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cn.nytimes.com/world/20140828/cc28paris/zh-hant/
在巴黎站街的中國婦女
「我在這裡，」阿英指着貼在牆上的一張照片。在一群戴着白色面具的人群中，阿英站在
一張寫着抗議標語的招牌後面。那是去年三月，在法國政府提出懲罰嫖客的法案後，總部
在巴黎的世界醫生組織(Doctors of the World)旗下的荷花車，在國民議會大廈前發起的
抗議遊行。這條法國政府意在消除賣淫行為而打擊嫖客的提案，引發全法性工作者抗議。
法國對賣淫的態度，始終處於模稜兩可的曖昧界線。一方面，法律並未將賣淫行為列入違
法犯罪行列。另一方面，在街頭拉客，和有組織的賣淫，卻又都被法律禁止。
阿英（為保護受訪者隱私，本文僅用其名），和其他100多位一輩子從未走上過街頭抗議
的中國性工作者，在「我們要自由要生活要權利」的標語前，用她們並不熟悉的語言抗議
。她們知道，法國政府懲罰嫖客的計劃，歸根到底是劍指她們賴以生存的行業。
巴黎街頭的阿英們
阿英和她的同行姐妹們通常站在巴黎十三區華人超市前的梧桐樹下，等候客人。在法國媒
體眼裡，這些來自中國的女人顛覆了印象中的妓女固有形象。她們平均年齡在40來歲，沒
有招搖的露骨打扮，給人的第一感覺，無非就是買菜後三三兩兩地站在街邊嘮嗑打發時光
的家庭婦女。
現在，這個低調的群體在令人吃驚地壯大。「目前來我們這裡尋求幫助的中國性工作者已
經超過1300位，」荷花車的負責人天木·朗(Tim Leicester)說。作為專門幫助華人性工
作者的人道主義項目，荷花車在2002年成立初期，所統計到的站街華人婦女不到200位。
在意識到華人性工作者的衛生安全，自我保護意識極度缺乏後，世界醫生組織決定創建荷
花車，招募能說中文的志願者，旨在從醫療健康方面引導幫助這個群體，而後者也因此被
稱為「荷花人」。
荷花車所做的一項調查顯示了巴黎的華人性工作者的處境。她們中的80%獨自生活，也就
是說她們並非受到非法組織的控制。她們的平均年齡在42歲，90%的人在中國至少有一個
孩子。超過三分之一的被調查者承認，她們曾經有過傳染性性病。46%的婦女沒有定期做
婦科檢查。她們中的70%已經遇到過在接待客人的時候沒有安全套的情況。但將近一半的
人並未做過艾滋病病毒測試。更令人不安的是，她們中的很多人認為，在沒有保護情況下
的性交後，只要做陰道沖洗即可以避免艾滋病的感染。
「我遇到過一位46歲的婦女，她連怎麼用避孕套都不知道，沒有任何安全保護意識」，已
經在荷花車做了兩年義工的台灣女孩崔雲飛很擔憂地說，「有的客人提出不用安全套的話
就多給7-8歐元，有的婦女也會答應，因為她們需要錢。」
相較於巴黎的其他性工作者，荷花人的服務價格相當廉價，僅僅從20歐元起步，這相當於
在巴黎喝一杯雞尾酒的價格。「大方一些的客人會給50歐元，」 阿英說。
不會法語，沒有合法居留，被當地華人社會鄙視和拋棄，急需賺取生活費和償還透過中介
或者旅行社來法國的高額費用——讓這些荷花人成為最脆弱的和外界絕緣的一個群體。
在法國，華人社會的兩大分支，分別是已經進入第二第三代移民的溫州人，和新移民東北
人。作為中國的老工業基地，東北地區在工業轉型後出現大量國有企業倒閉，失業率一度
高達30%，而女性是最主要的受害者。大多數東北移民以旅遊者身份，或者是過境方式抵
達巴黎。他們大多來自城鎮，接受過教育，其中70%是女性。
荷花車所統計的1300多人的群體，主要來自於中國東北。失去工作，導致經濟上的困難，
與丈夫矛盾的升級，尤其是擔心無法支付孩子的教育費用，這些因素導致她們飄洋過海鋌
而走險。
