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登輝 台灣的東瀛霸主
台灣政治史上政治力點最滿的高手
1998就馬英九選市長那年 李登輝幫忙助選的時候提出新台灣人
"十一月二十九日，李登輝總統為馬英九助選站台時，突然喊出「新台灣人」的口號。"
這應該是所謂的天然台的起源吧
新台灣人
「新時代台灣人的涵義」全文
[ 2005-03-03, 李登輝]
前言
隨著台灣民主進程的不斷深化，以及對國際挑戰的回應，台灣人民生命共同體意識的
凝聚，已經邁向更高階段。延續一九九六年以來的主流民意，二○○○年及二○○四年本
土政權贏得總統直接民選，但立法院依舊維持朝小野大的格局，這種政治局勢對台灣的發
展提出新的課題。可以說，今天這個「民主內戰」時代，正是我們建構超越內部矛盾的「
新時代台灣人」的時候。
在一九九八年台灣終戰週年前夕，登輝即揭櫫「新台灣人」的使命，就是凝聚「新台
灣人」的共識，發揮不認輸、不怕苦的台灣精神，為後代子孫創造光明的遠景。其實在此
之前，登輝就開始思考「新台灣人」的概念，這也是本人整體治國思想非常重要的一環。
這個思考方向，最後讓登輝決定離開國民黨。
歷史往往不是直線前進。二○○○年政黨輪替之前，新台灣人主義就逐漸被淡化。那
些選舉時高喊新台灣人口號的人，當選之後並沒有以行動展現對台灣的認同。政黨輪替之
後，朝野爭鬥兩極化，新台灣人主義更在眾生喧嘩中銷聲匿跡。但是，任何歷史的伏流，
只要符合客觀理性，終有一天還是要在匯聚時代新潮後浮上地面。
歷經內外環境的劇烈變化，被政客庸俗化的「新台灣人」概念，已經無法涵蓋政權輪
替之後，台灣進入更民主新紀元的精神要求。我們必須進行更深刻的意識更新，才能為台
灣新時代導引出新方向。所以，今天必須進一步提出「新時代台灣人」的論述。
凝聚堅強的生命共同體
一九九五年，首屆總統直接民選尚未舉行，在新的民主時代即將揭幕之前，登輝提出
社區共同體的概念。
「今天我們所要建立的，決不是基於封建和地方主義的社區共同體，而是現代化、民主化
、具有公民社會意識的社區共同體。社區共同體意識的形成，可以說是落實民主政治和地
方自治的前提，否則我們的政治改革，就只能停留在投票行為和選舉活動等形式民主，而
不能發展到實質的民主社會。」
民主新時代的問題，要用民主的方法才能處理。對台灣而言，只有用民主的方法，才
能徹底解決族群問題。而「新時代台灣人」論述，正是總結台灣經驗，為台灣前途尋找明
確方向的理論試探。
一九八七年解除戒嚴，一九八八年兩蔣時代告終，一九九一年廢除動員戡亂時期臨時
條款，一九九一年國大全面改選，一九九二年立法院全面改選，一九九六年首次總統直接
民選，改革的輕快樂章彷彿不需要休止符。台灣社會因為舊時代政治結構所造成的族群隔
閡，在民主演進的暖化下日益冰釋。在此期間，一九九二年底，「生命共同體」的理念，
為了緩解省籍情結正式被提出來。
一九九三年四月，登輝以「這是一個歷史的開端」為題宣告：「今天，在台灣的二千
萬同胞，已經形成一個新的生命共同體。」同年五月，也以「生命共同體」作為就職三週
年記者會的中心理念。幾個月後的國民黨十四全大會，登輝再度強調：「今天我們在台灣
地區所達成的社會改革與心理建設，打破了幾千年來的封建思想與社會體制，這是一個歷
史的新開端」，以此呼籲來自不同省籍、不同地域的人，要凝聚一個堅強的生命共同體。
這些政治宣示，其實是社會現實的如實反映。近年來的種種民意測驗顯示，越來越多
的人自認為是台灣人，或不否認自己是台灣人，這種認同不是以族群為區分，而是立基於
