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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屠殺能宣傳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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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市長柯文哲在二二八紀念日前夕風塵僕僕跑去以色列學習，無奈學了半天還是語出驚
人，說出大屠殺是以色列國際上最大的宣傳。此話立刻引發討論，若非柯市長的政治觀點
在國際上不具分量，事實上也真的沒人嚴肅以待，否則把以色列紀念大屠殺和國家宣傳綁
在一起，恐怕不會只是柯黑與柯粉在茶杯裡的風暴，勢必成為國際醜聞，至少是笑柄。
你能想像德國總理梅克爾或法國總統馬克宏這樣講的下場嗎？儘管如此，台北市可巴德猶
太協會還是在第一時間提出抗議，認為柯文哲輕率誤用詞彙，是對受難者的再次傷害。理
事長方恩格（Ross Darrell Feingold） 直接糾正柯文哲，指出以色列不是在「宣傳」，
而是「提醒」世人「不再發生」，並意有所指說台灣社會對納粹的理解還有「進步的空間
」。
然而無知者勇，柯文哲渾然不知「以色列宣傳大屠殺」已是否定大屠殺真的發生過的標準
講法。就算柯無意否定大屠殺，此語對以色列乃至整個西方文明戰後爬梳這場浩劫的輕佻
程度，已遠遠超過他平常顛三倒四的政治鬧劇。原本以失言當下台階一向是柯文哲披上亞
斯伯格後的利器，或可再試，但這次柯市長卻一反過去，堅持己見。
二二八紀念日當天面對記者的再度詢問，直接否認用「宣傳」兩字是失言，「怎麼會是失
言？」顯然這是他的確信，他還宣稱後來發現，以色列把這段歷史當成很重要的國際宣傳
，這也是全世界的以色列人非常團結合作的理由，這是他這次參訪以色列大屠殺紀念館的
心得，也對大屠殺的歷史有更多了解云云。這樣的心得，或許坦誠，但有點像上世紀70年
代的小學生，看完匪情資料館寫在周記上的報告。
更可議的還不是語言的掌握，而是心態。將屠殺六百萬人命的歷史悲劇工具化，恐怕只有
希特勒的宣傳部長戈培爾才會想到的邏輯，但筆者可以斷言這不是猶太人乃至於西方知識
份子對大屠殺的反省。事實上戰後反對以色列建國的猶太人也大有人在，大家孰悉的漢娜
鄂蘭就是其中之一。她從戰前積極的猶太復國主義者，戰後轉為懷疑者，更公開反對切割
巴勒斯坦。
其實當一個人想當然耳說出大屠殺團結了猶太人，進而促成了猶太復國的實踐，就已經褻
瀆了理性主義最高的理想：人道精神。難道以色列國族主義者要感謝希特勒嗎？同理我們
要感謝二二八的殺戮推進台灣意識嗎？不管是團結以色列也好，還是國族宣傳也好，都是
微不足道且帶有罪惡的副產品，若以此來詮釋猶太人的災難，實在是看小了猶太人乃至西
方文明對那場浩劫的反省。
當個觀光客去參觀大屠殺紀念館並不困難，但意義實在不大，畢竟它不只是聊齋屋。沒有
一定深度的背景知識，趕行程的光觀客能感受的十分有限，作秀般的政客就更無可指望了
。其實這麼沉重的人類史悲劇能否由紀念館來承載，自始就有爭議。沒有猶太人能在大屠
殺紀念館內找到安慰，也沒有德國人或納粹同情者能在那邊得到告解，既無寬恕，也無救
贖。
包括哈伯瑪斯、阿多諾在內的許多戰後思想家，根本不認為大屠殺是可以呈現的，他們認
為大屠殺的邪惡已逾越了歷史線性的發展，是反現代化理性主義的惡靈，不但無法以理性
分析，甚至無法任何視覺裝飾表現，遑論在紀念館內以有限的元素彌補大屠殺所摧毀的人
道精神。
