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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長青：13年前批「王丹的想法很可怕」
「天安門文件」的真偽引起各方議論，但在民運人士中，王丹的評論最令人吃驚，他在接
受台灣ET today記者林敬殷的訪問時說：「天安門文件」的真偽不是最重要問題，重要的
是文件流出所反映的問題。 」
怎麼「真偽」不是最重要問題呢？如果「天安門文件」是偽造的，它的「流出」不僅不會
「反映」出任何「問題」，只能在中國人的造假記錄上再加一個大醜聞。
這種只要對中共不利、「真假」不重要的邏輯，使我想起幾年前調查採訪《叫父親太沉重
》作者艾蓓冒充周恩來私生女一事，當時也是有很多民運人士和知識份子認為，不管真假
，只要對中共不利就值得宣揚，稱讚「艾蓓剝開周恩來的聖人外衣」，「使周的完美形象
破滅」。當時海外民運組織「民聯陣」主席甚至在報上說，「至於艾蓓究竟是不是周恩來
的女兒，其實也無關緊要了。是或不是，又怎樣？……艾蓓還是艾蓓，只是人們不再把周
恩來當做聖人而已。」
我當時曾撰文批評說，共產主義的核心是謊言，一切致力於向專制挑戰的人們，唯一的武
器是真實。謊言不能打倒謊言；只有真實才能戰勝虛假。共產主義就是在為了（崇高）目
的而不擇手段這種思維中興起的。
「不管真假」這種邏輯，就是為了目的可以不顧手段。這是一種相當可怕的想法。如果民
運人士以這種邏輯來反對共產黨，即使打垮了共產黨，掌握了權力，也只能是共產黨第二
，因為共產主義的思維模式沒有變。
當年那個被很多民運人士稱讚「剝下周恩來聖人外衣」的艾蓓女士，曾阻止我調查撰寫批
評她造假的文章，說中共已派人到其居住的舊金山來暗殺她，「槍已頂到腰眼上了」。但
六年過去了，艾蓓活得好好的，可能那「頂到腰眼」的槍還沒發射呢。
六四事件剛過，北美曾出現一本《王牌出盡的中南海橋局》的書，繪聲繪色地記錄天安門
事件前後中共高層決策的內幕。我八九年底和一批異議人士到台灣參加會議時，那裡的官
員神秘地披露，他們把這本書的作者請到台灣，說是獲得了中共高層的重要情報。
這件事讓我覺得很可笑，因為那本書的作者曾在我參與編輯的《深圳青年報》做記者，他
從北京調來之前是中央黨校的普通教員，雖然文筆不錯，但不太適合跑新聞採訪，在報社
幹了幾個月，就去了深圳華僑城辦公室工作，後來旅居美國。他到報社應徵時，是我負責
人事考核的，如果他和中共高層有那麼深的關係，知道那麼多內幕，我們報社早就會繼續
留用他了。
我從沒寫文章置評此事，因為人家也沒有說這是「文件」和「內幕」，只是寫了那麼一本
政治推理小說，國民黨政府願意掏錢當傻瓜，他旅居異國他鄉也需要資助，兩相情願，皆
大歡喜。
近年從報上看到聽到中國人造假的事，可謂日新月異。在人人爭相「下海」經商撈錢的大
潮中，中國人的「造假」潛能也得到激發，假煙，假酒，假藥，假米，假結婚，假文憑、
假合同……簡直無「假」不有，撒謊如同撒尿，成為人的生理本能。
在這種背景下，當我聽到「天安門密件」時，第一個反應是要保持警覺，把它的真偽作為
最首位、最重要的問題。
但迄今為止，除了相信那幾位鑑定這批密件的美國專家的公信力之外，外人很難做出判斷
，因為鑑定它的兩個基本條件都不存在。
第一，帶出這批密件的當事人「張良」不出來現身說法，人們無法根據他的身份（有否獲
得密件的能力，是否誠信，熟人對他人品的評價等），他獲取密件的方式（是否符合邏輯
推敲）來鑑別這批密件的可信度。
當年《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還沒有出版，當事人李志綏就現身說法，他曾擔任毛的保
健醫這一身份被確認，他的故事就有了起碼一半的信用。「張良」對不公開身份的解釋是
，為了再返回中國大陸。但這種說辭在邏輯上是不通的：他返回一旦被中共捕獲肯定會被
處決，以他帶出這樣大量的機密文件，外人為他在法律上辯護都是困難的，這是任人皆懂
的常識；而如果中共垮台後他再返回，則無安全問題。
他說公開身份在海外會有危險的說法，有些誇大其詞。因為他帶出的文件都已出版或在他
人手中，中共再對他採取措施，已無實質意義。有人說中共是會胡來的，但實際上中共是
相當計算的，如果胡來，怎麼不對李志綏下手？李志綏在英國BBC和美國PBS上大揭毛的醜