與人們息息相關的生活場所。越來越多在一九四九年前後來台的新移民，以及他們的第二
代、第三代，已逐漸認同自己是台灣人。與此對應的是，中國把台灣人民全部視為「台胞
」，赴中國投資的「台商」全部也以特別法律規範，完全沒有省籍、族群之分。
值得注意的是，以「台胞」、「台商」身份前往中國觀光、探親、投資的人，不論原
來對「中國」有何想像的認同，在親眼目睹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現狀之後，反而發現台灣其
實才是他們感情的歸宿。
完全可以說，腳踏實地生活在這塊土地，台灣人民通過長期的歷史淬礪，自然而然產
生「認同台灣」的意識並持續強化，是像呼吸一樣自然地進行著的機能。
認同台灣是歷史的必然
台海的表面和解氣氛，終於因為中國露出匕首而霧散。一九九五年中到一九九六年三
月，中國不顧台灣人民的感受，針對登○赴美訪問母校，以及我國首屆總統直接民選，連
番發動飛彈及火砲實彈演習，引起區域極度緊張。後來的二○○○年、二○○四年大選，
中國也都做出軟硬兼施的威脅，但是台灣人民不為所動，仍以主體思維做出台灣優先的選
擇。這些事實經過，使台灣人民更加深刻地感受到，我們是一個確確實實有別於中國，禍
福安危休戚與共的生命共同體。自此，台灣意識在新的座標加速攀升。這種既是偶然也是
必然的發展，外在地強化人們對台灣與中國的差別意識。
儘管中國企圖透過經濟統戰，「寄希望於廣大的台灣人民」，但台灣人民仍深知國家
主權是不能以經濟利益交換的。這與中國當初企圖透過文教交流、經貿投資，以吸引台灣
人民對大中華民族主義的青睞，顯然方向不同。江澤民、溫家寶等中國領導人一再發出的
民族主義溫情喊話，也因此顯得蒼白無力。不過，二○○○年之後的積極投資中國政策，
以及二○○五年春節包機直航所可能帶動的全面三通直航，會對台灣認同造成何種干擾，
不能不說是我們的一項新考驗。
我們要建構的「新時代台灣人」論述，實際上就是審視這些客觀情勢發展的進一步理
論思索。
台灣作為一個移民社會，早期也曾經存在過與現在不同性質的族群矛盾。所謂原漢對
立、漳泉械鬥、閩客紛爭，甚至同一族群內部的摩擦，描繪出一副早期移民社會的資源爭
奪圖像。不過，隨著日本殖民政權的出現，這類從不同原鄉移植來的身份區分逐漸消失，
取而代之的是「既在者」與「外來者」的統治與被統治關係，一直到一九四五年第二次世
界大戰結束，仍有外來政權的問題。
終於，一九四七年爆發二二八事件。此後省籍問題和族群矛盾以新的形式，長期困擾
台灣社會的融洽與整合。將近六十年來，由於社會上的自然通婚、交友與工作，以及政治
上的民主改革，這些歷史積澱的問題，本已出現了緩解的跡象。
可惜，日益淡化的省籍、族群問題，每逢選舉熱季或政局變化，便被政治動員挑動敏
感神經，形成民主運作中的一種異常狀況。有的政黨在某些族群比較集中的地方，總是訴
諸族群動員的手段，用舊社會的認識來面對新社會的問題。幸而，這種政治氣氛僅限於特
定都會區，並未形成普遍的社會弊病。
當然，這種情況仍然為凝聚台灣意識形成了障礙，導致以族群為劃分的人造區塊，儼
然惡化為帶有敵我矛盾性質的對壘。統獨兩極陣營之間的唇槍舌劍，以及對中國政策與外
交作為的針鋒相對，主要也是沿著這個主軸而展開的。
此一爭論，反映到台灣的未來前途，自然是百害而無一利。站在對岸的中國來看，台
灣的內部區隔其實只是色調的微異，並無本質上的差別，各種版本的「獨」，終歸一句就
是「獨」，即使「捍衛中華民國」，也是「獨」的形式之一。
