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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各位有看過《記憶與遺忘的鬥爭》這本書的話，其實裡面花了很多心血，比寫
出來的還多。感謝今天有機會跟各位分享這本書的動機，和沒有寫進去的很多想法。
大家知道最近台灣歷史受到很多關注，比如對課綱微調的抗議；電影方面有《阿罩
霧風雲》（編者注：通過「台灣五大家族」之一的霧峰林家家族興衰，講述台灣近代
史）；天下出版社也重新出版了林獻堂先生（編者注：霧峰林家族長，日治時期台灣
自治運動領袖人物）的《環球遊記》。
身份認同與歷史記憶
為什麼台灣歷史越來越受到民眾關心？一個原因就是認同問題。由於認同的契機，
帶來大家對歷史的關注。這跟一般的想法不一樣，一般是你看了歷史，才會產生認同
。我認為剛好相反，是我們先有了認同，才會關心自己的歷史。
那這個認同哪裡來呢？那是另外一個故事。最近十年我們產生那麼大的、強烈的台
灣認同，這個認同勃興的普及化造成越來越多人關心歷史。認同跟歷史之間有很微妙
甚至麻煩的關係。
不只是台灣，在世界各地，我們常常因為認同的需要，而修改、剪裁、有時候甚至
扭曲歷史。所以有些歷史學者會說，我們要把歷史從民族主義里解救出來。意思是說
歷史常常會被民族認同而虐待、扭曲。
我們看到在台灣歷史的過程，歷史是一系列事實，可是因為歷史很豐富，你可以從
不同的角度去看，或者根據自己的需要去剪裁，弄出自己需要的樣子。我覺得這會造
成很大的麻煩。
我認為不管我們的認同是什麼，歷史就是歷史，我們要盡量給歷史以真實。個人因
認同的需要去選擇自己要的部分，但不能扭曲事實。
歷史有兩個重要的點，一個是它對認同的影響和關係，第二個是它在轉型正義的角
色。轉型正義除了要追究過去的加害者，賠償過去的受難者，另外一個很重要的工作
，是要為了保護那一段歷史。
那段威權統治的歷史很重要。在威權統治下，人民的生命跟自由如何被剝奪和殘害
。其中發生的很多事情，對民主很重要。它可以讓我們的下一代知道過去是怎樣，從
而避免它，或者若很不幸未來也碰到這種狀況，我們應該怎麼去應對。
舉個例子，我最近在看廣島事件。現在在廣島已經成為一個很有名的觀光景點，大
家都會去。廣島事件對日本人而言，有點像猶太人的奧斯維辛集中營，是他們民族受
難的一個標記。原子彈爆炸，日本人死了很多人，是很淒慘的死。
可是在這個紀念公園成立不久以後，大阪的一個中學很多學生去參觀，參觀完就去
問博物館，我們日本人是受難者嗎？還是侵略者？為什麼在博物館裡面都沒有提到東
南亞，中國的南京大屠殺？
管理人員不知道怎麼回答。不久之後，廣島地區的中學老師就正式要求廣島博物館
要騰出一個角落，叫日本侵略的角落。證明廣島博物館給出的是片面的扭曲的歷史，
把日本寫成了受難者，而忽略了它原本是侵略者、加害者這件事情。
可是博物館拒絕。如果各位去東京靖國神社看，會看到一個滿洲國，日本完全沒有
反省侵略滿洲國（中國），依舊把它當成日本的光榮的事跡。
從這裡我們就可以看出，歷史記憶是怎樣的？第一，它受到優勢族群的剪裁。比如
現在美國南北戰爭的紀念碑，有很多在1970年代之前沒有黑人的雕塑。第二，也會受
到不同時代需要的影響。回到台灣的例子，二二八對台灣是非常重要的歷史記憶，我
