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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話語的所指錯位
台灣的知識界由於長期以來不曾面對反中、親美與日本殖民的這一叢結問題,因此這個叢
結便成為籠罩在政治心態與話語之上的無意識巨傘。在這個巨傘籠罩下的各種「進步概念
」,從而取得了特定的詮釋學意義,而與原初西方脈絡下的所指有了巨大差異。「公民」
即是其中最顯著的一個例子。
在太陽花運動所揭示的現實中,「公民」,既非傳統自由主義之下的程序性概念,也非市
民社會論或是公共領域論下的規範性概念,而是一個動員與排除的暗喻。「公民」一詞的
真正具體所指,是置於「公民」這一名詞之後的動詞,而「公民」也者則被那個特定動詞
所界定。例如,公民反媒體壟斷、公民反黑箱、公民反服貿、公民反核四、公民反死刑…
…。這也就是說,在台灣,一個人(成年人)只要他反這些被規定的事物,他才是公民,
也同時才是「運動」的合格召喚對象;在召喚的另一面則是排斥:你若不反這些,你就不
是公民,或你的公民身份可疑。
以上這些裝上「反」這個字頭的複合動詞,又無例外地可以歸結為「反中國因素」。「中
國因素」是一把大黑傘,罩著「服貿」、「核電」、「媒體壟斷」、「儒家倫理」、「死
刑」……,凡此,都具有暗地(黑箱)操作的、與中共私相授受的、道德上見不得人的「
私」的特質。因此,所謂「公民運動」所召喚的並不是什麼「公共論辯」、「審議民主」
或「基進民主」,就如同反服貿所召喚的其實並非反新自由主義全球化一樣,而是直接或
間接的恐中與鄙中的心理。要說明「公民」這個概念與「審議民主」或是「公共論述」這
類概念無關,其實並不費勁,只需指出林義雄以絕食禁語為手段達到政治目的的「死亡政
治」恰恰是審議民主的邏輯對反就可以了,但在當代台灣,這就如同指出國王沒有穿新衣
一樣的困難。
「公民」因此是反中運動的動員與排斥話語的核心構造,具有文明主義、族類主義以及二
元對立階序觀等內涵。在這個階序觀裡,凡是因對那些「反」表態支持的人們都可以立即
獲得沛然無比的正當性感覺,同時以此感覺傲慢地對他們的抗爭對象及其支持民眾(被否
定「公民身份」的公民)進行毫無克制的鄙夷,因為相對於吾等公民,爾等是「私民」、
「賤民」,或是「外來賤種」。恰恰是因為「公民」必然預設了一種公私二元對立的內部
構造,因此這整個反中運動採用了「公民」而非「人民」,因為公民更有效地表達出一種
道德階序:公與私、陽與陰、善與惡、義與利、文明與野蠻,而後者都是這個共同體的極
危險因子,合當排除。因此,「公民」在太陽花的語用學理,已經成為了一種高度排他主
義的國族統合暗喻,在這個暗喻下,各種「人民內部矛盾」都需要重新統整在國族統合的
光明大傘下頭。台灣從1980年代以來的社會運動史於是矛盾地成為它自己的取消者。階級
的、(原漢)族群的、南北城鄉的、性別的不平等或差異政治…….這些原先多少企圖在
自身的社會性邏輯(而非國族邏輯)下的操作,如今皆要收編在「公民」這個最大的保護
(指導)傘下──是體制外老中青台獨的最大共識,也可稱為「太陽花共識」。於是,真
正的「賤民」是拒絕被統整到這個「公民共識」(即「太陽花共識」)之下的異議者,例
如統運,或與統運有組織或思想聯繫的社會運動。
2014年的「台北之春」,讓一個經典的政治理論問題重新得到現實意義:在何種條件下,
以何種方式,自由主義現代性(liberal modernity)會神移甚至形變為法西斯?