所以，「新時代台灣人」應清楚判別，台灣是台灣，中國是中國。台灣不屬於中國，
是無庸置疑的事實，因此台灣不必談論與中國進行所謂的統一，只要依據主權在民民主自
決的原則，將認同台灣的意志轉化為正名、制憲的動力，勇敢開創台灣的新時代。
過去以來，我們從中華民國、中華民國在台灣、台灣中華民國，最後的目標是完成以
台灣為主體的正常國家。台灣正常國家的締造，即是這種台灣意識既具理念內涵，又富有
行動指向的呈現。
台灣意識是經驗與精神結合的產物，而不是超現實政治語彙的堆積。台灣意識是建立
在台灣人民歷史生活的互動連結，然後在近年加上民主的公民意識、社區意識，結晶成「
台灣生命共同體意識」。在民主改革過程中，我們曾積極地推動社區總體營造，即是要以
民主精神轉化既有的歷史內涵。整體的社會改造藍圖，也可以說是以公民意識、社區意識
為基礎向上疊架的。唯有公民意識與社區意識，才能打破傳統的地緣和血緣，使大家改用
民主的公共理念，重新建立一個融合共榮的新社會。重視社區這個最基層、最小規模的共
同體，正是徹底實現主權在民理念的不二途徑。
尊重自由意志的民主社會
要進行民主化工程，必須重視黑格爾所提出的歷史三階段演變：由一人統治到一群人
統治，然後再到全民民主社會。政治改革的歷史意義所在，是建立尊重個人自由意志的民
主社會，不只是建立初步的民主制度的外殼而已。台灣在經濟自由和政治民主確立之後，
必須進而從事社會重建工作，也就是從基層社會開始，充實主權在民的實質內涵。而且，
代議民主不足之處，要用直接民主予以補充。
我們深信，新時代的國家意識，是植根於社會意識之中，先有社會才有國家，健全社
會才有正常國家，社會不是抽象的名詞，而是一個一個具體存在的公民所組成的社區共同
體所結合的。
所以，台灣二千三百萬人，都要自覺致力於締造尊重個人自由意志的民主社會，都要
融入公民所組成的社區共同生活圈。新時代的公民意識社區意識，終將取代劃地自限、消
極保守的族群情結，這是用民主的方式團結台灣的竅門。
由此更可見，台灣的趨向，與堅持一黨專政、亞洲價值、開發獨裁的模式大異其趣。
由此創造的民主台灣，就是民主陣營在亞洲擴大民主價值的最佳戰略灘頭堡。對台灣，這
是眼光獨到的「亞洲的智略」。
從個人自由意志、基層民主著手，指向民主社會的完成，是台灣生命共同體不落於集
權主義、集體主義的免疫系統。自由民主社會本身，只有從對個人的肯定開始。集合自由
意志的個人，才能凝聚起生命共同體。這種有機的集合，就是社會學家宋巴特所強調的：
其各組成份子不只共同為了一個整體，而且也為了各自的存在；各為一己存在，又互相依
存；在互為目的中成為總體。
「新時代台灣人」論述，由此在性質上躍升突破了過去基於地緣、血緣的分類，概括
了民主政治的進取精神。這種論述點出我們在台灣相互依存的狀態，這無疑是台灣二千三
百萬人，最具有建設性的認同途徑。
唯有如此，才能以民主精神刨除深層的社會矛盾，讓「新時代台灣人」在健康的土壤
紮根、成長、茁壯，完成一個尊重個人自由意志的社會，讓台灣社會真正轉變為成熟的德
莫克拉西(democracy)。
台灣是中國一部份的虛構
「經營大台灣」的行動實踐，便是「新時代台灣人」概念動態形成的歷史動線，也是
「新時代台灣人」賡續先人移民來台建立家園的使命。在我們的認知地圖裡，必須把台灣
從過去的邊陲，拿到中心位置，以此觀照我們周遭的世界。換言之，便是自覺擺脫他人所
設定，把台灣附屬化的虛構，確立台灣作為主體的自我肯定。
我們認為，台灣必須開創新文化。台灣在近代世界史的發展中，處於四方交會的位置
