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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內湖保護區開發案，到近日的買股風波，慈濟在這一個多月來飽受社會各界的批判。其
中是非，許多大德已有高見，我就不深論，在這只探討一個倫理現象。
在這波批判中，可以聽到某種為慈濟辯護的聲音，就是「證嚴法師其實不清楚，都是下面
的人在惡搞。」
根據一份2009進行的全台宗教調查，有近8%的台灣人自認屬於慈濟這個宗派。說大，多數
台灣人對他們並沒有歸屬感。說小，其實也只輸馬英九一點點了。8％也有個一百多萬人
，團體發展到這種程度，「上面的人」當然不可能清楚所有的事情。
不過，慈濟問題連環爆，法師本人真的都毫無錯失，都是部屬有問題？是否正因她的思維
態度，才導致這個巨大的組織陷入批判之中？
有件小事或許是解開疑問的關鍵鑰匙。
日前慈濟召開記者會，宣布終止內湖的開發案。發言人提到「外界對慈濟的不滿，令她（
證嚴法師）疑惑不解」，不過法師對於慈濟本身的清譽很有信心，指示三位高層好好處理
。
假設發言人如實轉述了證嚴的談話，沒有一絲增刪，那麼就倫理學的角度來看，這段談話
正好指出證嚴在道德思考上的問題點。
倫理學中的義務論者認為，一個行為之所是對的，主要是看行為動機是否純正，以及「手
段」是否良善。舉例來說，如果我基於「慈悲心」這個動機，且採取「捐錢濟貧」的手段
，那麼這行為就是對的。
不過，義務論也常被批判忽略了行為的「結果」。義務論者認為結果和運氣相關，所以不
能勉強要求，有「善行」就好。
批評者則認為，這種態度會形成一種「道德的自我沉迷」：堅持認為自己是好人，而深深
沉醉其中，卻沒發現自己的行為已對社會造成傷害。他們甚至會否定傷害的存在，或認為
這種傷害是運氣問題，無傷其道德成就。
為什麼會產生這種問題？
因為「動機」存在個人內心，選擇「手段」也訴諸個人判斷，但「結果」則要與社會互動
才會產生。只重視前兩者，行為者可能誤以為自己對他人很有幫助，但在他人的眼中，卻
是一個負面的存在。
這就是慈濟當前的主要道德困境。當慈濟覺得為社會做了很多「好事」，社會大眾卻不見
得都會買帳，因為這些「好事」是慈濟認為的「好事」，並非都是有社會共識的「好事」
。
內湖的保護區開發案只是一個例子，在台灣各地都有類似的狀況，從大愛村的刻石文字，
到限制災民吃葷食，太多的「自以為善」，其實都是旁人眼中的「惡」，這也形塑出一種
反對慈濟的力量。
慈濟人在面對這種批判時，通常並未針對造成社會不滿的「結果」進行反省，倒是採取一
種防衛心態，認為對方若非搞不清楚狀況，就是別有居心，是其他宗教來的惡意抹黑。
一如前述，在過去常有為慈濟說話的人，認為證嚴法師並未涉入這些問題，都是「下面的
人在惡搞」。但依發言人的描述，「外界對慈濟的不滿，令她（證嚴法師）疑惑不解」，
那麼顯然法師本人也是採取上述的思維模式，認為「我明明就是好人做好事，為什麼他們
要反對呢？一定是他們搞錯了或有問題。你們去好好說明處理一下，就能解決。」
認為自己沒錯，錯是在他人。
道德自我沉迷到了極端，會認為自己是唯一且最高的道德審判者，他人的批判只突顯其「
品德低下」「思想污穢」「不智」，我更應該堅持己見而行，並且努力教育、說服那些「
愚者」。
這種互動模式當然會造成悲劇。在雙方都不肯退讓的狀況下，必然兩敗俱傷，甚至產生與
預想完全相反的「結果」。
道德存在的目的是什麼？
多數倫理學家認為，道德之所以存在，是要協助人們過更好的生活，過幸福的生活。因此
「道德手段」本身不會是最終目的，對於人的關懷才是最根本的。如果慈濟這個團體是因
為基於對他人的關懷而產生，那就更有必要思考「他人真正需要的」與「我認為他人需要
的」這兩個概念之間的差異。
台灣存在許多不同的意識形態或信仰，各有一套道德觀與價值認知，應該透過溝通與理解
來建構共識，減少衝突。強行把自身的道德觀與價值觀套在他人頭上，不但無法解決問題
，反而讓討論失焦。有些批判慈濟的人犯了這類錯誤，但慈濟自身也有同樣的問題，甚至
就是引發衝突的起點。
慈濟確實對社會有一定的貢獻，但這不代表他們可以規避倫理的檢討。面對排山倒海的外
界批判，慈濟在「大惑不解」之餘，或許也該撥出一點時間與精力，檢討自身的根本思維
中，是不是少了什麼關鍵的部份。
真正的聖者不是自以為，而是來自不同價值觀的肯定。但想獲得廣泛的認同，不應只做「
自己認為的好事」，也不該堵住外來批判者的嘴，而是該展開對自我的道德反省。慈濟人
能跳出道德沉迷，公開談談自己到底錯在哪裡嗎？
在慈濟宣布停止開發內湖保護區的記者會裡，發言人也提到，法師每天早上都會請人讀報
，瞭解世界各地有什麼災難，思考慈濟能提供什麼樣的幫助。或許法師也可以撥出時間，
放下報紙，看看身邊的人事物，思考這個屬於她的迷途帝國，在光鮮整潔、標齊對正的表
象之下，是不是已經成為某些人眼中的災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