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志武在《量化歷史研究告訴我們什麼》中引述了「宮啟聖教授」的研究認為：「從1776
年到1910年間，中國14.12%的人口增長是由玉米所致。而從16世紀初到20世紀初，中國糧
食增量的55%是由於這三項新作物。」(玉米、番薯、馬鈴薯)
陳志武稱：「按照1776年、1820年、1851年、1890年、1910年幾個時間點看，在每個時期
，已經採用玉米的縣人口密度明顯高於還沒採用玉米的縣，而且一個縣已經種植玉米的年
份越長，其人口密度高出的就越多。種玉米的時間每多十年，其人口密度就多增5%-6%。
經過各種嚴格計量方法的驗證，他們得出的結論為：是玉米帶動了中國的人口增長，而不
是人口增長壓力迫使中國引進玉米、番薯。」
但也有學者吳慧提出反對意見，據吳慧估計，清中期（乾隆末嘉慶年間）玉米、番薯產量
合計僅占全國糧食產量的4.63%，因此他認為清朝人口增長主因並非新品種農作物。
因此兩種計量歷史學的觀點，所得出的結論卻截然相反
不知道大家採信哪一種？
假設陳志武觀點為真 那如果明朝末年 特別是天啟、崇禎年間 各種災荒頻發時期
如果大力推廣番薯、馬鈴薯、玉米、花生等各種新品種農作物
玉米、番薯最大的優勢是適應力強，對土地要求不高，可以種植在貧瘠的山區丘陵坡地，
不與傳統稻麥爭地。
能不能有效緩解大明朝的人口壓力？
使得大明朝的許多人有糧食，如果有飯吃，很多人就不會造反
也許大明朝末年的流寇之亂會減輕許多
可能明朝就不會滅亡
大家怎麼看？

記得當鄭成功圍安平搜糧有找到番薯的記載

新作物無法解決豬腦政權亂搞

其實明朝也推行跟清代一樣的墾荒制度，但官僚無信，快速加徵過高的稅賦在墾荒者身上，導致流民落地墾荒一樣會賠錢

這麼想釣金門王?

致使後來流民寧願為匪，不然即使土地兼併，由於災荒原故，同時又空出大量荒地，卻沒法有效削減流民數量但江南工商業發達，即使出現災荒，流民能夠進入城市就業，城市的工商業吸收大量農民工，所以江南流民匪患相對較少首先明朝要先讓徵商稅合理化，不被東林黨惡搞，同時大量推動工商業，讓工商業吸納流民，同時減輕農民負擔大明問題非患寡，是患不均啊

但至少有推廣有差吧？

農民不少是繳不起銀稅，被迫棄地逃亡其實不全是災荒導致農耕生產不足

要改稅制 需要改朝換代或革命

明朝後期改制用白銀為主要交稅貨幣但銀的輸入過度依賴跟西班牙人貿易當洋銀輸入中斷而飆高，糧食有餘沒用明朝對官員俸祿也從開國就習慣亂搞。

要量化首要是有收集資料才能分析，否則只是估計。估計

抽稅時再附加各種fee,沒銀錢交就賣地賣地也搞不定就逃難變成流民。

這個可就模糊了。西方歷史由於教會這組織無意間紀錄並

窮官惡吏在民眾逃走後把稅攤到沒逃的

保存了許多面向的數據，所以後世學者可以根據這些資料

做統計分析。中古時代教會就登記了一個人的出生死亡，中國直到民國都還只能管到縣這一級，直到中共才深入到鄉村。明代的黃冊其實是很好的資料庫，可惜的很快的弊病叢生馬伯庸最近的博文可參考。尤其中國改朝換代都是大毀滅前人許多努力也就飛灰煙散。

明代的經濟困頓與白銀流入減少無關，李隆生教授寫過

作物產量不高 要浪費地種這些 不會激起更高反彈嗎

不會啊 某些旱地本來就不適合種稻米但是種玉蜀黍 番薯 卻可以活 這是互補的李隆生教授確實寫過相關論著 包括明代和清代都有涉及但理解李隆生的話 他是認為白銀並非沒有替代品他主張可兌換的且以金銀為儲備的紙幣就是一種良好替代品但問題是實際上明末朝廷已經失去了對貨幣的控制且試圖改革的都會遇到極大的阻力 私錢屢禁不止《晚明海外貿易數量研究兼論江南絲綢與白銀流入的影響》《明後期海外貿易的探討》但我的理解 他的意思是說並非主因 而不是完全無關

以金銀為儲備的紙幣，明朝根本沒那種東西紙幣從明初到明末崩1萬倍，早已無人相信。即使中央擔保也不會有人信，那已不是制度改善就能解決因為整整2個世紀前科累累，人為超惡劣通膨搞得整個政府就像是國立詐騙集團，詐騙集團再次擔保新的大富翁玩具鈔能當錢用，誰信誰被笑，從阿公的阿公的阿公時代就吃過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