，這種條件固然是台灣曾經一再受外來政權染指，但同時也使台灣成為東方和西方、大陸
和海洋交流的介面，尤其是讓台灣在民主與封建的激盪中首當其衝。凡此都為台灣縮短現
代化路程，開創民主新文化，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多元激素。
面對台灣的未來，我們不能以主觀抽象模式進行思考。在建立「新時代台灣人」論述
時，必須遵守客觀理性的規律。以「中華民國」為名的台灣，是歷史演進形成的特定場所
，也是我們自歷史承擔的不可逃避的生存空間。關於這一點，台灣人有其悲哀。從來不曾
統治台灣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基於大中華民族主義的霸權論述，是建立在虛幻不實的中華
民族概念，以及瞞天過海的歷史剪接的錯誤結論。
一六二四年，荷蘭佔領南台灣部分地區。
一六二六年，西班牙佔領北台灣部分地區。
一六四二年，荷蘭在台灣戰勝西班牙，成為台灣唯一的統治者。
一六六二年，明朝已亡卻打著反清復明號召的鄭成功集團，迫使荷蘭勢力退出台灣。
而後橫跨西伯利亞、蒙古、中亞、新疆、西藏等地的清國，一六四四年併吞了中國，
一六八四年併吞了台灣。當時，台灣是清國的一部份，中國也是清國的一部份。
一八九五年，清國將台灣永遠割讓日本，台灣成為日本的一部份。
一九四五年，日本向盟軍投降，盟軍指派國民黨軍隊負責到台灣受降，這是委託性質
的軍事佔領。
一九五一年簽署、一九五二年生效的舊金山對日和約規定，日本放棄對台灣及澎湖群
島，但未對台灣主權歸屬做出決定。
自此，「台灣主權未定」，直到今天。
在歷史上，台灣在一六八四年到一八九五年的二百餘年期間，曾經與中國同為清國的
一部份，之後早已分道揚鑣。如果這樣的關係，可以牽強成「台灣是中國的一部份」，並
接枝到「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份」，那麼，真正統治過台灣的荷蘭、西班牙、日
本豈不更有理由宣稱：「台灣自古即屬於西班牙」、「台灣自古即屬於荷蘭」、「台灣自
古即屬於日本」。如果這些是可笑的假設，中國的說法也同屬荒謬。
所以，兩國論，一邊一國，誰曰不然？
寧靜革命的新民主道路
台灣從未屬於中國，因此，我們就需要一個民族論述，去抵抗中國的大中華民族主義
論述嗎？
不。在民主主義成為世界潮流，而且台灣已經通過民主改革成為民主國家之後，沒有
任何具有說服力的理由，還要走回「民族國家」的建國道路。台灣威權時代所遺留的問題
，十多年來逐步通過民主的「寧靜革命」方式解決了。民主的「寧靜革命」也證實比脫殖
民化的「台灣民族運動」論述更為有效，更合乎台灣的歷史正向演進。
一言以蔽之，台灣人民的共同體意識，必須是民主的，不是民族的。「台灣民族主義
」與「中華民族主義」抗衡，力量懸殊的對比立即顯現。然而，「民主台灣」與「封建中
國」抗衡，就不只是小國面對大國的無力了。
「新時代台灣人」論述的內涵，與「民族運動」或「民族國家運動」大異其趣，它指
涉的是民主社會裡具有公民意識的國民的總稱。就像在民主高度成熟的美國，沒有人會多
此一舉談論所謂的「美國民族」，台灣今天不需要再去建構「台灣民族」，當然更不可能
去附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大中華民族主義」。恰好相反，我們只能思索像「美國人」一
樣的「新時代台灣人」概念，以呈現其組成成員為民主、自由、多元、開放社會中的有機
