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3月14日
沈旭暉 國際學海迷津
政治正確之死
美國共和黨總統參選人特朗普異軍突起，這現象本身比誰最終當選總統重要得多，因那宣
示盲目服從「政治正確」（political correctness）的年代已告終。正如他競選時稱，
美國目前最大問題是「政治正確」，而他「沒有時間去政治正確」，這句話得到大眾普遍
掌聲，完全是傳統精英意料之外。
根據邦普（Philip Bump）在《華盛頓郵報》對這詞彙的追溯，「政治正確」一詞最早出
現於1934年《紐約時報》，指納粹德國要求新聞報道立場須與政府一致；在1950至1970年
代，「政治正確」被用於描述蘇聯政府管制人民思想言論。這些用法都和今天截然不同：
「政治正確」在媒體頻繁出現始於八十年代、尤其在蘇聯解體後，被左翼人士注入新活力
，成為「反歧視」民權運動的標誌。
目前公認將「政治正確」一詞以「反歧視」語義使用的第一人，當屬美國新左翼社會運動
家班巴拉（Toni Cade Bambara）。她在The Black Woman: An Anthology一書中，批評男
性自認比女性更優越的觀念「政治不正確」，開啟女性主義、社會運動將「政治正確」視
為必要的先聲。冷戰結束後，左翼提倡的性別、性取向、宗教信仰、少數族裔等平權運動
，皆成為佔領「政治正確」高地的表現；與之立場相對的保守派則指摘，左翼號召的「政
治正確」壓迫言論自由。儘管雙方大打口水仗，但在左翼精英主導的傳統學界、媒體、文
化界，反對「政治正確」聲音極難發聲，而「政治正確」概念隨民權運動在美國社會發展
，深刻影響日常用語規範。例如今天在美國正式場合講話中，對第三人稱表述通常用he
or she，就是左翼女權運動的「政治正確」遺產。
特朗普人氣暴漲，卻反映美國社會對「政治正確」充滿反彈，不少特朗普的支持者直接表
示：他說出長久壓抑於心、卻不敢挑明的話。
為何美國人對「政治正確」愈來愈反感？
首先，「政治正確」這一概念，本身就缺乏清晰定義。根據一般左翼人士觀點，「政治正
確」意味言論、行為不冒犯社會中任何特定群體之利益；然而，對「冒犯」這核心概念的
理解，是不可能有客觀標準。在美國歷史及當下社會，女性、少數族裔、非基督徒和同性
戀者等，一度處於弱勢地位，他們要求免受歧視，自可理解；但「政治正確」的輿論壓力
，卻不致力於在社會達成對某一共同規則的認同，反而日益將男性、白人等作為「結果」
式參照。也就是說，一旦女性、少數族裔等在社會競爭相對失利，就被認為是受到歧視。
當「政治正確」的邊界在社會無限蔓延，以至於學校、公司錄取時，無論申請者能力高低
，都傾向優先照顧女性、少數族裔等，「政治正確」就成為「逆向歧視」。
人類的天性，從來存在追求優越、排斥他者的因子，而人性不是崇高的理念能改變。由於
社會永遠有相對的小眾，而對他們是否獲「政治正確」的待遇、乃至稱呼，都是主觀的，
昨天的歧視用語、可以是今天的「潮語」。因此「政治不正確」的爭議，只會永遠在人類
社會存續下去。也就是說，假如有組織以「消除政治不正確」為己任，幾乎可以肯定與人
類共存亡，這種「可持續抗爭」，很容易愈來愈小圈子化，不知不覺間脫離群眾。
「逆向歧視」惹社會不滿
當前「政治正確」在美國學術、媒體界的話語霸權，就讓大量美國人不勝其煩。例如早在
1990年，得州大學將文學寫作課程的作業題目從傳統文學經典換成「反歧視」、「平權」
等政治色彩濃厚的話題，迅速引發教員間的爭議，不少教員認為教學內容和評判標準不應
以「政治正確」為原則。然而，「政治正確」之風席捲全美高校，在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
這樣的傳統左翼重鎮尤甚，「女權」、「少數族裔權益」等話題，常年成為熱門研究課題
，乃至教師授課言論一旦與「政治正確」理念不契合，都被批判。在媒體領域，對「政治
正確」的輿論追求，導致變相「自我審查」，任何「可能」讓弱勢群體「覺得」被冒犯的
表述，都成禁忌。如「殘疾人」稱呼被認為「政治不正確」，要改為「體能受挑戰者」，
這類似乎多此一舉的例子，讓不少美國人愈發認為「政治正確」，成為象牙塔自我感覺良
好的離地遊戲。
當「政治正確」的霸權地位蔓延至互聯網，而又有專業律師專門承接、乃至鼓動「政治不
正確」官司，不少主流社交媒體和網絡平台為免麻煩，都不歡迎任何可能「政治不正確」
的言論表達，甚至採取刪帖等手段對其禁聲，讓網民認為「言論自由」的底線，已受到根
本挑戰。但網絡社群是由下而上的，不可能杜絕任何聲音，「反政治正確革命」，就是從
互聯網興起，而他們的出發點，恰恰是保障自己的「言論自由」。從特朗普的600萬網軍
可見，群眾的反彈，原來已一呼百應。
「政治正確」在國際政治的影響力，同樣不可小覷，以美國為首的國際社會對「伊斯蘭國
」（IS）的觀感即是一例。IS興起以來，美國輿論反覆強調「IS不是伊斯蘭教」，無論媒
體還是網絡，都不將「伊斯蘭教」與IS聯繫。然而不少分析人士、乃至伊斯蘭研究專家都
指出，IS與傳統恐怖主義不同，本身與伊斯蘭教甚有淵源；若一味追求「政治正確」、而
忽視其宗教極端化的號召力，國際社會就不能制訂出消滅IS的良方。當然，以上分析不代
表特朗普的「禁止穆斯林入境」一類反智言論合理，但IS確是憑藉「哈里發」的宗教號召
力呼風喚雨，影響力才得以席捲全球、得以達到阿爾基達沒有的效果。假如連這也不敢談
，更是不合理。至於研究非洲時，連「部落」、「酋長」也不敢說，更是左翼幼稚病人常
犯的笑話。
在這情況，一旦極右人士、或草根右翼群眾掌握社會資源，必然會更激烈批判左翼思潮；
而該批判肯定得到長期自覺遭「逆向歧視」、又苦於不敢單獨發聲的民眾支持。特朗普參
選以來，幾乎打破美國社會所有的「政治正確」禁忌，支持度卻一路躥升，共和黨乃至整
個美國社會因此陷於撕裂，這一點其實並不意外；真正意外的是他單靠「政治不正確」這
一招，就能彌補自己一百種明顯缺陷，乃至掩蓋其他國家裂痕，這對美國面對的種種真正
挑戰，實在不是佳音。但這與其說是特朗普的責任，實在不如說是過去20年左翼霸權的責
任。變革發生了，就不能走回頭，類似場景，又何止於美國呢？
http://www1.hkej.com/dailynews/international/article/12593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