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戰文理組誰比較優越是一種忽略歷史背景的迷思。
台灣從日治時期透過殖民政權開始接觸所謂"現代化"的學術，
當時唸法和習醫都是台灣人的熱門選項，
(不要再相信國民黨那套日本人不准台灣人學法的沒有根據的說法了，
1920年代後赴日留學的台灣人習法的最多，比讀醫科還多。)
那是因為在日本殖民者的西化思維中，
學習西方的法社制度的重要性不亞於提高醫療的水準。
所以道理很簡單，當社會有需要，
那門學科就會變成顯學，吸引的人多，
當然其中優秀的人也會比較多。
至於戰後台灣之所以會出現一股重工抑法的逆流，
就是國民黨帶來的；戰前國民黨雖然也師法日本，
抄了很多西式法典，但是他們骨子裡的想法和日本不同，
不認為徹底的法律現代化所產生的社會改革力量對他們有利，
相反的，他們認為強調權利本位和限制國家權力的法律核心原則，
對於他們想要以黨治、訓政控制國家人民的利益會產生衝突。
(當然日本也沒那麼甘願遵從這些法律原則，
在明治憲法，以及尤其是在對台灣的殖民法制上多所保留，
但是整體來說他們對法治的信仰程度還是比較高的。)
所以，一方面在戰前，國民黨政府培養司法人才，
就以黨意為最高指導原則，以防他們"太懂法律"，
戰後更在台灣長期壓縮法律人才的考試名額，
從出路窄化降低人民習法的意願和大學志願排名。
那個年代唸法律的人素質比較參差不齊，
有像阿扁那種從小到大考第一名(他的數學成績去理組也是電爆一堆人吧)，
因為聽了黃信介演講對法律作為民主改革的基礎有所認識而來唸的，
也有像馬英九那種不管文理組都唸不好連律師都考不上的人混進來。
不過，隨著台灣社會環境漸漸開放，律師錄取率升高，
提供習法的誘因，法律系在1990年代變成社會組第一志願，
強者也愈來愈多(或者因果相反，投考的強者多→變第一志願)；
甚至因為當時大學錄取率社會組只有不到三成，
而自然組高達七成以上，許多人因此即使數理化只考低標，
也可以有學校唸，而不是因為數理化好才去選了理組。
我自己，高中文組→112二類→法律系，
你說我是文組人還是理組人我也不知道；
強者我同學有建中、北一女數理資優班，
高二轉文組考上法律系的；
也有高中同學因為想唸法律選了社會組，
不知道為什麼歷史總是考不好又偏偏考上歷史系，
結果碩士去美國改唸資工，後來在外商公司當工程師；
也有大學法律系同學研究所去唸數學所或資工所等等。
一個國家中唸什麼科系的人素質如何，
是它的社會、歷史條件使然，和學科本身的性質無關；
去看其他國家就不一定是這樣，
特別是社會發展愈成熟、愈均衡的國家，
就愈能尊重不同科系的專業並使各方面人才都獲得重視。
就像歐洲學院教育一直非常重視哲學(神學)、法學和醫學，
因此也有科學家是唸法學的所謂"文組人"出身，
例如數學家費瑪和萊布尼茲都是大學時期專攻法律的律師，
所以，數理有沒有可能無師自通，對聰明的人來說當然可以！
最後爆一個卦，我姑丈也是台大醫學系教授，
和柯p是同事，聽柯p說他們很熟，
當年是合太醬料、也就是第三類組(當年叫丙組)榜首，
是個沈默寡言的人，平常最大的興趣也是看書，
去旅遊不想看風景，只想趕快去書店裡看書...XD
我想這可以說明一件事，當然我相信他智商一定也很高，
但以台灣教育的考試方式而言，讀書習慣才是最重要的，
只要智商不要太差，興趣不要太廣泛，坐得住，
有耐性應付無聊的課程內容，不管唸哪一組成績都不會太差。
就像柯p說的，願意乖乖坐下來唸書也是一種才能，
不過那仍然不是天才，高智商也不算天才，
因為智商是一種操作性的能力，
和才華或創造力並無直接的關係；
如果柯p是天才，那Robert H. Bartlett(發明葉克膜的人)怎麼辦？XD
天才跟很會吸收知識是兩回事，
沒有一本音樂教材可以教出莫札特，
也不是唸了物理系就會變成愛因斯坦，
莫扎特就算沒唸過一本樂理書他還是能創作，
事實上，現代社會的知識都只是在描述這些天才的創造。
至於拿政治人物素質很差來批評"政治"這門學問，
或是有醫師考上律師來替文理組分高低，恐怕都不太正確。
第1，即使人人都可以對政治發表幾句意見，
但有幾個人可以說得像John Rawls一樣好？
同樣的，很多人也可以說上幾句養生保健之道，
甚至常常資深護士都比菜鳥醫師懂得如何處置病患，
但我們可以以此質疑醫師的專業性嗎？
第2，律師考試本來成本就比較低，不需要法律系畢業，
只要去學分班修20幾個學分就可以，要考當然比較簡單，
這是制度使然；如果醫師考試也不限醫學系畢業才能報考，
要考上也不困難，否則就不用對波波這麼緊張了。
還有，有的文科比較容易拿分看起來好像比較簡單，
也是一種錯覺；例如很多人修二外，
管它德文西文日文，只要乖乖上課唸課本範圍，
要拿A+一點都不難，可是這就代表你的外文真的很好嗎？
而在外國拿文學博士的那些文組教授，
往往唸比較文學需要精通四五種外語，
也還稱不上成為莎士比亞那樣的天才。
所以，文組理組應該互相尊重、彼此合作，
改變重理輕文的觀念，也將是台灣擺脫殖民遺緒，
發展文化主體性的重要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