體，我們是處於一種自由結合的狀態，而結合的分子鍵就是民主制度。在這種情況下，公
民是基於對民主理念的服膺而選擇共同生活於此地的，不是以地緣或血緣等非民主因素隨
機湊合的。
這種思路，將地緣、血緣因素，涵融於「新時代台灣人」的構成要素之內。同時，從
「行動者」的社會實踐角度，來重省台灣歷史的真實。
因此，我們對於台灣不同階段的歷史過程和推動力量，包括被殖民經驗，既要有批判
，也要有超越悲情的肯定，因為那些都是台灣之所以為台灣的構成要素。全盤予以否定或
誤解其動力根源，必然無法全面掌握台灣這個場所作為歷史主體的總體事實，從而在沙灘
上建立禁不起考驗的論述堡壘。下面的一些腳蹤，是台灣的歷史積澱，也是導引未來的基
礎，新時代台灣人不能不認識：
「荷蘭在一六二六年到一六六二年的治台期間，留下很多東西。」
「清國的劉銘傳對台灣的建設也是功不可沒。」
「日據時代，到了第四、五任總督，開始經營台灣。」
「一九五○年以後，台灣接受美援，開始另一階段的發展。」
揚棄被宰制的漂流意識
與「台灣民族」不同，「新時代台灣人」不是為政治人種學的繁雜科目增加新品種，
而是標誌實際生活於台灣的二千三百萬人，自覺從事心靈改革、意識更新、思想轉變的主
體覺醒。
登輝首先掌握到的是「人的改造」之重要性。在台灣終戰五十一週年時，特別提出了
「心靈改造工程」，希望以「人」為起點，進行教育改革、社會改造、行政革新、文化提
升等措施，以期健全社會架構，彰顯社會公義，重建社會倫理，最終目的是重現充滿人文
關懷的和諧社會。而「激發國民內心的覺醒，產生對這一塊土地的責任感，凝聚為共同福
祉奮鬥的信心和意志」，便是「新時代台灣人」的操作型定義。
如同聖經加拉太書和歌林多後書中保羅所說的：「我已經與基督同釘在十字架，現在
活的，不再是我，乃基督在我裡面活著」，以及「若有人在基督裡，他就是新造的人，舊
事已過，都變成新的了」。可以說，創造新的社會，就是創造新的人。
「新時代台灣人」，要先釐清真實歷史，才能正確把握現在，有信心地面向未來。我
們反對刻板地以來台先後作為判別台灣人的標準，而以認同這塊土地，維護台灣優先，認
同民主價值，來定義「新時代台灣人」。
這種論述方式，截然不同於把台灣人民作為盲目湊合的集體，似乎理性的結果可以從
非理性的條件推論出來一樣。所以，各族原住民、明清時代渡海來台的閩客移民、一九四
九年前後來台的軍民，都是因為投置在此經營理想家園，對生活目標擁有主觀理性欲求，
其最起碼的共同點是追求自由的意志，經過融合凝聚而逐漸形成台灣意識的。我們在台灣
這個場所的主體實踐，都已為「新時代台灣人」提供元素。我們之能夠形成「新時代台灣
人」，絕對不是不由自主的宿命歸宿。
中村雄二郎有這樣的思考：如果我們能夠脫離被過去或自然條件所束縛的生活方式，
實存地活下去，我們每個人就可以藉自由選擇自己，自由地賦予「對象」意義；可以在知
覺中自由選擇世界。
「新時代台灣人」必須超越被宰制的漂流意識，對自己的主觀能動性給予肯定。
除污名化的人格復原
具有自由意志、公民意識的成員組成的「新時代台灣人」，不用依人口比例作主從之
別。目前生活在台灣的二千三百萬人，主要是閩南人，外省人、客家人、各族原住民加起
來約四成。但是，「新時代台灣人」論述，並不以人口佔多數的族群為主建構「台灣民族
」，而是一視同仁地平等看待所有成員的公民身份。因為，所有公民所擁有的不同背景所
組成的多元圖像，以及不同經驗相互激盪所增強的生活韌勁，正是「新時代台灣人」論述
