樣的古人和神祇?人們爲什麽要紀念他/她們
?——這些無疑是文化,讀者卻很容易理解它在制度背後起到的作用。如果習慣和道德觀
念不是文化,什麽才是文化呢?那也許就只有藝術了。但話説回來,藝術都是主動被動地
為政治服務的。
歸根結底,普世價值、自由民主、人性化服務他人的制度是西方文化的一部分,甚至不是
最內核和底層的部分——就像冰山露出水面的部分只有十分之一一樣,支撐西方列國憲制
的武士階級、廣大鄉民的日常思想和行為,更多是基督教小共同體的道德訓誡和祖傳的社
區、小邦國的政治參與習慣塑造的。默會知識無法通過書本習得和自上而下的命令建立,
只能來源於社區生活的實踐。
因此我們可以説,如果文化是蛋,那麼在知識分子看來最燿眼的成文制度就是它孵出來的
雞。
斯賓格勒的文明季候學是文化論的集大成,超越了很多膚淺的後來者。但斯賓格勒本人也
因此過於文化論色彩和宿命論了,思路很多時候被西方文化的符號迷惑,沒有觸及德性、
小共同體、憲制三元耦合的機理。阿姨學結合了英國歷史經驗主義的營養,在斯賓格勒的
基礎上把制度演化的邏輯和文化季候的演進統一了起來。於是當我們回頭再看,「制度」
vs「文化」的永恆爭議就變成了一種先有雞還是先有蛋的偽問題——
處在年輕季候的文明是小共同體本位的(人們眼裏只有血親和鄰居才是同胞,遠處的人不
是),精英、戰鬥力和財富沉澱在本鄉本土,政治博弈各個主體的利益也在本鄉本土,熟
人之間的反復博弈形成高度的默契和道德自覺。這樣的社會即使能夠橫向聯合組成國家,
憲制上也只能(或必然)是分權製衡的;文化上則體現為宗教虔誠、相互信任、勇武善戰
、男不懼死、女能生育。類似《大憲章》的封建各等級博弈文件在當時的歐洲大陸也比比
皆是,並不具備真實意義而非進步史觀符號上的特殊地位。這種制度和傳統習慣有利於穩
定預期和財產權的保護,因此造成人口、經濟和技術的長久發展。由此帶來的戰爭壓力、
市場需求、啟蒙主義、個人主義、平等主義的盛行,導致憲制的中央集權化和土豪的遊士
化。精英和財富離開本鄉本土和私人團體,開始漸漸集中到中央政權和公共事務層面,後
果在政治上體現為官僚主義、地方自治衰落、絕對主義王權或多數暴政式民主、甚至極權
主義和大一統;在經濟上就表現為高稅率、通貨膨脹、官商與民爭利、國家政策的機會主
義、官僚主導而非社區內部的社會主義、財產權的瓦解;在文化上就體現為知識分子崇拜
取代了宗教信仰和武士崇拜、理性對道德和理性自身的解構和批判、流氓無產者橫行、男
性戰鬥力和女性生育率的衰竭。文明因此衰落和死亡,被年輕的異族征服、消滅或同化。
新的一輪文明季候重新開始。
中國社會尤其是它的核心區,就是這種N重晚期文明的殘渣。自秦帝國軍事統一諸夏,華
夏文明季候入冬後,由於地理的偏遠閉塞和幅員遼闊,殘餘的人口和文化沒能被歷次入侵
的異族消滅和同化,反而不斷腐蝕掉年輕的異族征服者。「支性」或中國文化是典型的晚
期文明特征:最高級的精英是手無縛雞之力的做題家,流氓無產階級可以通過赤裸暴力成
為統治者,費拉民眾缺乏自組織能力和意願(甚至家庭都無法維繫),雖然精於算計但只
會考慮短期利益,不相信一切宗教和道德規範的絕對性,追求穩定生活和小確幸、遠離軍
事、跪舔權力、投機鑽營、肆意欺凌更弱小者。——然而不只是中國,在所有缺乏有機共
同體和穩定預期的費拉社會中,這些特點都是普遍存在的。貴族是青春文明全民的老師、
無產階級是費拉社會全民的老師。
但是,文化論者看到現象卻不知其所以然,很輕率地用貌似正確的姿勢得出了錯誤的結論

