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現代法治國家，每個人都追求的司法獨立
有獨立的司法，去監督行政機關，監督公務員，合法、守法
其實，在台灣日治末期，已經有司法獨立的傾向了。
但是，在接收大員的巧手下，
台灣的司法獨立，在二二八之前，在轉進台灣前，
就開始崩壞了。
崩壞之始─員林事件
在所謂的"光復"(接收)之前
台灣攻讀法政的根據劉恆炆資料指出，台灣受法政教育約有一萬多人
成為辯護士或推事(法官)之人至少有200餘人。
而雖然台灣總督依照六三法，取得三權一身。
但是在大日本帝國檢察體系以及總督法院解釋下
他們不受總督干涉，已經開始具有司法獨立，不受總督干涉的習慣存在
意即行政權不得染指司法權。
而初期來台接收大員的檢察官，也對於台人法警服膺於檢察官指揮訝異，
乃因自中國來的檢察官，在中國是難以指揮警方。
更多警方是被縣長掌握，縣長身兼檢察官(行政司法混亂)
而當時制定的中華民國憲法是比日本明治憲法更先進的立法
台灣法律人無不欣然想要推動人權保障，已打造法治國。
但二二八前，台灣法制史上有名的員林事件就在對於司法權捍衛下發生衝突。
1946年5月20日，警察與縣議員施暴被害人，
經被害人提起自訴，但同案之人屢傳不到，甚至有拘捕後逃逸，
法院即開出拘票夥同法警拘提被告，而法警到台中警察局時
竟然被警察設局包圍、開槍、甚至拘禁，經檢察官下令放人，警察依然不理
拘禁超過24小時，當時憲法已經通過，檢警共用24小時被明定憲法。(憲法第八條)
事後幾經協調，才釋放被拘禁人員。
1947年1月臺北地方法院檢察官對臺中縣警局長等七人提起公訴。控罪名如下：共同利用
職權公然聚眾，實施強暴脅迫，妨害公務及教唆殺人、廢弛職務，事後明知為無罪之人
，經檢察官通知釋放而仍施羈押，以及檢察官到場驗傷，復使武裝警員拒絕，
係以強暴脅迫妨害公務，檢察官並以上述諸人皆為司法警察官員，其蔑視法紀，
假借職權犯罪，依法加重其刑求處。
2月15日臺北地院一審判決出爐，只一人，因殺人未遂處有期徒刑五年，褫奪公權三年
其他人等等教唆殺人部分法院均認為無罪；妨礙公務部分因國民政府的大赦令均免訴。
這件事情在日本時代的受過法學教育的法律人完全無法接受
而國民政府說法是依照中國大陸習慣，司法權要抓人要跟行政權配合阿
你現在直接抓行政權，顯然瑕疵
這件事情後，台灣有多次護法運動，希望台灣可以回到法治正軌。
但是效果不佳，或者來不及發酵下，就導致二二八，台灣大量菁英
法律人才也對司法體系喪失信心，紛紛出走當(辯護士)律師，
自此台灣司法獨立在轉進後，跟戒嚴令，動員開亂臨時條款到現在還在喊，司法獨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