內涵豐富、充滿生機的核心所在，也是台灣未來存在著無限可能性的源頭活水。
一九九六年底，「國家發展會議」在總統大選後召開，朝野政黨獲致「精省」的共識
。隔年七月，國大修憲通過凍結省自治選舉。一九九八年底，立法院通過「台灣省政府功
能業務與組織調整暫行條例」。這項「政府再造」工作，同時也打破了中國所謂「台灣是
中國的一個省」的虛構，把台灣的主體性進一步顯豁出來。
「精省」的過程，曾經出現囿於本位主義的反彈，但是正反雙方辯論的過程，反而使
更多人從台灣主體的角度，來審視這項具有歷史意義的劃時代工程。台灣就是台灣，不必
用台灣省自欺欺人。
一個虛構的結束，還原了真實與現實，使我們清楚認識到自己的處境。真實只有一個
：台灣就是台灣。
台灣意識不再是移民社會無助的寄託，而是具體生活經驗激發的家園意識，它呼籲我
們以當家作主的責任感、創造力，迎向未來。
「新時代台灣人」還包括「除污名化」的嚴肅意涵。過去的政治論述，帶有成見地扭
曲各族原住民及其文化的本有價值，將事實上並不存在的「污名」加諸原住民整體之上。
一九九四年，「原住民」名稱首次取代過去官方習用的「山地同胞」，後來更以「原住民
」為名定位於憲法之上。已經消失的平埔族，則在歷史考掘下恢復愈來愈清晰的身影，要
求我們思考一個本質性的問題：台灣在早期歷史早已有過卻遭到遺忘的族群混合。這個復
原過程提醒我們，不同背景的台灣人民彼此支持，互相調適，建立豐富多元的民主社會，
是台灣之所以為台灣的應有之義。
在當前的台灣社會，另一個受到重視和討論的，是本省／外省的對立提法。其原因，
是多年來對於二二八事件不無偏頗的論述建構。一些人把造成二二八事件歷史悲劇的責任
，過度地擴大到所有的外省人身上。雖然這與數十年來威權政體下的權力壟斷不無關聯，
但即使經過了十多年來的民主洗禮，這種偏見還是隱約可見。
歷史傷痕終需療癒。登輝以同是二二八事件受害者身份，代表政府向全民道歉，並呼
籲大家以愛心與寬容走出陰影，化解心結，互信互愛，將歷史當作可供反省的一面鏡子。
二二八紀念碑不是悲情的哭牆，而是我們整個社會心靈重建、人格復原的起點。二二
八紀念碑像一座歷史的警鐘，時時提醒我們跨越悲情，時時告誡我們彼此疼惜，以開放的
胸襟，共同經營新時代的台灣，凝聚成生命感通的共同體。未來的台灣，應是多族群、同
命運的新時代。
「本省人」要體諒「外省人」被驅離中國的生存焦慮；「外省人」要體諒「本省人」
在歷史中形成的主體意志。
在這個健康的族群關係認識上，我們才能夠冷靜承認，在台灣的發展過程中，不論先
來後到，大家身為移民，都在台灣的歷史場景佔有同樣重要的位置。這種認識與對待歷史
上的被殖民經驗是一致的。
移民與殖民的辯證過程
事實上，台灣的歷史，乃是移民與殖民的辯證過程。
台灣雖然孤立海上，但來自南島語系的各族原住民早就安居於此，開啟遠古文化；明
清時代，陸續有沿海人民冒險渡海來台開墾，翻開台灣發展的新頁；一九四九年前後，百
餘萬軍民來到台灣，從今天的角度來看，也為台灣注入了新血。
另一方面，三百年來經過西班牙、荷蘭、鄭氏、清國、日本的墾殖，台灣早已面向世
界朝多樣薈萃的方向前進。西班牙、荷蘭的統治，引領台灣迎向大航海時代。日本半個世
紀的統治，使台灣得以間接吸納歐美現代文明。凡此，都使台灣領先中國，進入二十世紀
世界文明的輻射範圍。最近半個世紀，台灣更因與西方民主世界的密切連結，直接受到歐
風美雨的薰陶。被殖民經驗是來自各地移民的無奈，但意外造成台灣兼容並蓄，向現代世
界敞開。
結果，台灣變成一個「世界島」。
他鄉早已成為故鄉
