末代港督彭定康（上）：香港命運相連的「光榮撤退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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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是香港這個彈丸之地，命運分水嶺的重要一年。圖為香港移交的隔年，彼時象徵著
港英舊時代的香港啟德機場關閉；宣告新時代到來的赤鱲角機場啟用。圖／美聯社
文／郭耀斌（The Glocal 研究員）
在1992至1997年出任最後一位香港總督、香港人䁥稱「肥彭」的彭定康（Chris Patten）
，在2020年6月中加入了英國的非政府組織「香港監察」（Hong Kong Watch），成為該組
織的贊助人。彭定康表明支持香港人追求自由，也認為倫敦對持有英國國民（海外）護照
的香港人負有道義責任。
在此之前，彭定康亦與共事多年的黨友、英國前外相芮夫金（Malcolm Rifkind），聯手
找來來自全球43個國家及地區、超過900名現任及前任國會議員或官員（截至6月19日），
一同聯署譴責中國人大訂立《港版國家安全法》這個舉動，是「明目張膽違反《中英聯合
聲明》」。
彭定康在2014年9月香港「雨傘運動」前後，便多次接受傳媒訪問和在報章撰文評論香港
事務，多番聲援港人追求民主自由，呼籲北京遵守《中英聯合聲明》和《基本法》，但大
多是字眼或精神上聲援港人，立場大致溫和，更明言不支持港獨；但當中國人大宣布草擬
港版國安法後，他積極拉攏西方政治人物支持港人訴求，又呼籲七大工業國（G7）聯手反
對北京訂立港版國安法，與香港人同一陣線。
眾多西方國家政府及政治人物支持香港人，反對北京的舉動，明顯是因為美國向盟國施壓
，但筆者亦不敢斷然抹殺彭定康的熱心舉動。彭定康自1966年起從政，1979年首次擔任英
國國會議員，至2004年卸任歐盟委員會對外關係專員，外界對其接近40年的從政印象和評
價，大多來自其5年的港督任期。
彭定康不像以往的港督，本身沒有涉及中國以至英國殖民地事務的歷練，出任港督一方面
是要執行英國移交香港主權予中國前的「光榮撤退」任務，另一方面他把握了這個罕有「
執政」機會，向香港人、北京以至國際社會顯示其政治手腕和風趣幽默作風，在英國保守
黨政府支持度不斷下滑期間，在地球的另一方繼續垂範保守黨人的政治風範。
彭定康出走遠東這五年，嘗試在香港推行政治改革，雖然改革最終只有2年壽命，但過程
中不但成為他政治履歷中最重要的註腳，香港人的政治意識也因他而有所改變，豎立了香
港人對政治領袖的標準，埋下了今日中港關係以至國際社會關注香港局勢的伏線。
一切由敗選開始
彭定康1944年出生，成長在倫敦一個祖先來自愛爾蘭的天主教家庭，1965年牛津大學貝利
奧爾學院（Balliol College）畢業，主修現代歷史。他在1966年加入保守黨，直至1979
年於巴斯（Bath）選區勝出英國國會選舉後，才正式步入英國政壇主流。
年輕有為的彭定康平步青雲，1983年便擔任政府的政務次官，其後晉升至國務大臣。1989
年7月，他終於獲首相兼保守黨黨魁柴契爾夫人（Margaret Thatcher）賞識，加入內閣出
任環境大臣，負責當時極受爭議的人頭稅（poll tax）政策。此政策加上柴契爾夫人與歐
洲國家關係鬧僵，迫使柴契爾夫人在1990年黨魁選舉期間辭職，結束她超過11年的首相生
涯；而彭定康與柴契爾夫人的政敵夏舜霆（Michael Heseltine），連同時任財相梅傑（
John Major）和時任外相赫德（Douglas Hurd），被指是「倒閣四人組」。
梅傑接任柴契爾夫人的首相和保守黨黨魁一職後，迅即委派彭定康擔任蘭開斯特公爵領地
事務大臣，以及保守黨主席（英國政黨是政務和黨務分開，保守黨主席是該黨的黨務負責
人，而彭定康當時的任務，是為保守黨統籌1992年的英國國會選舉）。
彭定康不負所望，成功扭轉保守黨被人頭稅政策拖累的劣勢，助該黨在選舉獲得過半議席
，但或許因為過份關顧黨友的選情，忽略了自己的選區，彭定康最終意外不敵自由民主黨
候選人，成為該屆選舉其中最冷門的戰果。
梅傑成功連任前，在國內不但保守黨的支持度一直落後對手工黨，英國在香港主權移交過
渡期的過程中，對中國的姿態被指過份軟弱，期間梅傑更要屈服於中國的要求，在1991年