城東的美麗城，是巴黎市區最複雜的移民聚集區之一，除了華人移民外，這裡也是傳統的
阿拉伯移民聚集區。來自東北的性工作者沿着美麗城地鐵口一帶的大道分佈開，因數量龐
大已經成為非常醒目的群體。而從中國南方來的阿英們，則將巴黎東南部十三區的唐人街
一帶視為她們的領域。對於這些荷花人，她們的主要客人是阿拉伯人和黑人移民，年齡較
大的法國人，以及極少的亞洲人。「中國人不會找我們的，他們嫌棄我們太老，」阿英說
。
阿英的賭注
四年前，已經50歲的阿英懷揣1000歐元現金，從江西途經香港後飛抵巴黎。此前，她從朋
友那裡聽到的關於法國的描述是，「那是全球最富裕的國家，有很多法國人不願意做的職
位在等着」。這句只說對了一半的傳聞，讓阿英狠了狠心，下了她這輩子最大膽最瘋狂的
一個賭注。「反正我也是一個人，這輩子就沒好好活過」 ，兩個月前，在巴黎荷花車的
辦公室，我們第一次見面時，阿英不甘心地說。
50歲以前的半輩子生活，一下子被這位自稱為「沒文化，去工地每月到頭就拿到幾百元」
的女人全部否定。1990年，阿英結束了11年的婚姻。「我們是沒有感情的婚姻」，阿英現
在說起來依然認為那是她的不幸。離婚後，她帶着孩子在當地一家建築公司工地工作。
2000年阿英下崗，此後每月領取300多元的生活補貼。
「生活很難。聽朋友說來法國做阿姨到餐廳打工都可以賺到錢。」就這樣，從親朋那裡借
來湊滿旅行社張口要的12萬人民幣後，阿英用這筆她這輩子從未見過的大數目，換得一紙
命運未卜的旅遊簽證。
「我是想，再怎麼也不會比以前過得壞吧 ! 」 但是，接下來的劇情遠非阿英在國內所能
編寫出來。
在巴黎的第一周，阿英找到了一個每天只要花費5歐元的搭鋪床位。這應該是在巴黎能找
到的最廉價的鋪位了。這種非法的地下旅舍，通常是一位華人房客或者房主將房間分割成
若干小空間，再密集地擺上雙層鋪出租給需要的華人。在一間50平米客房內，大體上要擠
進去20多人。他們共用一個衛生間和一個小廚房，連上廁所，做飯都要排隊。因男女混居
，性侵犯也是一大問題。這類地下黑旅舍，面對的是華人圈中最底層的失業者，無固定居
所，和無身份證群體。
完全不會外語的阿英，從巴黎戴高樂機場抵達唐人街區後，每天唯一能做的，就是到那些
亞洲超市前貼滿的小紙片廣告堆中去淘自己的運氣。
十天之後，阿英終於鬆了一口氣。她找到了到法國後的第一份工作。在一個開服裝店的溫
州老闆家裡做保姆，除了可以免費吃住，僱主還承諾她將得到900歐元的月薪，這要比她
在中國工地上干苦力得到的報酬高出十多倍。前提是，一天的工作從早晨起床後一直到深
夜就寢，沒有間斷，沒有周末休息日，沒有保險，沒有任何保障。在法國將一周35個小時
工作制的最低工資標準以法律保障的形式，固定在1337歐元（稅前，2010年標準）的時候
，阿英用以上代價抓住了這份在法律之外的「幸運」黑工。
在離巴黎300多公里的68省，阿英的任務就是帶三位分別是2歲，6歲和12歲的孩子。一個
月後，她拿到手的只有800歐元。「他們說我沒有經驗，又說我不會做菜，就扣了我100歐
元。」做了六個月保姆後，儘管離12萬債務的目標還很遙遠，阿英還是辭去這份讓她受到
羞辱無法忍受的工作。
「真的很難。我照顧三個小孩，最大的那個孩子，看到我就象看到瘟神一樣，還動不動就
罵我。我當時就是想不通，法國的兒童教育怎麼這麼差，怎麼教的，孩子一點禮貌都沒有
。」 阿英低聲地重複，「真的很難。」
一切都離阿英在中國時所能想像到的法國生活太遙遠。
折回巴黎半個月後，阿英找到了第二份工作，還是在一個溫州家庭做保姆。這個時候，阿
英已經很清楚，不懂法語，沒有合法居留，她能得到的最好工作就是在華人家庭打黑工做
保姆。
這一次，阿英去了離巴黎很遠的法國南部的波爾多郊區。在南部的11個月時間中，阿英的
