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引述《jeff52 (Jeff)》之銘言：
: 香港失蹤書商桂敏海在中國央視認罪
這個人在中國的媒體上名叫桂敏海，但他在香港媒體上的名字卻是桂民海
究竟哪個才是合法的名字？這是一個耐人尋味的問題
桂敏海是瑞典公民，在泰國失蹤，和香港的關系并不大，李波才是在香港失蹤
: 另外4名失蹤書商之一、英國公民李波告訴他的妻子，他正“協助調查”，不過香港警方
: 仍在調查他失蹤一案。
這個叫做李波的人，根據中國法律，他是中國公民，不是英國公民
英國政府也沒有說過他是英國公民，他是持有BN(O)護照，這個護照沒有公民權
歐洲曾經有個漏洞，持BN(O)護照可以自由旅行，后來香港人太招搖，就被取消了
另外，關于瑞典，最近中國還抓了一個沒有中國血統的瑞典人
李波、桂敏（民）海和這個叫做彼得的瑞典人有沒有更多的關聯，目前也不清楚
我國破獲一起危害國家安全案件 一名瑞典人被捕
2016年01月20日 09:59 環球時報
http://finance.sina.com.cn/sf/news/2016-01-20/095917739.html
捏造問題報告換取境外資助 培訓死磕骨干激化社會矛盾
瑞典“人權活動人士”被捕真相
【環球時報綜合報道】近日，國家安全機關和公安機關聯合破獲一起危害國家安全案件，成功打掉一個以“人權衛士緊急救援協會”為名、長期接受境外資金支持、在境內培訓和資助多名“代理人”、從事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活動的非法組織。彼得·達林(瑞典籍)等犯罪嫌疑人被依法采取刑事強制措施。彼得·達林涉案引起多家西方媒體和機構的關注，有的稱，現年35歲的彼得·達林是人權組織的“義工”，他“出事”似乎與中國當局“打壓人權律師”有關。然而，《環球時報》記者獨家從有關部門獲得的一些關鍵事實卻表明，彼得·達林并非“義工”，他本人也已供認
不諱。
彼得·達林供認：該NGO非法，“但我們還是這樣做了”
彼得·達林被抓前一直生活在北京，并為一家名為“人權衛士緊急救援協會”的機構工作。根據“人權衛士緊急救援協會”網頁介紹，該組織由律師、學者和政治界專業人士組成，與活動人士一同為“危難中的人權衛士”提供幫助。該組織提供的救援方式，包括提供法律援助及緊急資金等。有媒體聲稱，該協會是志愿組織，只有一群維權人士義工，主要是律師。
而根據《環球時報》在有關部門掌握的信息，“人權衛士緊急救援協會”沒有在中國任何一個相關部門登記或備案，它的“真身”實際上是以公司形式在香港注冊成立的“Joint Development Institute Limited”(JDI)，直譯成“聯合發展研究所有限公司”顯得很怪。JDI的另外一名合伙人就是近日以“危害國家安全”罪名被批捕的鋒銳律師事務所律師王全璋等人。王全璋據信長期接受彼得·達林方面的資助。
盡管JDI組織并不具備在中國大陸從事經營活動的權利，但卻利用離岸賬戶接受境外資金，在脫離我國金融監管的前提下，將上述資金用于境內活動和個人牟利。這種行為本身就涉嫌非法經營、職務侵占、逃稅漏稅等多項罪名。同時，在國家有關部門介入調查期間，JDI還存在銷毀證據和串供行為。彼得·達林本人已承認從事非法活動。他說，雖然該組織一直以非政府組織(NGO)的面目活動，但“JDI是在香港注冊的，按照法律我們沒有在中國內地的經營權，但我們還是這樣做了”。
在有關部門掌握的一份該組織核心人員的供述中，《環球時報》記者看到這樣的表述：“我們做項目，都是由彼得·達林去找，然后由境外出資，大部分都是歐盟，錢打到我們公司賬戶后都是由彼得·達林去支配，再由國內的王全璋等人組織實施，然后形成調查問卷報給彼得·達林，由彼得·達林向歐盟匯報，用于歐盟與我國對話使用。”
BBC中文網此前報道說，該組織曾經向聯合國呈交了一份人權報告，具體列舉了中國當局“恫嚇、監視、軟禁、人身攻擊、綁架和任意拘留”的事例，彼得·達林被報告列為在華聯絡人之一。
彼得·達林本人在接受有關部門調查時承認這類報告“并不能反映真實中國的全貌情況”，“為了讓出資方高興，我會調整我的語言，會寫一些他們喜歡看到的東西”，“具體這些案例我并沒有親眼所見，我不能保證報告中的這些內容完全屬實”。
從2009年5月到2015年8月期間，JDI接受7家西方政府機構及美國某基金會等6家西方非政府組織的資助共計150余萬美元，約合千萬元人民幣。
JDI組織一度在全國建13個“公民代理站”