9月親自前往北京，簽署有關中英兩國涉及香港興建新機場事宜的諒解備忘錄。
梅傑將之視為外交失利，結果遷怒於2名力主梅傑到北京簽署的官員——港督衛奕信（
David Wilson）和首相府中國事務顧問柯利達（Percy Cradock），於同年12月決定狠下
心撤換二人。當中的港督一職，倫敦意外地未有即時公布人選，繼任人選在1992年上半年
懸空了一段時間（衛奕信留任至繼任人選上任為止）。當彭定康敗選後，梅傑委任彭定康
出任末代港督，安撫這位48歲的親密黨友，也力圖重振英國外交的聲譽。
當時不少傳聞認為，假如彭定康成功保住議席，有望在梅傑的內閣中擔任外相。梅傑在
1999年出版的自傳中，則透露打算在彭定康勝選後任命他為財相。由此觀之，梅傑對彭定
康寄望甚殷，而彭定康在香港的5年不時與中國對著幹，可謂「符合期望」。
焉知非福
二戰後，英國部署陸續撤出殖民地，由倫敦委派的英屬殖民地總督，大致都是執行把權力
由殖民政府順利交接至新政府這個任務。彭定康在1992年7月履新擔任末代港督，當時香
港的主權已經確定在1997年轉交至中國手上，加上倫敦因中國市場對英資企業有龐大利益
，即使發生了1989年天安門事件，也不欲因香港主權問題破壞與北京的關係。彭定康千里
迢迢來到香港，理論上可發揮的空間不多，但這個看似雞肋的任務，卻為他改變了一生。
彭定康親密黨友梅傑的勝選蜜月期，只維持了約5個月。英國在1992年9月被金融狙擊手索
羅斯（George Soros）成功賣空英鎊，無力在歐洲匯率機制中維持英鎊匯率下限，引發英
鎊急劇貶值，衝擊英國經濟。自此，傳媒和民眾對梅傑的經濟政策不斷失去信心，加上連
番施政失誤，保守黨政府民望持續下滑，導致該黨在1997年的英國國會選舉中慘敗，經歷
了13年在野時期後至2010年才重新執政。
即使彭定康如梅傑所指出任財相，因現實條件所限，也沒有能力阻止索羅斯賣空英鎊。彭
定康不在內閣，避過了保守黨由盛轉衰這一劫，對他個人而言實為「塞翁失馬，焉知非福
」。
在香港「執政」的五年
香港在大英帝國版圖中一直有特別的意義。香港既非澳洲、紐西蘭和加拿大這類理論上是
自治領（dominion）、但實質上是獨立國家，自治程度亦不如1959至1963年期間的新加坡
自治政府，但倫敦在二戰後不斷給予港督自主空間，在財政和對外貿易上不用事事考慮倫
敦的利益，間接促成香港在1997年後在對外經濟關係上仍享有自主權。即使如此，1992年
的香港命運早已註定，政治上鐵定在1997年由中國行使主權——究竟彭定康可以做什麼？
彭定康抵港履新當日，沒有像以往的港督穿上殖民地官員的官服，相反有如勝選後的政治
人物到所屬的選區拜票和謝票，不斷向在場觀禮的觀眾揮手打招呼，使香港人另眼相看。
任內5年，他不時到訪民間視察民情，與民眾揮手打交道，聽取民眾陳情社區及生活問題
，即場接受傳媒採訪，甚至表現饞嘴的一面，公開「吃蛋撻、喝涼茶」。
最經典的一幕，莫過於彭定康在1993年帶同正訪問香港的時任德國總理科爾（Helmut
Kohl），一同前往西餅小店泰昌餅家親嚐蛋撻，令該店聲明大噪。事後有說法認為，彭定
康公開吃蛋撻是為了因應1857年裕盛辦館毒麵包案，代表香港殖民政府正式向港人致歉。
但不論真相如何，他這個吃蛋撻的公關舉動，很多經歷過彭定康任內五年的港人至今仍津
津樂道。
彭定康參考了英國國會開幕大典上的女王（或國王）致辭，每年10月親赴立法局宣讀《施
政報告》，簡述香港殖民政府在未來一年的施政方針。他也仿效英國國會的首相問答，在
香港首創立法局答問大會和市民答問大會，親身接受議員和香港人質詢，一方面展示他能
言擅辯的才能，也成功拉近港督與香港人的距離，以示自己向香港人負責。
吃吃喝喝、表現親民的背後，彭定康在香港其實是要幹一番事業，那就是推動香港政治改
革，嘗試在英國和中國之間，盡力為香港爭取政治空間。他在上任後3個月、1992年10月
公布政治改革藍圖，增加香港立法局的民主議席，目標在1995年的立法局選舉中實踐。
為了達成這個艱鉅任務，彭定康找來舊下屬、綽號「大龜」的戴彥霖（Martin Dinham）
，以及年僅27歲、綽號「細龜」的黎偉略（Edward Llewellyn，現任英國駐法國大使）擔
任他的兩名私人助理，再配合新聞秘書韓新（Mike Hanson，中途離任，由麥奇連Kevin
McGlynn接任），和駐香港多年的學者、綽號「魔僧」的顧汝德（Leo Goodstadt），組成
