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校博士，變身監獄掏糞工
看守所裡的情況千篇一律，先脫光所有衣服、褲子、襪子、鞋子，然後赤身裸體地上下蹲五次。衣褲上的金屬紐扣全被剪掉，褲子用繩子系在腰部。每次進新監舍都需要再次一絲不掛地跪蹲5次，向全體在押人員大聲通報自己的「罪行」。
第一天去的監舍約40平方，床位編號30人，但實際住了38到40人，晚上要側身才能躺下。按規定，新來的必須面壁三天，不許說話。雖然監規中明確了保證八小時睡眠，但裡面燈光24小時全開，普通人根本無法安眠。加上新來的還要在每天深夜或凌晨「值班」3小時，睡個囫圇覺也是痴心妄想。監規裡還說「早中午各放風一次，每次一小時」，但我被關的半個月裡，一次都沒有享受到。
裡面沒有熱水，即使是12月的寒冬，洗澡也只能用冷水，當然也無法晾晒。早中晚全是吃鐵盒蒸飯，上面放幾根榨菜，偶爾也有紅燒肉和魚排吃，任何挪動包括小便、喝水，都需要報告，大便只能憋到規定時間解決，排不上就只能憋到第二天，造成便祕而痛苦不堪。每次提審送回監牢，都必須給管教下跪並大聲請安。同監舍的嫌犯一般都有心理疾患，常常獸性十足，排頭（牢頭）還會對新來的人拳打腳踢，教育你「懂事」，而監獄牆上卻寫著「保證犯人合法權益，尊重犯人人格尊嚴」。我默默忍受一切，心裡只有一個信念：活下去，像牲口一樣地活下去！
四天後我換了新監舍，約二十平方，按床位編號15人，實際有23人。進去還是老規矩：被抽耳光，吃篤栗子（頭上被敲），敢反抗的一般還要被逼喝排頭（牢頭）的洗腳水，還好我一次沒喝，這要歸功於前四天在無產階級專政鐵拳下努力改造好了世界觀，變成比較「懂事」。
隨後，我被指派每天五次處理監牢廁所的大便，還必須用牙膏擦拭大便池內壁並清潔瓷磚，不得有任何水漬，發現一次體罰一次。這算是個美差，因為別人必須靜坐，連動彈的自由都沒有。感謝當局的知識分子政策，現在我捏大便的感覺就像小孩玩橡皮泥一樣，完全沒有任何不適。
配合點，給好果子吃？
其實，進去的第二天，也就是11月29日早上，管教找我這個新人談心時，我就提出要見駐地檢察官，並要求請律師，但被告知這個監區沒有檢察官，要請律師必須等提審時再提出來。
我們在押人員最盼望的就是提審，提審就是帶著手銬甚至加腳鐐去見公安或者檢察，這意味著自己的事情有了進展。我也不例外，日思夜盼，終於熬到了12月3日，周姓警官和一個年長的警官來提審，這是我第三次做筆錄了。他們首先問我認不認罪，我明確表示不認罪，並說公安有責任調查清楚情況，並且對他們採取強制措施這件事提出異議，還當場推翻了之前被誘迫寫下的虛假供詞，要求他們核實，並再次要求請律師。他們說請律師的事會轉告家屬，但威脅我說「翻供罪加一等，現在馬上把家屬一起抓起來。」事後知道他們確實在12月4日找了我家屬，但根本沒有轉達我要
請律師的要求，也不准監獄會面。
12月4日，周警官又和一個鞠警官來提審，動員我不要把事情複雜化，說只要承認事情是我做的，他們就作行政處罰處理，大家乾乾淨淨。否則就算取保候審出來也要對我「邊控」，讓我無法出境。
那幾天降溫，我每天又冷又餓，整晚劇烈咳嗽，濃痰塞住氣道也不給治療，手紙一天只有三張，擦鼻涕都不夠。我想想自己是五十多歲的人了，擔心耗下去有性命之虞，於是答應了他們的要求，按照他們的意思簽了字。他們說等明天就可以釋放，當然，這也是哄人的鬼話。
第二天，12月5日，周警官又帶來一個新警察，讓我手寫一份情況說明，說他們領導不同意行政處罰，必須送檢察院，還說檢察院一般不會批捕（其實他們的目的就是希望監察院批捕後判刑，即使不被批捕也儘量延長留置時間，因為這些對他們而言都可以增加交易砝碼，這些話題已有專家撰文，在此不再贅述）。
他們再次帶來了我的手機，要求打開給他們檢查發送過的信息。（這是他們第四次檢查手機了，他們知道證據對應的重要性，後台數據只是孤證，現在既沒有發送證據，也無法確定信息的發送地址和作案工具，故無法形成有效證據鏈，送檢方的證據實在不足）。我告訴他們，信息是通過國外的電腦發送的，而不是手機，他們才收兵。期間我提出疑問，昨天已經同意釋放，現在又要送檢察院建議批捕，我為啥要配合你們把不是我做的事也認下來？結果他們說再忍一下，馬上送過去讓檢察院批一下就拿回來，然後就可以釋放我了，我信以為真了，簽了字，最後發現還是騙人的！
等到9日檢察院來提審，我想把實際情況說一下，但檢察官意思還是要我不要翻供，說簡單事情不要搞複雜化，否則還得再折騰一個星期時間。就為了這麼輕微且證據不足的破事，我已做好最壞打算！我心想，只要不被搞死，即使批捕也有庭審，那時再說真相也不怕，無非是時間拖得長一點。
重見天日，你還不快逃！
整個過程中，我無法請律師也無法見家屬，事後得知公安方面為了獲得他們想要的所謂證據，所說的所有的話幾乎都是謊言。（此處省略過程五百個字）。