們有兩個紀念館，一個國立的一個台北市的。每到二二八我們都會做很多紀念活動，
著作、研究、論述也非常多。
因為我們知道，所有民主的歷史記憶裡面，受難都非常重要。為什麼受難比光榮的
事跡還要重要？因為對苦難記憶的認同，會激勵你的民主成員奉獻。
二二八死難人數
關於二二八，有兩個問題到目前為止我們還是爭論不休：一、死難人數。因為苦難
在歷史記憶中的重要性，苦難常常被誇張；二、加害者的責任追究。
各位如果還記得，兩年前郝柏村先生（編者注：台灣前行政院長），挑戰了台灣社
會普遍對二二八的理解。他說哪有死那麼多人？他說二二八至今為止申請到補償的只
有八百六十幾人，不到一千個，這跟兩、三萬受難者的一般認識差很多，對不對？
我知道很多人不喜歡他，雖然不喜歡他，卻不能說他說的話都錯。當然，他一講出
來，就受到很多政治人物和歷史學者的批評，有些人說他不應該在傷口上撒鹽，有些
人說他是加害者，不應該說三道四等等。
我看到這個新聞就覺得很可惜，這其實跟轉型正義有關。郝柏村是加害團體的一員
沒錯，而且是很重要的成員。如果是歷史論述如同一個法庭的話，他等於是被告。被
告應該有權利挑戰原告的主張，對不對？這是被告方的基本權利。除非回到以前的時
代，那會被政府看成顛覆政府罪拖出去槍斃。現在如果因為郝柏村的挑戰，就把他的
發言抹滅掉，那說明我們還活在過去。
但我們現在是民主時代，所以應該正視他的主張。看他講得有沒有道理。我們知道
死難人數非常多，為什麼會有這麼多爭論？
第一，因為過去這個事件一直沒有辦法被研究、被談論，所以過了三、四十年很多
重要的材料都不見了，很難再恢復歷史的真相。甚至台北二二八紀念館都犯過很大的
歷史錯誤。有一次我去參觀，發現一個玻璃的牆上刻字：「根據行政院的二二八報告
，二二八的死難人數在一萬八千到兩萬之間。」我後來碰到這個館長，就麻煩他再去
看看，報告是不是這樣寫的。
但這個數字怎麼來的呢？是當時一個人口學家，用人口統計得出的結論。日治時期
，戶籍統計做得很完整，但到了戰爭的時候卻沒辦法做了。所以這個學者，就將戰爭
前最後一次的戶籍資料，再加上戰後的第一次戶口普查的資料，去估算人口少了多少
人。但這樣是非常不準確的。比如有很多移民，加上海關沒有那麼嚴格，很多人坐船
就走了，跑到日本、東南亞，非正式移民非常多。因此導致利用戶口普查的方式變得
非常不準確。人口學家自己也說，這個數字跟其他數字比，沒有更權威，也沒有更正
確。
但現在以訛傳訛，大家都覺得行政院的調查出這一萬八千人應該不會錯，但我覺得
其實錯得很離譜。史明（編者注：台灣歷史學者，主張台灣獨立）說10多萬，一般人
說兩、三萬。我們可以想象一下，因為二二八發生在五個都市，如果有兩、三萬，則
除以五，每個都市有6000人遇害。二二八的屠殺不到一個禮拜，6000人排隊要排多久
？所以不可能那麼多。
有一個史料來源比較被大家忽視，就是林獻堂的日記。當時他是台灣人的領袖，朋
友非常多，跟很多高官認識，從他的日記里可以看到，全台灣很多二二八受難者的太
太都跑去拜託他，拯救她們的先生。所以他其實對台灣的各地的狀況是非常清楚的。
我比較相信他的估算，而非當時報紙上的。為什麼呢？因為當時很多報社的記者，都
是中共潛伏在台灣的人，很多是反政府的。另外一個比較中立的是《紐約時報》的記
者，但他也報道了好幾萬，問題是《紐約時報》記者當時沒有在台灣，而是在日本。
