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斯科不相信死刑？「戰鬥民族」的廢死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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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網路世界中被眾網友「尊稱」為「戰鬥民族」的俄羅斯人，時常被連結以威猛、驃悍、
霸氣、不怕死到誇張...等現代想像，而要能治理「戰鬥民族」的「戰鬥政府俄羅斯」，
亦常與高壓集權、鐵腕、「莫斯科不相信眼淚」等形容詞相掛勾，彷彿除了嚴刑峻法、殺
雞儆猴之外，再沒有手段能統治這世界上最龐大國家。
但這樣的想像，或許和事實有些出入——特別是在嚴刑峻法中，關於「死刑」的這個部份
——俄羅斯政府的選擇，或許與眾內容農場中「戰鬥民族」的宣傳不太一樣。
早於18世紀，在沙皇伊莉莎白（1709-1762）的堅持下，俄羅斯曾短暫成為了歐洲第一個
「拒絕死刑」的國度；而自1996年開始，俄羅斯政府更藉由總統命令凍結了全國死刑的執
行，而全聯邦亦在1999年全面成為了「實質的廢死國家」（Abolitionist de facto）。
是不是哪裡出了錯，為何聞名全球的「戰鬥民族」卻一反想像地，站在「廢死」的那一方
？
▎死刑為工具：「恐怖伊凡」與彼得大帝
對於俄羅斯——或者是蘇聯——的集權想像，或許與其民族文化有所相關，在如今的總統
普丁之前，以霸者之姿君臨「Mother Russia」的還有史達林、凱薩琳大帝、彼得大帝等
等精於權術的領導人；然而，真正用「恐怖」來統治人民的始祖，或許仍得追溯到俄羅斯
的開創元勳伊凡四世（1530-1584）——也就是我們耳熟能詳的「恐怖伊凡」。
與其他中世紀的封建領主一樣，俄羅斯當時也有著許多關於「死刑」的施行方式，從俐落
的絞刑到千奇百怪的痛苦凌遲，依不同的罪刑而有不同的作法。而依賴恐怖政治統領一幫
俄羅斯貴族的恐怖伊凡，對於「發明」死刑更是別有熱衷：他曾把批上熊皮的犯人，扔進
獵犬圈之中，任憑被激怒的鬥犬將其活活咬死；也曾把觸怒他的僧侶們，綁在火藥桶上處
刑引爆，並稱火藥炸得越高「這些傢伙就能越快見到他們的上帝」。
恐怖伊凡的殘忍手段，除了個性的解釋外，其身為沙皇的統治者身份也成為驅動這種死刑
風格的必然。史丹佛歷史系的教授柯曼（Nancy Kollmann）就認為，幅員遼闊的俄羅斯其
境內的地區、文化與宗教習俗皆不盡相同，在大多狀況之下，一般的死刑多由地方的領主
或宗教領袖所斷定，受交通科技與政治權力所限，當時的沙皇其實難已影響。而恐怖伊凡
之所以強調自己的「殘忍」，其貌似野蠻的政治語言，或許也被視為與其臣屬「溝通權威
」的一種統治方式。
當時被處死的人，屍身常被曝於公眾以儆效尤，但到了17世紀，開創羅曼諾夫王朝的顛峰
的彼得大帝（1672-1725），在積極向西歐各國取經、歐化的同時，除了從荷蘭留學帶回
了造船的先進技術之外，亦將當時西歐流行的「公開死刑」給帶回了俄羅斯。
作為俄羅斯中央集權的第一人，彼得大帝雖然在科技與軍略上開創了帝國盛世，但他對於
死刑「嚴刑峻法」的堅持卻執著得嚇人，引進公開行刑的他，據稱很喜歡「觀賞」、甚至
親自動手處決的過程——像是在1698年鎮壓禁衛的「射擊軍」叛亂後，彼得與他的親信們
甚至自己下手，參與莫斯科廣場上的大規模行刑。
日後，彼得大帝甚至還以叛國罪而欲公開處決與自己長期不和的親生兒子，王儲阿列克謝
．彼得羅維奇（1690-1718）——只不過還沒等到公開處決，這名體弱的王儲就已被父親
所下達的鞭刑懲罰給活活鞭死。
▎18世紀：全歐洲第一個拒絕死刑的政府
彼得大帝對於親族的鐵面選擇，也讓身後的繼承落入旁系之手，直到彼得大帝死後16年後
，自己的親生三女——伊莉莎白．彼得羅芙娜——才再透過宮廷政變，罷黜年僅一歲的親