所幸後來檢察院認定我無罪，等檢察院文書下來已是12月12日，當天下午三點我被宣布釋放，但已在裡面呆足了整整15天。一般刑事案件，羈押超過14天就必須刑事起訴或釋放，看來我還不是一般的刑事案件，最長可以拘押30天加7天。他們給我一個加量版，讓我更加懂事，所以我應該「感謝」他們。
釋放前，派出所讓我簽收行政處罰書，上面寫的是「行政拘留7天」，還強迫我簽署「同意放棄行政訴訟」的協議，否則就不讓我出來。我想這時候應該更加懂事才對，於是就爽快地全部都簽署了。
這件事，蹊蹺的地方是，既然派出所已經決定行政處罰七天，為啥又送檢察院？既然寫的是行政處罰7天，那餘下的8天又如何解釋？
公安從開始立案到結案，直到進行所謂的行政處罰，從來都拿不出任何一份像樣的關聯證據，最關鍵的證據，也就是那張發到微信群的圖片也是通過國外電腦發送的，並且發送人也不是我。公安既沒有辦法調取相關物證加以佐證，也沒有第三方人證，敘述的情節、事由、時間更是漏洞百出，僅僅憑誘騙而得出的一點點口供，就輕鬆地把我拘留這麼久！這次是「尋釁滋事罪」，那麼接下去再羅織一個什麼別的罪名來判刑更是小菜一碟！
稍微懂點法律的人，都知道「尋釁滋事」是怎麼回事，而我這個案子裡，微信所發圖片的接收對象，是我任職的一個內部的封閉的工作微信群，詢問的也是我公司正在發生的真實事件，並且沒有任何實際後果，何來尋釁滋事？
更加蹊蹺的是，我剛被拘留，家屬就接到陌生律師的電話，說給十萬元律師費就可以把我放出來。對不起了，怪我家屬太不懂事，一口回絕了，已經懂事的我在裡面又無法指揮，否則過年前弄個十萬元幾個分分也是很不錯的。
12月12日下午三點，被無辜關了十五天的我終於被釋放了。洗澡刮鬍子時，我幾乎已經認不出鏡子中的自己了：頭髮花白凌亂，鬍子足有半寸長，腦袋因為每天被敲打而腫痛。頭暈乎乎的，因為營養太差，牙齒全部鬆動，牙齦發炎無法咀嚼，只能喝流體。（為了活下去，我在監獄裡吃飯都是蒸飯加水攪拌後直接灌下去的。） 同時，因為重感冒，咽喉腫痛導致聲帶水腫無法發音。
重見天日後，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馬上預定當晚的機票，離開這個群魔亂舞的人間地獄，越快越好！讓我抓狂的是當晚連頭等艙都客滿，我腦海里閃過一句話「諾亞方舟，一票難求」。好在我還是搶到了第二天中午的票。就這樣，我出獄後，在中國停留不到24個小時，就在12月13日下午一點，坐上了飛離中國的航班。
我很明確，抵達加拿大後，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馬上申請入籍。雖然好多年前，我就已經具備了入籍條件，卻一直拖著沒辦，我一直認為自己畢竟是個中國人，應該愛國才對， 還一直傻傻地覺得當天朝順民很幸福！「偉光正」的愚民政策實在是深入人心啊！
噩夢後的思考
朋友們得知我的經歷後，立即炸開了鍋。
在市檢察院工作的老同學幫我仔細梳理案情，還找到一位熟識的派出所所長一起分析，得出結論是，派出所當時採取刑事拘留的強制措施就已過頭，這樣做明顯是有預謀。我所在的民主黨派領導也熱心張羅，幫我找法律委員會刑事專家看材料，初步認定不構成尋釁滋事罪，不具備刑事拘留的條件，建議我匯報到統戰部，要求公安方面做出解釋。律師朋友也熱情表示要幫我向監察委舉報這種明顯的違法亂紀行為，並提起行政訴訟……
我深思熟慮後，都婉拒了。我知道，在西方民主國家，同類事件的受害人打贏官司可獲得個人財務自由，但這是在中國！這是一個隨時會因言論而失去自由的國度！即便告贏了，按照《國家賠償法》也最多賠償我一千多元人民幣，還不夠在江洲請人吃頓便飯！
西方哲人常說「存在即合理」，的確，誠如陳天庸老師所言，「公權力不受制約導致的官吏尋租與隨意折騰，是中國企業最沉重的負擔。」政府部門高標準立法，選擇性執法，官員隨時可以上門刁難，人家有的是辦法羅織罪名，分分鐘鍾讓你深陷囹圄甚至粉身碎骨！
「拿錢來！不拿錢來，那就拿命來！」，「古有滅門的知縣，今有隨意封門的胥吏。更糟糕的是民企面對公權力侵害毫無救濟手段，只能束手待宰。」哪怕你有科學家、企業家甚至明星的光環，無權無勢的城市小業主更不用說了。
噩夢結束後，我回憶起陳友西律師的多年前寫的《中國企業家都在通往監獄的路上》，在中國，企業家被任意宰割，這絕對不是聳人聽聞。但按照這個趨勢，用不了幾年，恐怕連像樣的待宰對象也不容易找到了。一邊要維持龐大的維穩開支，一邊還有這麼多「縱兵劫掠」的官家胥吏，他們的手下次會伸向誰，難道還不清楚嗎？
歸根到底，只有公民社會的力量，才能阻止國家的黑社會化，而目前恐怕這個問題還無解。
寫於2019年1月21日溫哥華
責任編輯：任慧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