他是聽一個去過台灣在外國的傳教士講的。
還有一個來源是一些比較反國民黨的學者，比如史明、後來去中國的林木順（編者
注：台灣共產黨成員）。所以這些我覺得都不太可信，我寧願相信林獻堂。
林獻堂這個人是非常好的，非常decent非常正直的一個人。他後來死在日本不願意
回來，不願活在國民黨統治下。在他的日記中，陳儀（編者注：二二八事件當時的台
灣行政長官）被槍斃那天，他講了一句話，說陳炘（編者注：台灣金融家，二二八遇
難者）等1000多個台灣人，現在終於可以瞑目了。
也就是說，他估算的遇難者差不多1000多人，加上其他的材料佐證，我覺得這個數
字比較接近。
另外，我也問過保密局。保密局當時有很多報告，雖然蔣介石在南京，可是保密局
已經派了很多工作人員在台灣。目前我們找到的高雄市、台中市的保密報告，其中包
括很多死難的人名。當時保密局蒐集的死難名單，跟二二八補償基金會的名單對照，
一半以上是一樣的。補償基金會已獲賠償的是820多人，把它乘以2，就是1600多人，
是比較合理的數目。
這其實也是很大的數字，日治時的台灣基本上不是一個那麼殘酷、殘暴的社會。蔣
渭水這些反日的人關進監獄也只關幾個月，謝雪紅這個共產黨也就被關幾年，沒有被
槍斃。所以二二八在沒有審判的情況下就把人槍決了，對於當時的台灣人來說震撼非
常非常的大，殺了1000多人，這個心靈創傷就很大了。
所以綜合考量下來，我覺得1000多人的會比較準確。
加害者的責任
第二個爭論是誰該負責，這最重要。到底是被誰殺害？那目前為止，這也是最大的
議題。
前幾年，台灣的歷史學家張炎憲出了一本非常重要的書《二二八事件責任歸屬研究
報告》，論述蔣介石在二二八裡面的責任。就像剛提到郝伯村一樣，如果我們把台灣
這些歷史學者的書，當做一個起訴狀的話，蔣介石會說什麼？他會說，「這不公平！
你亂講！」，還是他會說，「我認罪」？
這些歷史學者起訴狀或者判決書，認為蔣介石有罪，他應該負責。兩個理由，第一
、是蔣介石派兵來台灣；第二個理由是他袒護陳儀。
但如果我是蔣介石的辯護律師，我會說這些指控站不住腳。為什麼？首先，派兵來
台軍人屠殺的事實沒有錯，但這中間的環節不夠清楚。想想看，如果你是蔣介石，當
時二二八有暴動，然後你看到從基隆、宜蘭，一直到新竹、屏東，所有都市都被佔領
，警察局被佔、槍械被沒收，甚至很多軍人被限制在軍營里出不來。整個國家的一個
權威機構被解除武裝，這時候你會不會派兵來？會。
那時台灣成為中國的領土不久，整個國家的權威沒有建立。如果要建立國家的權威
，一定要有軍隊來鎮壓。派兵來不表示他下令屠殺，這樣的話，這個論述就站不住腳
。而且目前為止，找不到蔣介石下令屠殺的文件，或者指示軍隊應該怎麼做。
當然很困難，在威權時代他們不可能直接出面。但找不到供述人，在歷史法庭上就
沒辦法定罪。你需要證明他有罪他才可以被定罪。
第二個袒護陳儀。但奇怪，我的手下殺一個人，我後來袒護他，沒有處罰他，這當
然是個政治責任，但這跟我下令讓他直接去殺台灣人，兩個行為差很多。從這兩個理
由，我都覺得判決是有問題的。
那要怎麼判決？現在不可能找到供述人，說不定蔣介石真的有下令，可能是電話或
密電，但沒有證據。而假設不是他下令的，那他的責任在哪？
這裡有段歷史值得參考，二戰之後，盟軍開始審判戰犯。在歐洲有紐倫堡審判，太
平洋地區有東京審判，還有一個審判比較少人注意到，在馬尼拉。馬尼拉審判，是日