「法拉盛就是中國人有了民主制度的樣子。」
「你以爲沒了共產黨,中國人就能像台灣那樣?像香港那樣?其實沒了共產黨,就成了池
袋北西口。」
這些話看似機靈,實際上并沒有意義,因爲美好的生活形態是社區的產物,社區是土豪(
有機知識分子)依據正典耕耘群衆和物質環境的苗圃。社區是社會的細胞,土豪是細胞核
。社區發達的社會,製造業和旅游資源就發達;社區解體的地方都會髒亂差臭丑。在自由
國家,大城市產生貧民窟是普遍現象,如香港的九龍城寨、洛杉磯的康普頓和紐約的哈萊
姆和布魯克林。因爲無論族裔,大城市由於人口的流動性大,都是發生社區解體最嚴重的
地方,儅局部形成上層逃離——社區劣化——上層加速逃離——社區加速劣化的惡性循環
的時候,貧民窟就會形成。中國主義者(華人)的社會在這個問題上尤其嚴重,唐人街和
法拉盛就是低華貧民窟。由於法拉盛來源於共產中國,質量又比唐人街更差,基本就是中
華人民共和國五綫小縣城的複刻。原因不外乎華人精英無論在家鄉還是海外都沒有組織和
維繫社區的傳統與能力,高華或者是純經濟動物,或者就是熱愛抽象的中國,身體卻很誠
實地遠離華人群體而索居,住在其他族裔的高級社區裏,享受著免費的秩序和風景。
然而我們不要忘記,遠東的非西方殖民地在淪陷前也產生過徽州這樣相對高級的地方,因
爲那裏社區自治的相對發達。這樣精緻美好的共同體在帝國的邊疆和山地地帶尤其豐富,
它們既是中國政治上的威脅,也是諸夏主義的意義所在——所謂的「中國」那片土地上並
不真的都是中國人——有真實社區的人會發自内心反感中國文化和中國制度,是因爲你感
受到了它們在時刻破壞著自己的文化和制度,它們和你自己的習慣和道德相背離。那麽很
顯然,你和中國人就不是一個共同體,中國就不是你的國家。諸夏主義不是離經叛道的幻
想,而是對事實最直白有力的描述。它反映著中國統治區的非中國人在找回鄉土性,重拾
失落的自由記憶和社區文化的天然努力。如果不是中國人帶來的秦政+列寧主義武斷統治
,這些有生命力的社區本可以保持或重新發育出不同的文化和制度,成長到日本和西方同
類社區的高度。當然,它們面對著中國的威脅,需要像烏克蘭一樣有自己的國家來保護自
己。國家小了,精英的土豪性自然就會上升,組織資源就不容易被耗盡。法國的遊士廷臣
的無機性在歐洲數一數二,但和中國的同行相比有機性就強得多,著名的環巴黎貧困帶(
「法蘭西荒漠」)也比環北京貧困帶富裕美好很多。穩定預期建立起來之後,道德和秩序
的良性循環才能開始,「醜陋的中國人」中最典型的醜陋分子和行爲才能被打壓、邊緣化
和消化。更重要的是,只有小國才能擺脫帝國夢,變成自由世界反擊帝國滲透擴張破壞的
新前線,接受脫亞入歐的前途,正如今日的烏克蘭和台灣。
極端文化論者在中國問題上最大的幼稚或懶惰是對歷史偶然性的迴避。他們認可中國的發
明,「本質愛」中,並且相信中國的糟糕是自古以來一成不變的。事實上,東亞社會雖然
是文明灰燼,卻在近代受到西方和日本的強烈輻射和秩序輸入,誕生了大量有機小共同體
和新文明國家的種子(參看《遠東青社論·第三期(論五四運動)》、巴蜀獨立會Louis
Lo《第三種故事》)。越來越多的人開始明白,本屆中國是蘇聯軍事征服遠東社會的產物
,原本並不會存在。蘇聯誕生自一戰爆发、德國運送列寧和金馬克回沙俄的火車、十月暴
亂的賭徒式決策,這三者本身都十分偶然,同时发生更是偶然中的偶然。蘇聯自誕生起,
就把俄羅斯作爲世界革命的引信,對舊沙俄社會徹底殺光搶光後把榨取的資源用於軍事擴