納粹最惡名昭彰的集中營多在東歐，但非以集中營原址改建的大屠殺紀念館要到90年代才
慢慢在西歐與北美出現。參觀者不難發現，這類的大型紀念館都只是有限度的重現集中營
現場，殺戮照片的展示也相當克制。這樣的設計來自相信「不再發生」不是因為恐懼，而
是要時時保持對周遭往集權游移的警覺，不斷挑戰國家機器定義人種的優劣。
在納粹強大的宣傳機器下，人種、性別、性向、智商、職業、身體精神的殘缺等等，都是
能夠輕易透過國家的宣傳，讓生命優劣產生分類與歧視的標籤，再以秩序與效率的美麗之
名說服追隨者。每個大屠殺紀念館一定反覆強調這些納粹宣傳的伎倆，而柯文哲在參觀完
之後竟然直接將「國家最大的宣傳」套在以色列頭上，人家能不跳腳嗎？
正如可巴德猶太協會的理事長方恩格所言，台灣對納粹的理解確實還有許多「進步的空間
」，然而回頭看西方世界，他們對那場浩劫的理解似乎也是在退步中。隨著二戰世代的逐
漸凋零，嬰兒潮之後的世代對那場浩劫的理解只存在純粹的理論中，學界與大眾文化出現
極大的落差，這和大型大屠殺紀念館出現的時間一樣，也就是上世紀90年代之後，或許是
巧合，或許有尚待釐清的關係。當大屠殺隨著這些現代紀念館進到大眾的日常，它不再是
禁忌，對它的視角也多元起來，但這些視角是可以接受的嗎？ 再透過商業利益的推波助
瀾，大屠殺的悲劇可以變裝後販賣嗎？ 這個問題在戰後的頭一個四十年根本不存在，沒
大眾文化願意去碰觸這個痛苦的議題。雖然知識界還沒棄守，大眾文化的品味已經改變了
，簡單的答案是，有何不可？
二十多年前義大利諧星貝里尼（Roberto Benigni）自導自演了一部納粹集中營裡的虛構
故事，《美麗人生》（Life is Beautiful），1999在美國上演，極為轟動。筆者做為一
個非猶太裔的觀眾，顯然缺乏對大屠殺應有的敏感度，看完之後也是感動萬分，加上誤以
為貝里尼是義大利猶太人，對他能以那種詼諧敘事的手法去記憶那場浩劫感到不可思議，
用90年代李登輝政府與扁市府時代政治正確的講法，就是走出悲情。90年代轉型正義的理
論尚弱，在那個一瞬間，筆者幾乎同意了李扁的政治妥協。
國際上顯然多數人也持相同的看法，義大利人視貝里尼為英雄，連教宗若望保祿二世都請
他到教廷一起觀看這部電影，說是他最喜歡的電影之一。貝里尼並沒有否認大屠殺，自認
是以悲劇的角度去看大屠殺，宣揚在最糟的時代生命仍然美麗，但《美麗人生》還不只這
樣，貝里尼再跨一步，代替猶太人面對大屠殺，它的最高道德是寬恕。對非猶太人而言，
這十分的政治正確，讓這部電影得到許多大獎，三項奧斯卡金像獎，包括最佳外語片與最
佳導演等大獎。
但不久一些猶太人終於說話了，史蒂芬．史匹柏認為貝里尼之所以能拍出《美麗人生》，
只是因為他不是猶太人，輕輕點出問題，卻無限沉重。許多其他的批評則相當嚴厲，認為
那是一部自我感覺良好的低級喜劇，沒有人能夠以遊戲的態度面對大屠殺，大屠殺也沒有
笑場。對大屠殺開玩笑，就像對亂倫或性侵開玩笑一樣不道德。多年來貝里尼一直在為這
部電影辯護，當然，我不認為貝里尼是出於惡意，也不是無知，用另一位批評者的講法，
貝里尼只是一位「成功運用廉價的悲情卻無悲劇印記的旁觀者」，畢竟大屠殺不是一段屬
於貝里尼的歷史感情，最多只是一位帶有感情的旁觀者。
台灣對二二八的處理呢？當外省第二代懵懵懂懂中拍出《悲情城市》，卻從此壟斷了大眾
文化對二二八的記憶，現在要談二二八的反省恐怕還太早，而這個紀念日對柯文哲而言，
恐怕只是妨礙他騎腳踏車，綠營最大的宣傳。
4.附註、心得、想法︰
這一群
如此輕挑輕蔑
看待如此嚴肅問題
的費拉德行
送進集中營
裁示
最佳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