本在東南亞軍區的總司令山下奉文，被麥克．阿瑟審判。這個審判，我覺得可能可以
借鑒到蔣介石對二二八事件的責任追究上。山下奉文之所以被稱為戰犯，他被起訴的
最大的一個因素，是在日軍的佔領下，日軍在馬尼拉屠殺了5000多平民。這是很大的
罪行。
先介紹一下山下奉文這個人，從他當兵的過程來看他其實是滿文明的一個軍人。他
從日軍學校畢業以後，因為德文很好而被派到瑞士大使館當武官，然後又派到維也納
當武官。在維也納的時候他就去維也納大學修學分，念經濟學。後來慢慢爬升，成為
東南亞戰區的軍長。
日本要開始進攻東南亞的時候，已經被美國禁運了。當時日本的石油80%是從美國進
口的，所以亟需進入東南亞獲得資源。當時山下奉文就成為了進攻新加坡的指揮官之
一。80天把新加坡攻佔了，那在這個過程中，他俘虜了很多英軍。他對軍隊說，這些
英國人打仗非常勇敢，運氣不好被我們抓到，所以你們要好好對待他們，不要虐待，
他對戰俘都非常好。當他外調要離開的時候，他給英軍戰俘里的最高指揮官留了一個
大包裹，有一百多瓶啤酒，2-3瓶乳酪。
後來盟軍收復巴黎，將軍凱旋進城，任何將軍都需要這種場面，提高自己在後方國
家的聲望。東京給山下奉文打電報說，你到底要不要凱旋進入新加坡？一直打電話來
催促，後來他忍不住了，回說「不會有凱旋進城的儀式活動，只會有哀悼死難兄弟的
紀念儀式。」東京方面很不解，怎麼會有這樣的一個將軍。但他是這樣的一個人。可
是他後來被審判，他說他不知道日軍在馬尼拉的屠殺，如果他知道，一定會禁止。
麥克．阿瑟的檢察官也沒辦法證明他知道，而我從他過去的表現來看，我傾向於相
信他不知道。可是不知道，或者沒有下令有沒有罪？有沒有責任？
當時麥克．阿瑟的法庭判決是，即使你不知道，沒有下令，還是有責任。身為最高
指揮官，你本來就應該注意到你的軍人在地區里種種行為。這個理由我同意，但以山
下奉文審判的這個例子來說有點不公平。因為當時日軍的指揮系統有點亂。他根本沒
辦法指揮憲兵隊，日本憲兵隊是有非常高自主性的，刑囚、抓人都是自主的。所以憲
兵隊所做的壞事，他即使知道，也沒有辦法阻止。
可是當時國民黨軍隊沒有這個問題。蔣介石身為最高統帥，沒有人敢違背他的指令
。他的指揮系統非常明確清楚。那你派軍隊到一個地區，你身為一個指揮官你本來就
需要留意，那是你的責任。第二，即使蔣介石沒有下令，事後所有參與屠殺的人也都
沒有被處罰，陳儀後來被槍斃，並不是因為二二八，而是他投共。
那目前來看，應該說蔣介石的責任不是直接屠殺台灣人，而只能說，他作為最高指
揮官，應該注意到的事，完全沒有注意到。並且發生這個事後，四十年來，他也從來
沒有一句話，不要說道歉了，都不會提到這件事。沒有嘗試歸還受難者遺體。現在再
追的話這些遺體已經不可能有了，林茂生、陳炘，這些遇難的台灣當時知名社會精英
的屍體已經找不到了。如果蔣介石知道這是錯的話，他應該歸還這些屍體。這是他對
二二八的責任。
4.附註︰
有點驚訝看到這一篇長文，一些觀點甚至比我還要激進，例如作者說二二八事件的
實際死亡人數是一千多人（還不到兩千）等等。作者本人非常討厭兩蔣，但是他對老
蔣的政治責任，卻只能追溯到這裡而已，和一般人的想像完全不同。
轉貼在這裡備查，不過我想可能沒有多少人耐心看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