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卦點在於日本也有黑心商人 也有食安問題
不過都早就在上個世紀的六七零年代就解決了
也許日本人的政治態度是隱性的、民風保守。很少會有特立獨行出頭鳥站出來挑戰趨同性
但是對於公共事務與社會議題的的團結力與自覺力的確是先進國家公民的等級
即使作了很多改革措施，至今日本麥當勞還在嚴重虧損當中，被日本消費者抵制
偶爾會有一些意見批評日本的的保守與團體優於個人的特性，
但或許這才是日本社會先進，可以追求持續卓越的基礎。日本人並不像表面那麼溫吞
ps.他們可以在1976年，還沒有網路的時候就跳過中盤商，
讓消費者直接向農民購買有機農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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岡崎哲夫青年時的理想是成為一名文學家，他愛好歷史、哲學、中國的唐詩和歐洲的古典
音樂。然而，在早稻田大學就讀政治經濟學時，他被日本政府強征至中國東北的虎頭要塞
服役，成了一名侵華日軍。戰後，他在回憶錄中對帝國的瘋狂，以及中國遭到的災難都有
過深刻的反思。
在當時的日本社會，這樣一批具有主體意識的民間力量，無疑發揮了極其重要的作用，落
實在消費方面，最為直接的影響是一批消費者團體的出現。例如，1949年12月，關西主婦
聯合會成立，其活動重點是降低物價、驅逐黑市。在大阪，由於正常價錢在40日元的牛肉
，賣到了250日元，當地主婦會發起“不買牛肉運動”，要求牛肉降價，否則便不買。這
些活動都收到了很好的效果。1956年，日本消費者協會正式設立，1957年2月26日，“全
國消費者團體聯絡會”在東京召集主辦了“全國消費者大會”，並發表了《消費者宣言》
。從六十年代開始，為了解決環境污染問題、食品安全問題，日本還湧現了各種社會實踐
和社會運動，如“生活者運動”、“有機農業實踐”、“消費者與生產者經濟合作運動”
等等。
對於尊嚴和正義的訴求，無疑是這些具有“中流意識”的人們在食品安全上較真的動力。
岡崎哲夫幾乎用了整個後半生的時間來進行對森永公司的維權，最艱難的時期，他和其他
幾位家長只能自帶大米和帳篷在野外集會，去東京請願時，由於用光了盤纏，他們不得不
找警察署求助。
1966年，曙光終於出現了。由於對愈演愈烈的食品安全問題擔憂，日本岡山縣成立了“岡
山藥害對策協會”，以救援在食品安全事件中的受害者。岡崎哲夫等幾位家長馬上找上門
來。在他們的推動下，岡山縣對35名森永奶粉的受害兒童進行了身體檢查。結果顯示，這
些受害兒童都留有不同程度的後遺症。隨即，大阪大學的丸山教授開始追蹤調查。1968年
，他發表了著名的“丸山報告”，證實了毒奶與後遺症之間的關係，引起了軒然大波。同
一年，日本頒布了第一部《消費者保護基本法》，這意味着日本開始從發展主義的冷酷中
轉過身來，將重心轉移到對消費者的保護上。
一場遲到了多年的審判結果在1973年到來。這一年11月28日，日本法庭終審判決森永有罪
，該公司兩名工作人員被判刑三年。12月，森永公司接受了受害者家長提出的賠償協議，
對“森永毒奶粉事件”的所有受害者予以終身照顧。
迄今，森永公司每年都要支付超過十億日元以上的巨額資金，用於對受害者的健康賠償和
生活照料上。
同時，推動正義到來的民間力量，還提供了一條獲取食品的新路徑。
超強糾錯
“工業化和化學化的農業，是食品安全問題一個很大的原因，因為要用化肥，要大批量生
產，要用添加劑，其實都是對人有害的，還有大資本的投入，資本要什麼？資本要利潤，
所以它不會想質量優先，它會想我怎麼可以賺錢。”潘傑說。
森永的問題解決了，並不等於它的問題不會在別人身上重演。由此，日本民間力量還為人
們提供了一種“拋開大企業”的可能。
與中國正在興起的食品自供不同，所謂“拋開大企業”，不是說消費者自行生產食品，而
是建立了一個消費者與小型專業生產者的緊密關係。
以1976年成立的民間組織“四葉草合作聯盟”為例，這是目前日本關西最大的一個有機食
品生產、加工及配送的生產者與消費者的合作網絡，有四萬成員。加入這個聯盟的商戶，
基本都是無力與大企業進行競爭的散戶、中小企業，運作方式大致可以概括為：農戶和消
費者通過申請成為該聯盟會員，聯盟旗下的農場負責收取附近農民會員產品，自己也生產
一小部分，檢驗合格後，通過配送中心直接投遞到消費者家中。它實現生產者與消費者的
直接對接。
這個生產網絡是構建在信任和誠信基礎上的，潘傑介紹，如果有商戶想加入這個聯盟，必
須有聯盟內部成員推薦，實際上就是需要有擔保人，還有對其農場、車間的考察，甚至於
對商戶人格的考察也包括在內，“有點像相親的感覺”。
同時，“消費者隨時可以造訪任何一個生產者，了解這個生產的過程，甚至可以帶着專家
去，去查看土壤包括產品測驗。”潘傑說。即便出現了狀況，消費者也能輕易地追溯到責
任人。
一旦成為了這個網絡的會員，也就意味着，如果你不信任森永的產品，你可以完全拋開它
，自己決定購買來自哪一個牧場的牛奶。
民間組織還可以直接參与對商品的檢測，比如各地的消費者協會，主婦會等。一些團體還
可以發起“共同購買”，用團購的方式為商品的品質提供保證。
“在日本相對來講保留了比較好的‘共同體’的傳統，還有社會信任，比中國現在的狀況
要好。”潘傑認為。這無疑是民間力量在日本盛行的原因之一。除此之外，政府也可以為
這些力量保駕護航，例如，這些社會組織可以推舉跟他們很多政見相合的議員，幫助其選
舉，通過議員的提案推動自身理念的發展。
從上世紀70年代開始，這些組織的相互聯繫、協作越來越多，甚至還有競爭。他們的聲音
對日本政府的立法顯然有着不容忽視的推動作用。例如1969年，一部分消費者團體首次提
出了制止多餘包裝和過大包裝的口號，1971年，東京都知事便發表了《垃圾站宣言》。
2001年，日本發生“瘋牛病”事件，民間強烈的聲討，迫使日本政府頒布了《食品安全基
本法》，同一年修改了《農林物資規格化和質量表示標準法規》。可以說，日本的食物儘
管不能說沒有安全問題，但有着他人難以企及的糾錯能力。
對於岡崎哲夫等食品安全的先行者們來說，這樣的局面，可謂庶民的勝利。
2000年，岡崎哲夫病逝，他的臨終遺言是：“我的一生沒有遺憾。”
也許，在這句短促的日語說出來時，日本各地又有幾位主婦拿起櫃檯上的蔬菜，放心地放
進自己的菜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