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學者：用公共外交去釋放台灣的軟實力
2016.08.30 15:20
林楓
台北—
任格雷(Gary D. Rawnsley)是英國知名公共外交學者，目前在英國威爾士亞伯大學(Aberystwyth University)國際政治系任教兼助理副校長。
他最近在台灣的大學和智庫的多場演講中呼籲台灣新政府通過加強公共外交去釋放台灣的軟實力，從而在逆境中為自己贏得更多的國際支持和空間。
他還主張台灣應恢復2012年被裁撤的行政院新聞局。任格雷日前在台北接受了美國之音的專訪。以下是編輯後的採訪內容。
美國之音：中國領導人常常把提升軟實力掛在嘴邊，但在台灣卻較少聽到政治人物談論台灣的軟實力。
與中國相比，台灣的軟實力存在於哪些領域？
任格雷：軟實力與一個國家的價值觀、所信守的原則和它的行為有關。
你這個國家的理想是什麼，你的立場是什麼，而不是流行音樂、電視劇、電影這些。
今天的台灣擁有健全的民主體制。
這意味，它在世界上更容易自我推廣，特別是在民主世界它更有吸引力，
而這是中國一直難以得到的。
我認為，一個國家軟實力的關鍵部分在於其價值觀是什麼，包括政治價值觀和政治文化等等。
這都是中國所欠缺的。在中國，一個好消息總是被一些不好的消息包圍著，
譬如不久前對維權律師和維權人士的抓捕和審判。
這些負面的消息和報導往往削弱了中國想要展現的東西。
對於擁有民主政治體制的台灣來說，它的軟實力的能量要遠遠超過一部侯孝賢電影。
美國之音：既然您認為台灣有很大的軟實力潛能，為什麼在海外人們的感覺並不明顯，台灣的光芒是不是被遮住了？
任格雷：我認為問題是出在了公共外交方面。台灣的軟實力資源豐富，但公共外交（手段）匱乏。
我們今天所說的公共外交指的是政府與其它國家人民的交流，
試圖去說服他們接受某一政治議程。
人與人之間的交流也屬公共外交範疇，遊客和交換學生都可以成為公共外交官。
受到24/7新聞輿論環境的影響，特別是數字媒體的出現，公共外交發生了急速的轉變。
人們現在更多的是通過智能手機用社交媒體比如Facebook（臉書）和Twitter聯絡，在台灣人們用LINE，中國人用微信，而很少直接打電話了。
這就意味公共外交必須與時俱進。
對於政府而言，你的溝通必須更有吸引力，更接地氣。
由於互聯網和社交媒體上充斥著大量的信息，因此你必須要去爭取別人的注意，努力爭取到空間。
而外交人員也必須要更加敏銳地去洞察公共外交的後果。
傳統上，一個國家的大使館都會設有新聞處、商務處、武官處等等，大家各司其職。
現在，每個人都要掌握如何與媒體溝通，如何利用媒體。
美國之音：那麼具體來說，台灣政府應該在哪些方面改善其公共外交？
任格雷：我認為，台灣政府過去一個最大的失誤就是裁撤了行政院新聞局(Government Information Office)，簡稱GIO。
當然，新聞局的確存在很多問題，需要改革，但是在與國際社會的交往中它還是扮演了一個很積極的角色。
現在，新聞局的角色被文化部和外交部分擔。
我個人認為，你只要看一看美國當年的做法就不難發現今天台灣在公共外交領域遇到的問題。
當年美國就是裁撤了美國新聞署(USIA)，它的很多職能轉到了美國國務院，導致今天美國的公共外交也面臨了很多問題。
我分別採訪過新聞局裁撤前後的人員，發現其中一些問題是顯而易見的。
在新的架構下公共外交人員和傳統上的外交官彼此難以合作，
他們各自的工作方式不同、組織文化也不同。
對負責公共外交的人員來說，他們希望台灣被媒體報導，
而傳統外交官往往不希望自己上新聞，因為很多外交工作都是在暗中談判協商。
傳統外交往往是看重短期結果，你希望在短時間內解決問題。
而公共外交則是看重長遠，因為你需要與對方建立起一個長期的關係。二者有很多不同之處。
裁撤了新聞局後，台灣就沒有專職人員或者是一個中央機構(Central Unit)去負責協調各部會的對外傳播溝通活動。
過去的新聞局在台灣行政院享有部會級別，新聞局局長在外交政策中也有一席之地。
公共外交不應僅是反映或報告外交政策，它更應該去導向外交政策的製定，去發揮對外交政策的影響。
不過，裁撤新聞局的好處是它可以讓民間在公共外交中扮演起更重要的角色，
比如公民社會和NGO。
這對台灣的軟實力非常有益，因為當你把公共外交的責任交給公民社會時，
這有助於推動社會的多元化。
這說明台灣的社會中的一部分是可以獨立於政府而運轉自如的。
民間組織比政府更有信譽，更容易被外界所信賴。一個組織離政府的距離越遠，它就越容易獲得信任。
最好的例證之一就是慈善組織“慈濟”。
慈濟給受災國家捐獻的大米，裝大米的袋子上寫著“來自台灣的關愛”(Love from Taiwan)給人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我認為，另外一個方面就是應該考慮把公共外交的重心從突出台灣是中華文化守護者這個定位上回歸到更有力地去推介台灣的民主，
包括台灣充滿活力的民主文化，對人權的尊重，結社和言論的自由。