戚伊凡六世。但登基成為沙皇的伊莉莎白，卻不像父親一樣的堅持死刑，相反地，在掌權
之後，篤信上帝的她即大力推動死刑的廢除。
1741年成為沙皇的伊莉莎白，在1744年即公布了皇室詔書，要求俄羅斯全境所有的死刑判
決，都需要經過沙皇本人的簽字同意——伊莉莎白的命令，同等於對帝國全境下達「死刑
延遲令」，只要沙皇本人不允許，誰都不准處決死囚。但沙皇的命令卻讓到貴族與各地治
安官、宗教領袖感到「治安權威遭受挑戰」而強烈反對，舉國嚴刑卻又不執行死刑的狀況
，亦讓各地監獄爆滿，而各地一一而起的叛國與造反陰謀，亦讓伊莉莎白的命令未能徹地
執行。
最終，在亂局中逐漸鞏固統治權威的伊莉莎白，終於在1753年4月9日完成與貴族的妥協：
除了叛國者之外，死刑判決一律廢除，所有民間的重刑犯一律改處無期徒刑或苦役。此一
決定一出，也讓俄羅斯走在西歐之前，成為歐洲第一個拒絕死刑的國家。
不過俄羅斯的「廢死」卻是短暫的，在伊莉莎白於1761年駕崩之後，俄羅斯也逐步恢復了
死刑——只不過比較「人道」一些，從狗鬥、綁炸藥桶，「進步」到只剩槍決與絞刑（較
為嚴重，因為得公開處決並曝屍示眾）。
到了19世紀下半，由於國內經濟與社會秩序的逐漸崩解，加上幾次衝突中沙皇皇權的衰退
，一波接一波的農民起義與暴動也讓作為社會威嚇手段的俄國死刑，處決頻率越來越高。
到了日俄戰爭、俄軍慘敗之後，失控的暴動也讓俄國政府在1905至1908年間大批地處決了
超過2,200名的叛亂死刑犯——只不過，這一切都無法阻止民怨與國家的崩解，1917年二
月革命爆發、沙皇尼古拉二世遜位，俄羅斯與它的死刑於是走入了另一新的時代。
▎從蘇聯到俄羅斯：為何如今的俄國，再次拒絕了死刑？
1917年二月革命之後，沙皇退位，接任的臨時政府隨後在1917年10月與布爾什維克達成了
共識，宣布廢除「俄羅斯境內的所有死刑」；但同年11月7日，發生了「偉大的十月社會
主義革命」（就是十月革命），布爾什維克推翻了臨時政府自行掌權，而俄羅斯紅白內戰
也隨之爆發。
內戰之中，布爾什維克很快地以「社會主義陷入空前危機」為由，揚棄了先前的廢死決議
，並授權成立全俄肅反委員會—也就是惡名昭彰的特務機關「契卡」（日後改組的KGB）
——用盡一切手段「剷除革命之敵」。甫退位的尼古拉二世與羅曼諾夫王室一族，也就在
這波清洗中，未經審判而遭秘密處決。
此後的蘇聯，歷經了一波又一波的肅清，大批「反動份子」或是就此消失、或是遭到槍斃
。但蘇聯官方與其下層層架屋的各集委員會，卻仍在官僚體系中繼續「討論廢死」，在
1920-40年代，更多次反覆下達廢死命令卻又馬上反悔推翻，而多淪為空口白話又短命的
「紙上廢死」。這樣矛盾的舉動，反映出了蘇聯一方面希望能向世界傳達出「共產黨的『
進步』形象」；但另一方面卻又有實實在在的內部統治需求，得讓震懾社會的死刑持續存
在。
蘇聯對死刑的反覆表態，在1949年的聯合國大會上，更展現出了「蘇聯式」的矛盾極致：
當時蘇聯代表團在史達林的授意下，竟向大會提出「全球廢死」的提議；但這一倡議即便
在蘇聯自己境內也未曾全面實行，提案在聯合國自然也就不了了之。
蘇聯政府隨後仍持續以「暫時、過度性的社會教化需求」，對內解釋為何死刑還是得繼續
存在，但直到1991年蘇聯解體之前，究竟多少俄羅斯死囚被處決？誰被處決？為什麼被處
決？每年官方提供的數據卻仍不見透明。
後來蘇聯在戈巴契夫的見證之下走入歷史，俄羅斯也脫離共產的統治進入到了另一個混亂
的新時代。當時的俄羅斯處在一個社會與經濟的轉型關卡，沿襲自80年代末期蘇聯經濟的
崩潰、以及90年代開放後資本主義的掠奪式入侵，各種衝擊都讓俄國社會陷入了結構性的
低迷與末世情緒——國內的治安，也在這段期間，出現了諸多駭人聽聞兇殺命案。
90年代初期，俄國社會混亂，但國家轉型中欠缺資源的警力也無力維持治安。此時，俄羅
斯境內出現了數起「連環殺人魔」事件，像是以分屍兒童聞名的「羅斯托夫屠夫」奇卡提
洛（Andrei Chikatilo），或者是連續對男童犯下性虐、分屍、甚至食人的「漁夫」哥洛
