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日，有客問，「何謂文明？」
我只回答，「文明是路上有景緻，人家有笑語。」
這真半點不「學術」；當然，也似乎不切題！
但是，我猶然記得，以前有禪宗和尚，更不切題。一回，慧超問法眼和尚，「如何是佛？
」法眼云，「汝是慧超」。另有一回，僧問大龍，「色身敗壞，如何是堅固法身？」大龍
只回答，「山花開似錦，澗水湛如藍」。
類似之禪門問答，真是不勝枚舉。禪宗和尚這看似不切題，其實，他們比誰都切題。中國
傳統文化，一向儒釋道三家並舉，晚唐之後，禪宗在佛門裡一枝獨秀；若論生命之鮮活，
臨事之應機，則在三家裡最屬丰姿卓異，獨領風騷。禪宗的大本領，就是讓人回到生命原
點，把人拉回最真切處；既不歧出，也不囉唆，更不空言；於是，永絕戲論。學佛，本是
好事，但稍一異化，再好之事，都會變成壞事。學佛，誤入歧途者，多矣；因此，禪宗要
永絕戲論。
「如何是佛？」看似問得好；「堅固法身」也好像是個大問題；凡此，都很可以洋洋灑灑
議論一番，也很合適用哲學語言談得天花亂墬。但關鍵是，議論得再好，言說得再精妙，
與自身何干？能有助於解決最根柢之煩惱嗎？有時，談得越多，岔得越遠；說得越巧，生
命越不得清安。現代學者，正最受困於此；平日夸夸議論，卻忘了要留心當下修身之事；
結果，真正面臨生命實境時，頓顯蒼白，比誰都踉蹌不堪。
因此，「如何是佛？」雖說問得好；但「汝是慧超」，才是當下之真實。「堅固法身」自
然也可以問；但「山花開似錦，澗水湛如藍」，則是回過身來，諦觀最親切最近前之實境
。禪門巨匠，是隨時提醒著你，什麼，才是最真切？
今年四月，我因《孔子隨喜》，遂有大陸之行；在北京，與一位年輕朋友見了面。對之，
我本期待甚深，覺得是個有志氣、肯用功的。但聊了天，也和他出了門，一趟下來，卻只
見他不管識與不識，對人均頗淡漠，也都少有言笑；沿路的街景風情，更幾乎不聞不問；
路人不看，市招不望，連北京四月的奪人新綠，那嫩葉細芽，甚至滿城柳絮，也都絲毫無
感。那幾天，北京天氣出奇的好；但我走著走著，突然有些惆悵，惆悵他平日之好學深思
，平日之憂國憂民，竟與北京城這藍天爽闊、白雲悠悠，已然，都毫無干係。
中國的讀書人，自宋儒以來，逐漸脫離了民間，也脫離了自然。於是，他們平日讀書，早
已自成一物；他們每天正心誠意，每天憂國憂民，卻不再與萬民相怡悅，也不再與萬物同
俯仰。結果，他們日漸酸腐，也日益空疏，遂相競逞高騖遠；於是，就出現了最極致的「
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
張載這名言，極高極遠，乍看之下，也極為動人；但讚嘆之餘，再認真一想，卻會發現，
那其實一點兒都不真切。宋儒此風所及，又受西方學院影響，百年來的讀書人，更普遍好
抽象，尚高遠；每每長篇大論，動輒雄辯滔滔。但是，他們對近前之事，卻更鮮有欣喜；
於近前之物，又少有愛悅。如此生命顛倒，就難免飽受異化之苦；其念茲在茲的偉大理想
，也必然一次次落空，一回回幻滅；結果，乾枯萎頓，身心俱疲，一個個，都像受盡了莫
大的委屈；從此，神州大地，盡是憤青。
當年宋儒，竟日標榜孔子；但孔子與之，卻是截然不同。孔子在世時，雖然栖栖遑遑，備
嚐辛苦，但生活卻依舊滋滋潤潤，多有意趣。他與當世之人，聞風相悅；即使鳥獸草木，
也興味盎然。與門人，或笑語吟吟，或訶斥怒罵，其鮮活，其明亮，最有一派風光；與時
人，即使爭議如南子，也能知心解意，互有諒體，遂皆可蔚為風景；其言志，「老者安之
，朋友信之，少者懷之」，更是具體，更完全不標榜，半點不偉大。
這就是孔子。
如此平常，如此真切，如此直指當下，正是孔子之不同於宋儒，更迥異於今日讀書人之處
。讀書做學問，本是好事，但一經異化，也盡成了壞事。當今學者，誤入歧途，甚矣，多
矣；一如現代之所謂「文明」，其異化疏離，更早已是無以復加！現代在西方「文明」引
領之下，物量膨脹，產業疾奔，人被催逼得忙迫不堪，狂躁不已。到頭來，與人極疏極遠
，精神疾病因而蔓延迅速；與物隔絕無親，生態物種遂急遽滅絕。發展至此，只是造作，
更是造孽；若謂之「文明」，又豈不荒謬？
真正的「文明」，本是日月光華，旦復旦兮；真正的「文明」，必然是青天白日，無有陰
鬱。「文明」荒失既久，而今，有志於「文明」重建之士，當似昔日禪門巨匠，亦如孔老
夫子，直指當下，重歸真切；若能如此，那麼，「路上有景緻，人家有笑語」的「文明」
之境，又豈真迢遠？說到底，那也不過是樁近前之事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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