這些都讓台灣的民主在亞洲的文化背景下更有價值，
而且台灣還是全球第一個華人建立的民主社會。
在馬英九時代，台灣從講述其政治轉型的故事轉向以突出文化為重心的策略。
我認為這是個錯誤，因為文化是無形的，你無法衡量效果如何。
一個很明顯的例子就是中國的央視。我常和央視的人爭論。
他們說，央視的紀錄片在全世界有8500萬觀眾。
我說，不對。應該說是或許有8500萬人有機會去看你們的節目，那是因為央視在他們訂購的有線電視或者是衛星電視節目套餐中。
但這並不意味8500萬人每時每刻都在收看央視的節目。
央視英語頻道最大的觀眾群其實是在中國的中國人，是那些希望看央視英語節目來學英語的人。
還有就是要給公共外交一個明確的定位，你要講什麼樣的故事，你要傳達什麼樣的信息，你的目的是什麼。
我認為，現在的當務之急是讓世界加深對台灣的了解。
現在世界上很多國家的人對台灣並不了解。
相比之下，中國的目標就很明確，就是要搶奪全球的話語權。
他們認為世界不了解中國，對中國抱有偏見，因此他們要提供一個“正確”的版本。
這是中國開展公共外交的目的。
但我現在還很難看出台灣開展公共外交其背後的主旨是什麼。
美國之音：中國憑藉其政府強大的財力支撐各大官媒在全球範圍佈局，
中國領導人還要求這些媒體提高其國際傳播能力並主導話語權。
在這些方面，看上去台灣似乎落後了。
任格雷：我們必須要知道，中國和台灣一個是威權體制，一個是民主體制。
在威權體制下，政府可以為達到目的靈活地分配資源。
而在民主體制下，執政者總是要考慮下一次大選，他們要考慮是投資建一個電視台，還是去投資興建基礎設施，比如道路或醫院。
民主國家的執政者更有責任感，而且各個政府部門間也會競爭資源。
在傳播中量變不一定會導致質變。關鍵是你講了什麼，而不是你講給誰聽，講的聲音有多大，講了多少遍。
央視雖然增加了很多語種，也在全球也開設了很多分台，但如果沒有人看，也沒什麼意義。
事實上，台灣在海外沒有央視這樣的媒體並不是問題。
如果你的架構搭建的好，比如在台灣外交部或者是類似GIO這樣的機構中。
與其去花重金去辦一份沒人看的報紙或者是沒有觀眾的電視台，
倒不如更積極主動地與駐台灣的外媒記者溝通，
同時讓台灣的駐外機構更有效地與所在國家開展公共外交，
那麼他們就會和你站在一起，為你服務。
美國之音：巴西里約奧運會剛剛落幕。我注意到，台灣主流媒體上一些名嘴也在談論如何讓體育在奧運會這樣的場合幫助提升台灣的國際知名度。
但也有很多民眾認為，在北京的打壓下，台灣選手只能用“中華台北”的名義和中華奧會旗而不是台灣的名義和青天白日旗參賽。您怎麼看這個問題？
任格雷：我認為這些問題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你是不是有一個健全的民主體制，你的人民是否幸福，他們是否有工作，
經濟是否在發展，你是否與全球開展貿易，這些才是最根本、最重要的事情。
如果這些問題搞好了，其它問題都會迎刃而解。
從公共外交的角度來說，你需要做的是把台灣發生的所有美好的事物讓全世界知道，
比如民主、貿易、經濟等等，而不是用什麼樣的旗子這類小事。
因為到頭來，你要給全世界講的故事是台灣怎麼去完善它的民主體制，如何讓經濟步入正軌。
這些比用什麼樣的旗子參加奧運會更有說服力。
台灣不應該去學中國，走中國的路。中國人總是在很多國際場合抱怨，
說不能出現青天白日旗，必須以Chinese Taipei（中華台北）的名稱等等。
那麼，如果台灣不去抱怨這些事情，而是保持某種緘默，
台灣在道義上的形象就要遠遠高於中國。
那樣的話，台灣給人們的感覺就是它更和緩。
讓中國去抱怨，讓他們去扮演長不大的孩子和“霸凌者”的角色，
有人說中國總是以大欺小。
台灣完全可以超越這些。台灣不需要去介入這些瑣碎的爭執，
台灣要做的是去展現如何讓自己的國家更強大、讓自己的體制更完善。
這是台灣應該向世界展示的。
美國之音：您對台灣的公共外交還有哪些其它建議？
如果可能的話，我希望蔡英文總統能夠考慮重新設立一個類似於新聞局的機構。我認為，GIO在協調各部會所要對外傳播的信息方面處在一個非常有利的位置。
GIO還可以向政府匯報輿情，還可以把海外對台灣一些政策的看法及時反饋回來。
當然，我還要建議台灣的政府部門，特別是台灣外交部在英文的社交媒體上比如Twitter上要更加活躍。
台灣目前在英文社交媒體上的曝光率遠遠不足，往往是把主動權交到別人手上。
新華社、《環球時報》、《人民日報》和央視都已經在Twitter上開設了賬號。
中國公民本身被禁止使用Twitter，可是這些官媒和中國的政府機構早就在臉書和Twitter上了。
台灣要自己發聲，不能把發聲的機會讓給別人。
http://goo.gl/MXdD9D
4.附註︰
1.這個學者好像不知道台灣的行政院新聞局是(ry
2.要多多利用公共外交宣傳台灣
3.中國的無理取鬧不要理就好
4.台灣擁有健全的民主體制？嗯，跟中國比的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