又稱「心戰室」的四人幕僚團隊，把輔助港督施政多年的殖民地事務諮詢組織行政局（現
稱行政會議）視作花瓶，束之高閣。
彭定康在英國經過多年選舉歷練，也擔任過內閣成員，他把民選政治人物的作風帶到香港
，使從未體驗過真正民主制度的香港人，感受到類似民選領袖的問責執政，一改以往香港
殖民政府高高在上、與香港人保持距離的封閉風格。
近年解密的英國檔案顯示，中國反對英國在香港逐步推行民主——客觀上是為了確保中國
在1997年接收香港主權時，香港殖民政府的開明專制特色能夠保留至1997年後為中國所用
，防止民主的香港社會改變中國民眾思想，動搖中共政權。彭定康當年嘗試在香港推進民
主，舉動進取，自然引來中國激烈反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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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代港督彭定康（下）：寧化飛灰不作浮塵...中國惱火的「港英喉中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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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一心以為能從英國手上順利取得香港主權，怎料殺出彭定康企圖在香港推進民主？時
任中國國務院港澳辦公室主任魯平公開斥責彭定康是「千古罪人」，自此彭定康與新華社
香港分社（當時為駐港的中國官方代表機構，2000年改稱香港中聯辦）社長周南和副社長
張浚生經常為香港事務隔空開火，唇槍舌劍，蔚為奇觀。
一直以來，倫敦的中國事務官員和歷任港督，對中國的認識大多只停留在東方主義的視野
，對中共的談判作風和思維模式一知半解。他們在地緣政治利益上，經常懼怕中國會隨時
派兵奪取香港主權，結果每每處於下風，不是錯過時機取得涉及香港的更多利益，就是被
北京洞悉自己的談判底線。
中英談判期間的英國談判團關鍵人物、時任英國駐中國大使柯利達（1984年卸任駐中國大
使一職後，他分別擔任柴契爾夫人和梅傑的中國事務顧問）認為，香港的食物和食水依賴
中國供應，加上英軍駐守香港也不可能抵抗中國解放軍；縱使英國在國際法上擁有香港島
和九龍半島的主權，一旦新界（佔香港面積最大的範圍）的主權在1997年後轉至中國手上
，英國也不可能繼續有效管治下去。
柯利達因此說服柴契爾夫人放棄香港主權，換取中國不單獨對香港主權有所行動，期間為
香港爭取最大的利益。
中國在香港主權問題談判中從未退讓，結果令急於達成協議、解決問題的英國多番退讓，
柯利達的姿態最為關鍵。從今日的角度看，柯利達早在談判初期已被北京識破底線，發現
英國可犧牲香港主權，來保障英國企業在中國的利益，因此能「主動地選擇被動」，等待
英國自行退讓，接受中國的條件和要求。
彭定康擔任港督前，從未在外交部供職過，亦沒有在1979至1984年參與過中英談判，對中
港事務一無所知，結果這項看似是缺點反而變成他的優點。彭定康沒有中國經驗的包袱，
對中港政治的了解全憑「細龜」黎偉略短時間內的研究分析，沒有東方主義的幻想和距離
感，加上沒有連任的壓力，使他能擱下包袱為香港爭取有限的政治利益，直接頂撞中國官
員。
除了魯平外，彭定康每日也被香港的親中傳媒謾駡、抹黑和嘲笑，但他仍處之泰然。他在
2012年接受香港電台節目《頭條新聞》訪問時，憶述當年雖然不斷被香港的親中傳媒極盡
能事抹黑嘲笑，但認為：「如果抱持自由社會的信念，便要接受這是政治氣候本質的一部
份。」
彭定康惹來北京震怒，是因為他在中英雙方協調、有關香港立法機關民選議席數量逐步增
加的計劃中，在方案中修改為有利民主派的選舉方式，不能令中國提早在選舉制度中取得
優勢。
他的政治改革方案（又稱「新九組方案」），最終在1994年6月驚險獲通過，但因為中國
激烈反對而不能跨越1997年，只能在1995至1997年期間實踐。他被中國官員嚴詞斥責違反
英國在《中英聯合聲明》的承諾、違反《基本法》銜接的原則、以及違反中英兩國政府以
七封書函達成的秘密協議，簡稱「三違反」。
