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持最低工資的論據
對中小企業收入有正面影響（因為顧客的收入增加）。
底層勞工階級的生活水準提昇，社會平均生活水準提昇。
刺激消費。可以把更多的錢分配予將薪資用光的低收入勞工，藉此增加金錢流動。
鼓勵工業的自動化和效率。
消滅低薪職務，強迫勞工接受訓練並移動到更高薪的職務。
促進科技發展。勞力價格提高後，高科技產業變得更有吸引力。
反對最低工資的論據
最低工資本身無法有效減輕貧窮，事實上因為導致失業，會加劇貧窮。
傷害中小企業甚於傷害大企業。
減少工作需求，減少工作時數或著減少職位量。
可能導致通貨膨脹，因為企業試圖藉由提高商品價格以彌補勞力支出。
以消滅貧窮的方法來說，比其他方法更無效(例如勞動所得稅扣抵制)，並且更會傷害企業
。
導致更多的長期失業。
導致更高的商品價格，當這些商品是由低收入勞工製造。
出處:
http://tinyurl.com/jowragd
實際案例:
巴菲特基本工資有害論對或錯？
華盛頓州經驗可借鏡
巴菲特過去就對調高基本工資的效益抱持懷疑，最近又老調重彈，表示調高基本工資只會
造成邊緣失業，要幫助窮人，所得稅抵減是更好的辦法，到底巴菲特的主張是對是錯？美
國最積極調高基本工資的華盛頓州經驗，或許可供借鏡。
華盛頓州自 1990 年代起就是全美國最積極提高基本工資的州之一，過去 15 年來，華盛
頓州擁有美國最高基本工資，華盛頓州參議員佩蒂‧穆瑞（Patty Murray）對此引以為傲
，並表示華盛頓州的工作成長速率超越全美平均，而貧窮率則低於全國平均。
華盛頓州的高基本工資政策，始於 1998 年，華盛頓州進行 688 號提案公投（Initiativ
e 688），即華盛頓州基本工資提案公投，公投內容是：「州的基本工資，是否在 1999
年調升為每小時 4.9 美元到 5.7 美元，到 2000 年調升為每小時 6.5 美元，之後每年
依通貨膨脹調高？」公投的結果，有 66.1% 選民投下同意票，通過此案，此後華盛頓州
的最低工資年年依通貨膨脹調整，至 2014 年為每小時 9.47 美元，為美國基本工資最高
的一州，相較之下，最低的懷俄明州每小時基本工資僅 5.15 美元，雖然華盛頓州的貧窮
率的確低於美國平均，但是，在 1998 年基本工資提案通過以前，華盛頓州原本貧窮率就
低於美國平均，1998 年以前的 15 年內，華盛頓州貧窮率為 10.7%，同時期美國全國平
均為 13.8%，1998 年基本工資提案通過後的 15 年內，華盛頓州的貧窮率為 10.9%，同
時期美國全國平均為 13.1%。也就是說，提高基本工資以後，在全美貧窮率比 1998 年以
前微幅下降的同時，華盛頓州的貧窮率比起 1998 年以前卻反而微幅上升。
也就是說，佩蒂‧穆瑞參議員的論點，在貧窮率的部分，其實是站不住腳的。
低於基本工資的工作消失了
更深入探討會發現，華盛頓州基本工資提高以前，一個拿基本工資的勞工，必須全無家累
，才能生活在貧窮線以上，基本工資調高之後，一個拿基本工資的勞工，可以養兩個小孩
、能生活在貧窮線以上，直覺看來，貧窮率應該會大幅下降才對，但是華盛頓州的貧窮率
卻反而是微增。這個乍看矛盾的現象，發生的原因，正如巴菲特所說：提高基本工資的結
果是使邊緣勞工失業。
基本工資提高的結果，不是讓工資提高，而是使得低於基本工資的工作消失，例如自 199
8 年到 2014 年，在華盛頓州最血汗的飯店旅館與餐飲業就業機會減少 5.7%，而沒有經
驗的社會新鮮人找工作也遇到顯著困難，1998 年以後，華盛頓州青年失業率明顯高於美
國平均，最高甚至達到驚人的 34%。工作價值低於基本工資者，因為找不到工作，變得更
窮了，當然貧窮率不會下降。
但是佩蒂‧穆瑞參議員指出的另一項事實卻是貨真價實，那就是，華盛頓州的工作機會成
長的確高於美國全國，自 1998 年到 2014 年，華盛頓州佔美國人口比率增長僅 5.7%，
但工作數比率則增加 6.3%，如果提高基本工資的效果是消滅了邊緣工作，那總工作數量
佔全國比率應該減少才對？巴菲特與許多經濟學者的消滅邊緣工作論點，和這結果是否有
所衝突？
這個疑問也是太過「直覺」，沒有考慮到市場的運作機制。消滅邊緣工作也消滅了邊緣企
業，附加價值低到只能聘請邊緣勞工、基本工資一調高就只能倒閉的邊緣企業，通常在市
場上也都是只能低價搶市的價格破壞者，沒有這些價格破壞者搗亂，其他企業就能享有更
高的市佔、毛利與成長，這些企業倒閉，也會釋出店面、廠址以及管理階級人才等資源，
有助於其他企業發展，也就可以聘用更多員工，簡單的說，就是所謂「騰籠換鳥」效應。
華盛頓州不只總工作機會提升，家庭收入也的確上升了，華盛頓州家庭中位數收入，從 2
000 年到 2014 年成長 15.64 %，相較之下，美國全國家庭中位數收入則僅成長 9.21%，
可說華盛頓州的家庭收入成長的確高於美國全國。這點也很容易以市場原理解釋，除了騰
籠換鳥效應以外，勞工的供需也是一個因素，例如，當年輕新鮮人無法以「低價搶市」累
積工作經驗，有經驗的勞工長期來說供給下降，既有的勞工自然越顯珍貴，就更有籌碼要
求更好的薪資待遇。
提高基本工資是勞方與勞方的鬥爭
因此，以華盛頓州的經驗，提高基本工資的確讓工作機會增加高於美國全國，收入提升也
高於美國全國，但是，這是以犧牲最窮困、最弱勢的勞工為代價換來的，透過把邊緣勞工
掃出就業市場，既有的勞工與高附加價值企業鞏固了市場地位，迎來就業增加、薪水提升
的美景，生活改善欣欣向榮，但同時邊緣勞工求職無門，又不能降價以求，年輕人無法進
入職場，失業率最高達到 34%。
所以，到頭來，提高基本工資，並非是一場資方與勞方的鬥爭，而是勞方與勞方的鬥爭，
強勢勞工透過消滅弱勢勞工保障了自己更好的生活；同時也是資方與資方的鬥爭，強勢資
方透過消滅弱勢資方，消滅價格破壞者，保障了市場與發展。
到頭來，佩蒂‧穆瑞參議員的主張有部分是正確的，那就是提高基本工資確實能促進勞工
福祉與經濟成長，但巴菲特的主張也是正確的，那就是這是以徹底犧牲最弱勢族群為代價
換得的成果。
提高基本工資的總效果，促進的其實是強勢勞工的福利，非但沒有幫助弱勢勞工，反而把
他們打入萬劫不復深淵，看似出自社會主義的主張，卻得到最違反社會主義的結果，於是
我們又面臨了一個老問題：當犧牲少數弱勢，可以促進大多數人的福祉時，該如何選擇呢
？
出處:
http://tinyurl.com/jbjguu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