張和匪諜滲透。而在遠東大陸,從孫文到馮玉祥,從蔣介石到共產黨的恐怖黨軍,都是蘇
聯武器、教官、帶血盧布的金山銀山和前滿洲國的國力武裝起來的,對各地的地主資產階
級軍紳政權有碾壓性的優勢。最終這批新文明的種子也和他們的文化、制度一起被共產黨
屠殺殆盡。在沒有蘇聯的平行世界裡,上海怎麼可能輸給新加坡?滿洲怎麼可能輸給韓國
?南粵怎麼可能輸給越南?今天淪陷區出身的人談起「東北」文化,人們可能的印象會是
趙本山的低俗喜劇。然而滿洲本來有著高級燦爛的文化。從李香蘭和梅娘的滿洲,淪落成
趙本山的「中國東北」,以及類似地,從阮玲玉的上海自由市到周立波的中國上海市,本
來就是列寧主義的結果。要知道,滿洲國本身並沒有對當地的「傳統社會」進行滅絕性的
改造,反而相當尊崇儒學以及其他本土文化。而據今天滿洲愛國者對父輩記憶的追溯,滿
洲國時期治安良好,社會和諧,而後來共匪時期,有毒的列寧主義滲透全社會,挑動人與
人之間的鬥爭,國企文化使人貪婪忘義。以上無不說明東亞的文化環境和人的素養,本來
就受政治形勢和環境的影響,而並不像是某些「支黑」說的那樣「從頭壞到尾」或是完全
無藥可救。
列寧主義的中國是秦政中國的升級版。列寧主義政權對社會的格式化更加酷烈和綿密,打
擊對象的門檻從高級土豪共同體降低為了所有有產者,朝廷的體制在社會經濟和人口中所
占份額也是空前的高。所以在建立支那的歷次帝國朝廷中,支共都算是史無前例的荒唐和
殘暴。諷刺的是,在列寧主義中國建立的過程中,對「傳統文化」持激烈批判態度的文人
恰恰是最狂熱的一群人之一,而最後建立出來的中國,卻又恰恰大大加強了傳統社會中本
來就存在的問題,加劇了人們的奴性,並將其拔高到一個新的高度。更為諷刺的是,當下
爲數不少的文化論者通過古今經濟社會的縱向比較,居然嘗試論證共產黨是中國人的天花
板和救星(人均壽命方面中華人民共和國比古代更高,災難死亡比例更低),說沒有共產
黨的中國只能更壞,卻無恥地迴避了20世紀西方輻射到全球的農業和醫療技術進步帶來的
人口和壽命增長同樣適用於津巴布韋和剛果等荒唐的列寧主義國家的常識,用人們意想不
到的奇怪姿勢實現了漢奸和五毛的大和諧。他們爲了論證中國文化的邪惡墮落,把西方自
由世界的偉大功績歸功給有史以來破壞社會最烈的列寧主義,這是某些文化論者最臭流氓
和誤導人的一面。所謂「反支不反共也是一種維穩方式」,誠哉斯言。
歷史總是不斷產生回聲。今天文化論者們的前輩,即那幾個在文學或知識界熱衷於批判「
國民劣根性」的名人,早已經體現出了不涉及解體論的文化論最終會導向的結果。今天大
部分年輕小「反賊」崇拜的魯迅,對「國民性」的批判令人印象深刻。《阿Q正傳》中批
判和揭露的中國無產階級的「看客」和「奴性」,惟妙惟肖地體現了費拉社會中的百姓面
貌。然而魯迅儘管如此犀利地批判「中國人」和「中國文化」,但卻又是一個本質上愛中
國的人。他無法接受西方帝國主義對東亞的殖民和半殖民,無法接受軍閥割據的事實將會
令中國遲早不復存在,因此他先是支持五四暴民「救亡」中國的努力,最後投入共產國際
麾下成為外圍,也就不奇怪了。對於他而言,國民革命後的內地比英國殖民地香港更加「
進步」,因為英國殖民統治是典型的因俗而治,相比國民革命後的國民黨中國還保留了更
多傳統社會殘餘(見其著作《略談香港》)。然而後來的發展表明,香港社會沒有受國共
列寧主義改造,反而走向了更融入國際秩序的道路。
無獨有偶,標題就能令「支黑」趨之若鶩的《醜陋的中國人》,其作者柏楊將中國文化比