不少人指出,此次太陽花學運的核心菁英不少是來自社會學系。這並不意外,因為長期以
來,倡議「公民」、「民主」以及「社運」這些概念的就是台灣的社會學界。但是歷史地
看這個倡議,也是有一個不均質的、起伏巨大的過程。在1980年代下半葉,台灣的社會學
界在反對國民黨、支持社會運動,與支持李登輝的本土政權上都曾風光一時,時謂顯學。
但是在李登輝政權在總統直選之後快速鞏固,以及之後長達八年的扁政權時期,原先生龍
活虎的台灣社會學界卻進入到一種伏流狀態,要等到2008年馬英九政權成立,台灣社會學
界的政治活力才再度冒出地表,並以同年的野草莓運動為它的標誌性現身事件。今天,社
會學再度成為顯學,但很明顯的是,它是否是顯學取決於外在的形勢:當「本土」政權在
位時,它悶不吭聲;當「外來」政權在位時,它以「公共」、「社運」、「民主」之名活
力四射。
公民、公共、社運、民主…….這些概念是台灣社會學界在1980年代從西方社會科學界(
尤其是有自由左派或是新左傾向的學界)所套襲過來的;筆者本人也是一個套襲者。這一
套概念的核心是一組非歷史的、在西方實踐無效大致屬於校園左派的政治正確姿態,其核
心是近乎教條地反國家機器、反階級壓迫,以及反父權,所謂「三反」。但這個姿態並非
「普適的」,而是,如前所論,有選擇性的,也就是它們並不適用於對民進黨的批判,或
至少,並不熱烈地如適用於國民黨般地適用於民進黨。而且,在需要的時候,這個「三反
」意味著反中。這個「反中」其實是直接承襲於西方現代性立場的(不管是自由派或是新
左),因為在西方左右現代派的思維結構中,「三反」是建立在不需論證的自由主義現代
性的前提上,也就是說,你首先必須是在一個立憲的民主的民族國家體制中,然後你才有
資格進入到「三反」。這裡頭不言而喻的是一把西方篩子,把他們所認定的「東方專制主
義」、「東方社會主義」或「東方傳統主義」,一致視為是前現代的體現。對他們而言,
資本主義現代性是需要一些這裡或那裡的修補,但總體而言,它只需在一些局部方面,以
社會運動或公共領域,節制國家機器、克制男性霸權,以及追求社會正義。因此,既然西
方自由派或新左的理論意識中已經包括了這個未言明的西方中心主義以及對第三世界非西
方文明的體制的敵視與鄙視,那麼台灣的社會學界克紹箕裘,以此為職志,把西方的隱前
提轉化為此地的顯針對,即是,把三反擴充到「六反」,成為了青年台獨的理論武器庫,
而這個武器庫,既不妨說是「佩里安德森」牌的,也不妨說是「柄谷行人」牌的。社會科
學的學生菁英在這樣的理論空間中,舒服地進入到一種高等的反叛自覺,且常常不厚道地
看著那些走不出當年國府迫害陰影的老一輩的,有著不可化解的省籍情結的,吟哦著「黃
昏的故鄉」的台獨邊緣人,只因年輕的他們如今是有理論、有世界觀、有地緣政治謀略的
台獨了,於是他們自稱「台派」,有以區別於老耄之「獨派」。但是無論台派或是獨派,
不變的核心仍是反中、親美,用理論的術語把「中國」等同於「東方專制主義」、「文革
非理性」與「六四鎮壓」。這樣一個「中國」,是台灣的民主、經濟與文化的最大陰影,
是必需要走出的陰影。
或者粗略 白話一點的講,吱吱只是在消費
對你們來說,所謂的民主 就是 你是民我是主
所謂的言論自由 就是我有權力講我想說的話 而且別人必須要接受
但是人類的民主,不光是我有說話的自由
也包括了,我討厭的人 他也有說話的自由
然後你們又不能面對 中國崛起的現實,缺乏面對現實的能力
你們只能講:我不要和中國靠在一起,馬英九在賣台
但是,你們沒有能力去 發展一個 可以拒絕中國 但是台灣還能過的更好的模式
或者你們沒有能力 說服別人,你們的模式 是可行的
唉
你不能因為瘋子 在人群中比較顯眼,就因此解釋 瘋子是人群裡的多數
你們是台灣人的一部份,但是你們不代表整個台灣人
而且你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