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文轉載自 BIOS Monthly：http://goo.gl/HC1DNK
生態與符號之間的關係，在符號學的發展中，學者尤里‧米哈伊洛維奇‧洛特曼
（Юрий МихайловичЛотман, 1922 —1993）曾經從生物域
的概念中啟發，創造了符號域（semiosphere）一詞。在符號域中，它暗示著符
號有著環境世界（umwelt）的條件，透過存在與運作的空間機制，
成就了文化存在的條件與發展。
近期楊景翔執導的《Holy Crab！異鄉記》，在劇本創作層次，原作者朱宜的
筆下，即可看到大閘蟹如何在生物中心、人類中心與國族中心等層次的衝突下，
展開中國移民在美國的文化衝擊。這齣戲的背景透過 2011 年紐約哈德遜河水域外
來侵入種中國大閘蟹再次泛濫的現象，將大閘蟹本身在中國符號系統與美國環境
觀點的衝突做為這齣劇碼的核心。對於紐約的生態環境來說，生性好鬥的大閘蟹
在哈德遜河沒有天敵，雜食特性讓水草、魚卵與釘螺都是它的覓食目標，聚居在
排水孔常造成堵塞，對當地環境造成威脅。不過大閘蟹在中國作為一種養殖水產
的角色可就大為不同。這齣戲如何善用上述的複雜意象來產生表演張力，就是個
關鍵了。
這齣戲主要發生的場景設定在紐約。紐約的消費文化在《Holy Crab！異鄉記》一
開場就透過了排列整齊的購物紙袋打開了我們對於紐約的想像。演員們兩兩為
主，從肢體互動開始了人在消費主義之下重新產生自我認同的可能性。在當代消
費主義下，個人認同如何變成一項「選擇」，更換國籍如何成為一種人們汲於脫
離原生國家的入門票，這一齣戲沒有直接言明的深層結構正是為何生物符號系統
的衝突得以發生的可能原因。《Holy Crab！異鄉記》這齣戲也就在當代迅速流動
與轉換的符號中試圖要抓住浮木，重新審視中美權力關係這之間的變化。
http://imgur.com/8d68RUU
《Holy Crab！異鄉記》在劇情結構上可分為三條軸線，包括道格（郭耀仁飾）與
中國女孩徐夏（蔡佾玲飾）、中國商人徐林（徐夏兄，林家麒飾）的商業版圖以
及紐約時代廣場各國裔打工的離散議題。劇中道格扮演著海關詢問官的角色到中
國商人徐林形成了這一齣戲父權觀點間的衝突。朱宜的劇本透過這兩個男性的觀
點，闡述了中國移民與美國在地兩種刻板意象。在劇場中道格提供了移民流動婚
嫁策略的存在，投射了美國從海關禁絕阿拉伯懷孕婦女背後一種生物基質概念，
在這裡美國的多元文化、多重認同同樣有著生物決定性的另類思辯。這樣的邏
輯，也連結了《Holy Crab！異鄉記》中間的舞蹈表演。這一段表演將外國裔移民
比做成各種海鮮生物，表面上這一段海鮮之舞，大閘蟹由於失去了食用功能或是
不知它的食用功能，帶來了反諷的趣味。但這背後生物決定性的邏輯也顯示了美
國反中意識形態在這一套策略中的張力。道格在劇場中刻板印象式地強調自身血
緣的情節，可看成從國家海關、邊線審核的肉體化過程。若再從生態符號切入，
我們得小心「大閘蟹」本身的生物性修辭在劇場中的效應，這背後無論是美國或
是中國深植的父權機制都相當耐人尋味。
http://imgur.com/6k3IzBS
在《Holy Crab！異鄉記》這個作品中，即使離散在當代具備著包容性的概念，但
回看 diaspora 的詞源，希臘字 diasperien——dia- 表示「跨越」，-sperien 則意
指「散播種子」。這背後多重角力的生物性隱喻，讓舞台上時代廣場中男性與女
性非法移工的面貌更為深刻。不同於徐夏可以透過與美籍的道格結婚成為「美國
的母親」，男性與女性移工的一則回憶對話，討論起如何翻山越嶺抵達美國以求
有一日可以入籍美國的夢想，但另一頭卻低估家庭母職的角色，日日與原鄉通電
話但在權衡之下仍舊保持著非法身分到真正取得居留權的時刻。這齣戲中不斷反
省著這個生殖生物性的概念──唯有家族男性份子入籍美國才可能是成功的保證
書，一種可計算的投資。也別忘了海鮮之舞如何順水推舟地讓族裔繁衍比作生物
物種的生殖。若延續這個觀點，劇場中女性的強勢姿態，也就構成一種對於生
殖、母體思想的討論。徐夏在《Holy Crab！異鄉記》所呈現的選擇性，游移在兄
長、美國情人與自身之間，鬆動了一種生物性的邏輯。這齣戲的女性選擇有一道
光譜，包括阿拉伯孕婦與時代廣場的女偷渡客，女性成為做出各種選擇的人選，
而後者強勢搶奪時代廣場打工工作，也可看作徐夏的另一種分身，從而瓦解原本
的大敘事。
http://imgur.com/6BZQ0HB
整體來說《Holy Crab！異鄉記》中所謂的「生活在他方」不涉及到當代的難民問
題，而是有關於中產仕紳在全球化過程中，在不同國家階序裡努力向上的故事，
阿拉伯夫妻是一例，徐夏與徐林的選擇更是。到美國留學的中國女孩徐夏在心中
對自己的探問：「我應該愛美國嗎？」雖然整齣戲似乎定調在認同問題的差異，
但徐林存在著認同的身分問題嗎？我們在劇場中並不容易發現這點。我們也可以
問紙紮名牌包背後是文化衝突嗎？又或者如學者柯利福德（James Clifford）對於
認同的問題放在「關係」之上，也就是一種處在族裔相連結的網絡中移置與再造
的過程。紙紮名牌包或許正是族裔在塑造自身關係的替代與國家法律的衝突。而
深陷在生態符號中的「大閘蟹」似乎更凸顯了這齣戲中「關係」與身分的重要
性。
《Holy Crab！異鄉記》在導演楊景翔的安排下，讓我們看到文化衝突的面貌，但
是在這部片中移民、移工在不顯示出認同焦慮的面貌時，會不會存在著文化衝突
論之外的作法呢？當這齣戲在舞台上的角色除了徐夏到最後放棄移民美國的選
擇，我們看到了歌舞表演之後的餘燼。這餘燼似乎說著另外一個版本的故事：
《Holy Crab！異鄉記》只是毅然放棄成功的一個成長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