喻為醬缸文化,用生動的例子和文學修辭將中國人的劣根性一一展露出來。然而作為在台
灣的外省人家庭,柏楊和魯迅一樣,又是一個本質上愛中國的「文化批判論者」。首先,
柏楊本人就是一個相當頑固的中華「統派」分子,多次和自己夫人說「台獨之時就是統一
之時」。在他坐牢期間,甚至多次拒絕找他認識是台獨的本土醫生看病,宣稱「我是統派
你是獨派,哪怕關到一個籠子裡,我也不願意你給我看病」。他的太太表示,「他珍惜要
做一個中國人」,他在生前就已經深恐自己的書會變成「排斥中國文化乃至中華民族的口
實」,因此囑咐家人當中國文明有所進步時,就應該封印停刊《醜陋的中國人》。而他的
太太拒絕將此書再納入台灣的教學範圍,担心「利用其書名來辱華」,在宣布停止出版此
書的時候,更是不忘批判台獨和「去中國化」,宣稱支持台灣獨立的才是「醜陋的中國人
」。
文化批判本來就是一種修辭遊戲,並不能真正改變一個社會的結構。而不涉及解體中國的
對中國的文化批判,更是一種本質上心理變態扭曲的虐戀遊戲,只會藉由激進主義導向更
大的暴政,再次惡化他們所批判的文化本身。從五四暴民的「打倒孔家店」,到魯迅和柏
楊;從破四舊立四新,到「諸夏就是把支豬打扮成人,妄圖逃脫核平」和「支那人不配反
共」。這種自認為「愛之深責之切」,但又不能接受「中國不復存在」的立場,其實都只
是加強了中國這一建構的文化基礎。所以如今的文化論者發展到膜拜張獻忠和共產黨的屠
支偉業,也就不令人奇怪了。中國存在的使命就是解構社會、解構被它吞噬的真·國家,
因此解構壬和中國人的精神永遠是内在一致的,以至於恨國即愛國,漢奸即五毛的新話邏
輯可以在貴國的背景下完美成立。張獻忠就是沒坐穩的朱元璋,共產黨就是有蘇聯扶植的
張獻忠。膜拜張獻忠的反賊看似恨中國,其實就是愛中國愛得最深的人,是骨子裏的中國
人。
劉曉波先生曾提出過的「三百年殖民論」深得不少文化論者的心。其實就是今天諸夏主義
者所謂「東亞應該加入西方主導的國際體系」的政治不正確説法而已。那麼現實中怎樣才
能實現呢?顯然全東亞被整體殖民是不現實的,而且假使這種殖民真的實現了,由於費拉
社會對征服者的腐蝕性,實際上會損害人類文明整體的水平。只有完成民族發明的諸亞諸
夏分批變成自由世界的一員才更現實。筆者曾經問過劉仲敬先生,如果殖民和解體沖突,
只能選一個,應該怎麼排歧視鏈呢?他老人家的回答是解體優先。
三、結語
遠東的未來並不是制度論所設想的「民主就都好了」那麽樂觀,但也不像文化論者所設想
的「支那沒救了全屠光吧」那麽悲觀。出路的關鍵就是打破中國主義的敘事和認同,重建
真正的共同體。只有帝國解體,才能通過戰爭造法開啟新制度和擺脫文化季候詛咒,這是
從制度論和文化論的角度都不言自明的。可持有上述兩種論點的所謂「反賊」,暂时都不
願意正視諸夏主義的陽關大道。
制度論者:「不不不,只要中國能實現民主,分裂我也無所謂的。」
遠東青:請不要無所謂,因為解體帝國是唯一出路。歡迎您參與到民族發明的事業中來。
文化論者:「不不不,只要中國人、中國文化還在,分裂了也是一堆小支那。」
遠東青:文化改變不是一朝一夕,但必須真正開始走有效的路徑,而不是停留在嘴炮發洩
階段——解體帝國是唯一出路。韓國越南的去中國化就是榜樣,台灣香港也走在支那前面
。請您參與到民族發明的事業中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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