生活被孤獨牢牢地控制着，她甚至一度懷疑自己是否變得不太正常。「沒有人說話，又不
敢出去。主人他們是開餐廳的，都是晚上11點以後才回來。我經常就是對着兩歲的孩子說
話，自顧自地說話。」阿英說這話的時候，視線離開了一直盯着的那杯可樂，黯淡地望着
窗外，巴黎已經令人絕望地下了一周多的春雨。
回到巴黎後，阿英決定不再做保姆，問起當時的感受，她說 : 「自由，就是自由了，一
下子覺得自由了。」
和大多在巴黎的中國性工作者一樣，先經歷了在華人家庭或者工廠中魔鬼般的不公平待遇
後，在債務，房租，伙食，精神的各種壓力中，她們最終加入站街女的行列。
地下的工作
再一次和阿英見面時，在巴黎十三區的一家咖啡館，離她的工作地點大約200米。那天巴
黎還是下着小雨。阿英穿着一件天藍的夾克，還是兩周前那條粉色的圍巾，她說，這些衣
服大多都是從國內郵寄過來的，「因為便宜很多。」
阿英說起了法國媒體一筆帶過的四月慘案。那是在巴黎十區，一位55歲的中國性工作者在
自家被嫖客捅了十多刀後死亡。警察破門而入時，死者赤身裸體滿身是血，屋內還有一位
來不及逃走的五十來歲北非移民，這位手上身上沾滿了血的男子正是嫖客。
「你害怕嗎?」
「怎麼會不害怕。前幾天又有一位姐妹被客人打，半邊臉都被打腫了。」
「報警了嗎? 」
「她也沒有紙張（合法居留的意思），怎麼敢去報警 ?」
沒有身份而不敢去報警，越來越成為被人利用的無可彌補的缺陷。「現在的壞人越來越多
」，阿英指的是那些佔了便宜而不給錢，還使用暴力的客人。「有的時候我看客人有點不
對，就會叫上一位姐妹一起下去。否則在下面，叫也沒人聽得到，被人打死都不知道。」
下面，指的就是這些巴黎荷花人的工作地點。
2012年底，從《巴黎人報》，法國新聞廣播電台，到免費報紙《20分鐘》，法國媒體轟炸
般地報道華人妓女將地下室變成接客的場所。對法國人來說，這是難以置信的工作地點。
在繁華的唐人街一家超市對面，阿英乘電梯下到地下停車場。她用她的姐妹從客人那裡搞
到的鑰匙，打開儲存間與車庫之間的大門。粗加工的灰色水泥牆面和幾扇門上，用暴露的
法文寫着婊子等不堪字樣。再拐到通道的盡頭，那裡有一溜兩排的小儲存間。阿英推開一
扇門。空間內沒有光源，濃重的精液氣味從黑乎乎的空間散發過來。阿英打開手機上的燈
源，燈光打在那張將儲存間塞得滿滿的單人床墊上，沒有床單，污穢不堪。屋裡沒有窗戶
，床墊邊的一張鐵制椅子下堆滿了用過的衛生紙。「 這種地方，最多待上半個小時，」
重新鑽出地面後，阿英鬆了一口氣說。
兩個月前，巴黎警方在九區又一次發動了專門針對華人性工作者的圍捕行動，數十人被抓
。因為居留證問題，在巴黎短短的三年時間內，阿英被警察帶走不下三十次。2010年8月
，阿英遞交了她的首次難民身份申請。受益於她的難民申請者身份，在移民局給出最終結
果之前，阿英得以每次被釋放。但，在這些申請難民居留的荷花人中，大約只有1%的人可
以如願以償地得到長期合法居留證。在連續拿了6次短期居留後，想通過難民申請取得合
法居留的門已經徹底被關上。也就是說，阿英已經沒有其他辦法可以在法國合法地生活下
去了，除了結婚。
阿英也有一位法國男友，那是她曾經的客人。 「我那老頭，他不願意結婚。」阿英很冷
淡地說，「我這輩子過得不好，現在就是想賺錢。我不是被強迫的，我是自願的。」
現在，阿英買了電腦，唯一目的就是每周上幾次網，通過視頻看看在江西老家的兒子以及
孫子。「孩子賺錢生活那麼難，作為母親，總是要幫助孩子吧」，阿英解釋她的賺錢動機
。
對於未來，阿英說沒有任何計劃。「被抓到，就回去吧，還能怎樣。」 阿英沒有表情，
似乎看破紅塵。對於這一點，她知道，並不在荷花車幫助範疇之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