夫欽（Sergey Golovkin）都以令人作嘔的手法，謀殺了數十名受害者而震驚社會。
但當民間義憤填膺的同時，汲汲營營企圖維持俄國經濟「開放」的總統葉爾欽，對「死刑
的維持」卻有別的考量。當時的葉爾欽，為了加入「歐洲理事會」（Council of Europe
，並非歐盟理事會）以爭取更多的政經協助，於是在1996年5月宣布了總統命令，以為了
配合歐洲理事會成立的「廢死章程」為由，凍結了俄羅斯全境的死刑執行——這項命令在
同年生效，而當年8月被槍斃處死的「漁夫」也成為俄羅斯目前最後一位伏法的死刑犯。
葉爾欽所頒布的總統命令，在一片混亂的俄羅斯境內得到了普遍的遵行——除了車臣共和
國之外——但即便是車臣，也在1999年同意了「凍結死刑」的命令，聯邦全境自此維持了
「實質廢死」直到今日。
▎「強人」普丁：死刑有夠蠢！
隨著時局的逐漸穩定，俄羅斯也改朝換代、自2000年進入了普丁總統的掌政期。但狀況安
定下來後，民間對於治安的要求也越來越高，對於「殺人償命」、「解凍死刑」的聲浪更
成為政壇與民間的訴求焦點。
在2000年普丁上任之初，俄羅斯境內約有8成的民眾贊成「立即恢復死刑」，此時的俄羅
斯亦先後歷經了第二次車臣戰爭、2001年莫斯科歌劇院脅持事件、2004年貝斯蘭人質危機
，大眾對於「恐怖份子」的憤恨與恐懼，更是超過了90年代諸多殺人魔，因此政界「不全
面恢復死刑，也至少該處死恐怖分子」的意見，自此也屢見不歇，甚至俄國杜馬（國會）
在2015年年初還有黨團高喊要發起議案，推翻葉爾欽的凍死命令。
至今，雖然民間對於恢復死刑的態度不如過往強烈，但仍有6成的俄國民眾支持死刑：其
中又有6成認為「殺人者理應償命」，4成則認為「強暴犯也該一併處決」。民間對於「死
刑能有效嚇阻犯罪率」一事堅定不移，甚至連俄國的內政部長也曾於2015年的採訪中「個
人表態」支持恢復死刑。
但在死刑存廢的議題上，被西方媒體稱為「善於操弄民氣」的「強人總統」普丁，這次卻
站在了俄羅斯民意的對立面。自2000年掌權以來，普丁的反死刑立場一路走來可是相當堅
定，他不僅曾多次表態「不可能解凍死刑」，俄國政府還更多次呼籲鄰近的白俄羅斯（歐
洲最後一個死刑國家）應該慎重考慮廢死。而普丁本人對於民間的憤恨與疑慮，甚至親自
挑明地說：
用死刑來嚇阻犯罪的想法....真是愚蠢至極！
普丁認為，杜馬內太多不負責任的政客「為了幾％的民調」就嚷嚷著要恢復死刑，但這一
作法不僅「剷除不了社會邪惡的根基」，更有違政府一貫的立場（例如繼承蘇維埃時代的
廢死「精神」，以及與歐洲理事會、聯合國之間協約的國際承諾...），同時：
國家的公權力，可不是用於「復仇」的工具。
但即便普丁話說得如此如此明白，死刑議題卻仍如同你我熟悉的狀況一樣，一而再、再而
三地成為民間、杜馬、甚至聯邦各個共和國內的爭執無盡的話題。像是公認的「普丁好友
」、車臣共和國的卡德羅夫總統（Ramzan Kadyrov），就多次對著「麻吉」義憤喊話。
卡德羅夫認為，留恐怖份子一條命根本「毫無教化功能」，這些高風險份子甚至還是劫獄
的高風險目標，車臣政府不僅要時時擔心「縱虎歸山」，大筆的安全與獄政資源還得被這
些入獄的恐怖份子消耗殆盡，更別提在監獄裡受刑人之間的「相互傳教」也容易成為恐怖
組織的擴散網路——與其這樣，不如恢復死刑，「殺一殺」還比較痛快。
卡德羅夫的話，或真有其道理，但普丁於此僅透過發言人反問：除了製造更多「烈士宣傳
」之外，槍斃自殺炸彈客的意義是什麼？對於恐怖份子的針對性死刑恢復，迄今也持續被
普丁與俄羅斯政府封殺於正式的討論之外。
那麼普丁是真心廢死嗎？就像他懷疑國際人權組織一般，國際人權組織對俄國的「實質廢
死」也存在許多疑慮——就像上個世紀的蘇聯宣傳一樣，或者是伊莉莎白．彼得羅芙娜身
後一樣——凍結的死刑，在制度上仍是死刑，依舊有解凍、或是重啟制度結構的可能一天
。
但無論如何，自1996年到今天，「戰鬥民族」眼下仍恪守了自己許下的諾言，仍還站在了
拒絕死刑的那一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