今天，在台灣這片土地上共同生活成長，利益休戚與共的我們，都是承擔這些歷史遺
緒的「新時代台灣人」，也都是對台灣未來負有責任的主人。我們對台灣過去的一切，有
著不可拋卸的繼承義務，而對台灣的未來前途，更有著榮辱與共的開創責任。開創台灣更
大的生存空間，是每一個突破地緣、血緣定義的「新時代台灣人」無可旁貸的使命。
將近半個世紀，台灣以經濟奇蹟和政治成就，締造了第一階段的台灣經驗。十多年來
的民主改革，理順了各種歷史殘留課題。現在我們正以有利的基礎邁向第二階段的台灣經
驗，也就是深化民主，更深層地觸動國家與社會的轉變。
對所有的台灣人民而言，台灣早已從他鄉變成故鄉了。
今天是我們走出悲情，攜手同心，徹底融合，經營台灣，開啟新局的良機。台灣能不
能順利成為民主正常國家，躋身新世紀的一流國家之林，端賴「新時代台灣人」意識的強
化，確保台灣的國家進步擁有豐沛的動能。
唯其如此，國民的台灣意識越強越好。
唯其如此，我們要確立以台灣為主體的奮鬥意志。
社會主流民意的轉變，在一九九六年登輝以百分之五十四的選票當選表露無遺。這項
支持結構顯示，認同台灣的社會基礎，早已超越傳統政黨的藩籬。
二○○○年與二○○四年，陳水扁總統的當選與連任，證明認同台灣愈益根深柢固，
為「新時代台灣人」的形塑，奠定不可扭轉的現實基礎。
十餘年來，從「認同台灣」出發的政策，在民意催促下一一推出。
二二八事件紀念日，取代七七事變紀念日和九一八事變紀念日。
身份證登記以「出生地」取代「本籍」，標誌著人們生活的社區，取代隔閡的原鄉祖
籍。
中小學增加母語教學和認識台灣課程，是對歷史偏頗現象的必要矯正。我們的下一代
，當然要認識自己生長的地方，瞭解有關鄉土的一切，以培養對鄉土的關懷、情感與責任
。
高中國文課程減少文言文比例，以及中國文化基本教材改為選修，既是為了適應現代
生活的需要，也是擺脫大中華民族主義的魔咒。
國家考試的本國史地，當然是指台灣為主體的歷史與地理，這在任何國家都是理所當
然的。
至於每個人都在使用的鈔票，二○○○年之後開始增加本土色彩。
一九九四年，登輝對司馬遼太郎說：「現在鄉土教育增加了，我們要從國民小學教育
裡，多加一些台灣的歷史、地理，以及自己的根等等課程。過去不教台灣的事而盡教些大
陸的事，真是荒謬的教育。」
德國在第二次大戰結束之後能再度復興，基層教師加強鄉土教學的貢獻，令人印象深
刻。反觀終戰以來台灣的教育，從日本皇民化轉到大中華民族主義，外來政權不同，非主
體化則一。
如今，要改變這一切已屬遲來的矯正，但是，極少數人依舊以虛幻的大中華民族主義
，抗拒以台灣為主體所做的歷史還原。這樣的偏執，是台灣的傷害，更是個人的迷惘。
教育內容改革，不能帶著有色眼鏡批評為去中國化。這是長期忽視本土文化的合理矯
正，其最終目標是要建立多元並存的現代文化環境，將各種文化編織成未來台灣的文化錦
繡。
台灣是「民主人」的共和國
「新時代台灣人」建構的以台灣為主體的新社會，在民主、自由、多元、開放的架構
下，應採取什麼社會實踐的內容，非常重要。
民主改革奠定的新秩序逐漸穩定，民主政治的運作日益改進，政府就應以建立公平正
義的新社會為總目標。因此，為政者要主要深入社會底層，關注老幼、婦女、榮民、勞工
、農漁民、原住民、身心障礙者等弱勢族群，並且要求行政部門擬訂具體政策，改善他們
的生活條件。
然而，我們也不能停留在社會福利或純經濟層面。
民主改革實現「主權在民」政治理想後，大家能無階級之分地享有國家主人的地位，
是我們國家必須達到的目標。然而，在台灣的各個社會角落，許多人仍未享受到第一階段