這些所謂“讓出資方高興”的活動首先是通過在全國范圍內建立所謂“公民代理站”，專門資助和培訓沒有執照的“赤腳律師”和上訪戶，利用他們搜集我國負面的社情、案例，同時培訓他們專門慫恿草根民眾和政府打官司，“有意激化了很多原本并不嚴重的矛盾和糾紛”。而在美國某基金會的一份項目書里則清楚寫明，每年針對政府發起的訴訟應不少于96起。
據《環球時報》記者了解，JDI組織在全國范圍內建立了13個所謂“公民代理站”，并先后在江蘇、河北、河南、福建、內蒙古、安徽等23個省及直轄市開展“培訓”，總計培訓人員151名。這種“培訓”的內容并非法律方面的專業知識，而是在打政府訴訟官司中如何躲避監管、組織群訪、頻繁申請信息公開等“技能”，以及如何“正確地打法律擦邊球”。“培訓”的形式則有點類似于地下傳銷，通常是十來個聯絡人，通過境外加密軟件相互約定時間，在一些小賓館的房間內“集中學習”。單是針對機構骨干的培訓，一年就有十幾次，分支機構“不計其數”。
“公民代理人選擇社會矛盾比較集中的案件，90%的案件都是選擇拆遷案，就是因為這些案件比較多，如果達到一定規模就會產生社會影響，這個影響主要體現在被拆遷人對社會不滿，進而可能擾亂社會秩序，發生街頭群體性事件……像鋒銳律師所搞的這些案件，組織鬧事，就會起到示范作用，就會有人仿效，將潛在的危害爆發，威脅社會穩定。”一名核心涉案人員在供述中如此說道。從該涉案人員的供述中，不難發現，他們扮演的是草根援助方，還是“街頭運動”孵化器？
財務混亂，項目經費入私囊
《紐約時報》等多家西方媒體在報道時均提到，“人權衛士緊急救援協會”是一個志愿組織，并且強調機構內部人員的“義工”性質。但有關部門向《環球時報》展示的證據顯示，“公民代理站”的“骨干”如果每月向彼得·達林匯報2至4起案件，就可以領到3000元左右人民幣的報酬，這些錢由彼得·達林支付。為了騙取工資和經費，凸顯自身工作的重要性，“他們往往夸大案情、甚至憑空編造、虛報不存在的維權案例，刻意丑化我國人權現狀”。
對于掌握近千萬元資助的彼得·達林來說，這些人所領取的都是“小錢”。在財務運作方面，彼得·達林通過虛增項目、虛報工資等手段，將接受的境外資金層層截留，將近半數的項目經費用作個人日常開銷或利潤，中飽私囊。彼得·達林在接受調查時這樣說：“(預算)表格是在申請項目時用來要錢的，但最終錢不一定要發下去……因為如果我真的按照表格來發放工資，我就沒有利潤了……這類表格我曾為了不同的原因制作了許許多多的版本。”
以法律援助站的辦公室預算為例，彼得·達林說，在預算中，所有法律援助站都有租用辦公室的預算，但在實際操作中，他們并不需要使用辦公室，“這些錢就都成了JDI的利潤”。他還說，在2015年一整年里，他們用這種方法省下40萬元人民幣，這筆錢目前仍在彼得·達林的個人銀行賬戶里。彼得在中國沒有正式工作，但出手大方，經常在世界各地旅游，生活奢侈。
“美國某基金會是唯一要求財務報告的機構，我們每次都特意為它制作財務報告，它可能會要回我們沒有花掉的那部分，正因如此，該基金會的項目很少能賺到錢，其他的則不是。”他說。而據另外一名核心涉案人員供述，王全璋后來離開JDI組織加入鋒銳律師所，也是因為財務問題，雙方進而產生矛盾。在王全璋加入鋒銳律師所后，也與彼得·達林有過合作，從彼得·達林那里獲得了一些資金。
西方炒作“中共打壓”根本站不住腳
這一事件成為西方炒作“中國共產黨針對國內異見人士和西方政治影響展開大規模行動”的最新案例。《紐約時報》評論說，中共領導層對“公民社會”和司法獨立等受西方啟發而產生的觀念進行譴責，并借此抨擊正在審議中的《境外非政府組織管理法》，認為它可能會對“和法律與政治議題有關的活動進行嚴格的限制”。在中國國內的互聯網輿論中，出現了個別與之呼應的聲音。但這些憑空指責根本站不住腳。
北京市法理學會副會長吳慶寶對《環球時報》表示，國外的NGO如果在中國國內活動，應該在民政部門登記，還要在相關的國家機構，比如安全部門，以及相關行業主管部門登記、備案，如果從事的活動具有營利性質，還應當納稅。此外，外國資金進入中國也應當根據中國法規在外匯管理部門進行審核，沒有管理就到處活動，在哪個國家都行不通，“這種NGO在中國起碼是不受歡迎的”。
據《環球時報》記者了解，彼得·達林近日表示，他在接受調查期間受到良好的對待，患病服藥問題也得到很好解決，還被允許與瑞典駐華使館人員會見，體現了中方的人道主義關懷，感到很滿意。對于自己的行為，彼得·達林表示十分后悔：“我在中國從事了違反中國法律的活動，傷害了中國政府和中國人民，為此我要深深致歉。”經過多日反思，涉案的中方人員也對自己的行為感到痛心疾首、追悔莫及。有的表示：“我幫彼得·達林干的這些事情，客觀上為境外反華勢力攻擊中國提供了炮彈，危害何其嚴重，我愿意積極認罪悔過，懇請寬大處理。
編輯：sfeditor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