經此一役，「千古罪人」彭定康與「台獨份子」李登輝、西藏「分離份子」達賴喇嘛十四
世「齊名」，成為至今中國官方的眼中釘。
香港的傳統親中派傳媒以往喜歡形容彭定康代表「英國人撤走時埋地雷」，破壞香港立法
機關在1997年前後順利交接，也縱容房地產價格高漲，導致香港在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後
房地產市場大崩潰。如果要在施政上挑骨頭，彭定康未有推出嚴厲替施壓抑香港房地產泡
沫，可說是他任內少數的敗筆。
精神病院的告別贈言
香港現時的政治空間不斷被北京收窄，得到親中政治人物和權貴支持。很多人、特別是年
輕人發現，彭定康出任港督期間，似乎早已預視這個情況終有一日出現。
彭定康在1996年發表出任港督以來最後一份《施政報告》，提到：「我感到憂慮的，不是
香港的自主權會被北京剝奪，而是這項權利會一點一滴地斷送在香港某些人手裡。」
北京在1997至2002年期間未有過份干預香港特區政府管治，香港人起初對彭定康這番說話
不以為然，但隨着北京伸入香港的手慢慢越伸越深，香港人終於明白——真正侵蝕香港自
由社會的，是被北京引誘而出賣香港利益的權貴。
2014年8月31日，中國人大宣布通過俗稱「八三一方案」，正式否決港人對2016年立法會
和2017年行政長官選舉的所有民主改良訴求，這亦是同年觸發「雨傘運動」的核心原因。
當年的9月初，彭定康在英國《金融時報》撰文，憶述在卸任前數個星期，曾到訪一個精
神病院，裡面有個穿了整齊三件頭西裝的病人，很認真的問他：「你經常告訴我們，英國
是全世界最古老的民主國家。那麼你如何解釋你未有徵詢香港人的意見，便把香港送交至
世界最後一個極權政府？」
即使當刻身處精神病院，彭定康回憶起來，認為那是自他在香港以來聽到「頭腦最清醒的
提問」。他直言該病人頭腦太清醒了，自己回答不了，但認為「當年他的政府能夠多做一
點，以回答這條問題」。1997年6月30日傍晚，彭定康的告別演辭提到「香港人現在能夠
管治香港」，但他的心裡從來不相信中國會容許港人治港。
少小離家老大回
在香港主權移交儀式上，坐在彭定康身旁的不再是當初委派他來香港的親密戰友梅傑，而
是剛剛在兩個多月前帶領工黨在英國國會選舉大獲全勝的布萊爾（Tony Blair）。那時候
，44歲的布萊爾率領工黨革新了被保守黨控制了18年的英國政治氛圍，保守黨陷入低潮。
53歲的彭定康挾著在香港累積的高人氣、返回英國政壇後，發現物是人非，黨友已移席至
反對黨的座位，英國政壇不再是他們的時代。
彭定康的天主教信仰，加上出色的外交手腕和親歐立場，首先獲布萊爾政府委派在1998至
1999年出任「北愛爾蘭警隊獨立調查委員會」主席，負責改革北愛爾蘭警隊，其後再獲布
萊爾政府推薦，在1999至2004年出任歐盟委員會對外關係專員（此職位經過合併後，現名
為「歐盟外交與安全政策高級代表」）。
60歲的彭定康完成了在歐盟的任務後，先後出任牛津大學校監和英國廣播公司信託基金主
席，不時以保守黨元老這個身份在英國脫歐議題上發聲。
「攬炒」的印記
彭定康最掛念的，仍是香港這個遠東彈丸之地。他先後多次重臨香港，期間或多或少總會
評論香港政治情況，由2014年起至今，他不時撰文和接受傳媒訪問，支持香港人爭取自由
，批評香港政治制度倒退，批評北京破壞香港人應有的權利，而且語氣一次比一次重，逐
一應驗在出任港督時對1997年後香港的預言。
自2019年6月以來，香港人由反對「送中法案」開始，不斷遭受北京的國家機器壓迫，同
時不斷求助外國幫忙對抗中國，促成了是次北京訂立港版國安法的動機。彭定康當年單打
獨鬥，幾乎是唯一西方政治人物公開對抗中國；如今香港年輕人前仆後繼抵抗中國打壓，
能否獲得國際社會同情？
香港年輕人這種「攬炒」（即「玉石俱焚」的意思）的決心，其實彭定康在1996年發表的
《施政報告》結尾部份，冥冥中已有所預示：「在我看來，香港一直在生活中實踐（美國
）作家傑克．倫敦（Jack London）的信條：『寧化飛灰，不作浮塵。寧投熊熊烈火，光
盡而滅；不伴寂寂朽木，默然同腐。寧為耀目流星，迸發萬丈光芒；不羨永恒星體，悠悠
沉睡終古...』
「...前路不管有何挑戰，都不會使這顆流星飛墜，使光華從此消逝。我深願香港能奮然
而起，征服未來，到時候，歷史也必為之動容，起立喝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