台灣經驗的建設成果，在經濟的劣勢之外，他們的社會身份也與民主政治下的公民身份不
相稱。
「富裕的國家、貧窮的頭家」，是台灣民主社會所不容的。因此，我們要為二十一世
紀台灣國家發展立定目標，把政治權利延伸到社會權利，讓所有公民都具備起碼或更好的
生活安全和人性尊嚴。
當今台灣，在歷史結構和現實操作的交互作用下，資本主義的經濟型態已成為必然的
趨勢。經濟體制應該完善資本主義法制，讓市場依自由經濟的原則運作，以期台灣經濟與
全球經濟結為一體。
但經驗也顯示，如果缺乏充分的社會公平正義，資本主義的運作極有可能在政治生活
和社會生活造成負面影響。尤其是，資本過度集中，窮人不得翻身，會傷害到在民主政治
下作為平等個體的總體自由與參與機會。
「一邊是最現代化的摩登大樓，一邊是殘破不堪的屋舍，這種都市景觀實在極不相稱
，在政府做事的人，看到這種情形，都應該感到慚愧。」
台灣社會中，如果許多人手中有選票，口袋沒鈔票，他們的政治自由與經濟自由不能
兼而有之，必然會損害成熟中的台灣民主。為了經濟所得，出賣政治權利，例如賄選，更
會形成台灣民主的致命傷。
在資本主義下，政治自由與經濟自由的辯證統合，便是經濟民主。透過經濟民主，建
立「慈悲的資本主義」的勞資關係，以及有效地進行財富重分配，防止資本過度集中而形
成寡頭資本主義，從而形成惡質的金權政治，是台灣的迫切課題。
資本主義的經濟，非常容易衍生弊病，導致自我毀滅的災難，就像馬克斯早已警告的
。所以，經濟不能變成野放的牧場，公平正義一定要貫徹，因為，這是人性尊嚴的問題，
不只是抽象的信念。台灣不僅要成為「民主」的共和國，更要成為「民主人」的共和國。
新時代台灣人就是結論
一九九四年，一句「生為台灣人的悲哀」的感嘆，引起國內外一些人的圍剿。這種不
能體會台灣人民歷史創傷的二度傷害，更有力地成為另一個無奈的註腳：「生為台灣人，
也曾有過無法為台灣盡力的悲哀」。但，感到「生為台灣人的悲哀」的不只一人，夾帶著
政治攻擊的莫名毀謗，觸動台灣人民的同情共鳴如洪水般宣洩而出。
舊約聖經的出埃及記，記載著摩西領導以色列人脫離埃及人的統治，進入西奈曠野，
向神應允賜給他們為業的迦南前進，並且與神約定，建立新的美麗家園的歷史行動。
登輝曾饒富深意地對司馬遼太郎談起這個聖經典故。不料，有些人竟然惡意批評這是
「要充當聖經中帶領以色列人出埃及及建立新國家的摩西」。「出埃及記」與「台灣獨立
」，便被庸俗地被政治鉛筆劃上等號。
那些人無疑都犯了從哈哈鏡看事物的錯誤，他們對出埃及記的神學脈絡缺乏瞭解。其
實，出埃及記的核心思想，不僅在前部分脫離埃及人統治的敘述，更在於後半部以色列人
當家作主之後，以主體身份建構進步文明的實踐過程。而這正是「新時代台灣人」當前處
境最貼切的寫照。
「新時代台灣人」的「時代性」，在於對歷史脈搏的即時掌握。
歷史已經向「新時代台灣人」提出課題，要求我們完成不同階段來台先人的理想，以
民主時代呼喚的新思維、新活力，共同在這承擔自先人的場所，建造公平正義的民主社會
，和諧美麗的自由家園。
我們二千三百萬人，不分來台先後，都應毫不遲疑地認同這塊土地，並且把台灣意識
逐步化為實體，也就是依照國際人權標準，自由決定我們的政治地位，並自由謀求我們的
經濟、社會和文化的發展。
這塊土地上的所有人民，命運一體，生命感通，就是台灣迎向新希望，邁向新世紀的
保證。
所以說，「新時代台灣人」就是我們共同的結論。
三月 3rd, 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