事時，他的書美國「藍燈書屋」還沒有出版。而且他一直到病世都住在兒子家裡，既無美
國警方保護，也沒碰上「槍頂到腰眼」的中共刺客。在江南被暗殺，台灣國民黨政府為此
在政治上賠得血本全無的情況下，誰再做這種蠢事都會相當計算利害得失。
「張良」表示，他帶出這批密件是為了推動中國大陸的政治改革。美國「六十分鐘」電視
訪問節目上人們能看到他的中文書稿封面有「向歷史負責，向人民負責」十個大字。從中
共那種警察國家帶出這種機密文件需要相當大的勇氣，張良自己也說，他是冒著「外界無
法想像的危險」。現在他強調公開身份的危險性，人們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如果由於
他的不公開身份而造成人們對文件真實性質疑的話，那麼他就對自己冒那麼大風險所要達
到的目的自設障礙了。
「向歷史和人民負責」的前提首先是「向真實負責」。只有幫助人們確信這批文件資料是
真實的，它才可能對中國的民主化起推動作用。
第二，由於中文版要在幾個月之後才面世，現在人們從華文報紙上看到的幾乎都是英文譯
文的中文譯文，而且多由不太熟悉大陸政治術語的港台媒體翻譯的，所以人們無法考察文
件中所用的語言和當事人身份、口氣等是否吻合，語境是否一致。
離開了上述這兩個條件，除了那幾位審核這批文件的美國專家之外，外人對它真實性的評
斷，近乎是盲人摸像了。
但有一個線索，似乎可以作為一個判斷依據。據《華盛頓時報》引述黎安友教授的話說，
這批文件資料總共有15000頁。這是一個相當龐大的數字。將出該書中文版的明鏡出版社
負責人說，這批文件資料太龐大，該社僅從中選出一千頁出版，共57萬字。一千頁打印的
「文件資料」就有57萬字，那麼每頁是570個字，由於通過電腦打印出來的每頁字數差不
多，那麼按照這個字數推算，這批15000頁的文件資料總共就有855萬字！
這麼多的字數，僅以「張良」一人之力是無法完成的。因為即使從八九年就開始寫作，11
年中（該書已在美國翻譯數月，估計張良至少在去年春就已抵美）不間斷連續撰寫，也要
平均每年寫77萬字。有寫作經驗的人會知道，一個人無法在這樣短的時間內完成這麼多的
文字。
如果是「張良」聯合其他人一同寫作，由於需要收集和整理資料（包括大量當時外電報導
，各省市動態等），沒有很多人是不可能完成的。而在中共統治的政治環境中，這麼多人
聯合起來做這樣的事情，風險更大，一旦泄漏出風聲，參與者都有被以泄密罪重判的危險
，因此，多人聯合完成的可能性似乎更低。
如果既不是「張良」一人完成，又不是多人合作完成，那麼這批「天安門文件」到底出自
誰手？
它可能是出自「中國共產黨」之手。在八九民運期間，中共高層有專門機構負責收集編纂
各種反應，包括外電報導、各地上交的動態簡報和專項報告、中央各部委了解的情況、高
層內部對此問題的會議記錄，以及新華社（內參有八種）、《人民日報》等各級黨報的各
種各樣「內參」等。。
這些文件資料等，最後可能匯集成專門的天安門事件文件資料而儲存。由於電腦的發展，
現在大陸各種部門也在使用電腦保存文件和資料。「張良」或是通過本人工作之便，或是
通過能在電腦上接觸到這種文件的朋友，下載了這批資料，用磁盤帶到美國，經過整理後
，成為《向歷史負責，向人民負責》的書稿。
如果上述推理成立的話，這批文件資料的可信度就很高。但是，對這批天安門文件的進一
步論定，還要等到中文版問世。無論如何，這批文件的真實性才是它的價值所在。那種「
真偽不是最重要」的思維倒是一個很需要引起人們深思的重要現象。
2001年1月17日於紐約
《天安門文件》中文版出來後，就被人識破，這是造假，因其內容只是中共媒體（駐各省
記者站）所寫的情況匯編等，根本不是什麼《中共中央文件》，而且最主要內容顯然是作
者杜撰的。我曾在香港《開放》雜誌撰文批評「六四《天安門文件》造假」，指其是「中
國造假大潮中的醜聞又一樁。用造假，賺六四血錢，夠登峰造極了。」王丹當年就認為“
真假不是最重要”，13年過去了，今天還是對真假毫不在意。對到底是不是真得了“腦瘤
”，沒有《回美證》無法通過安檢、離開美國等事實，完全都不在乎，等於戲弄了全台灣
，尤其是那些同情他的人。王丹對自己在此事件中的一系列謊言，不僅迄今無一字道歉，
而且態度惡劣。（2014年8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