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人權對話，中西就都應講理
　　聯合國人權理事會極端貧困與人權問題特別報告員菲利普·阿爾斯頓本月15日至23日
訪問中國，他在離開中國之前舉行記者會，稱讚中國在解決貧困問題上取得“非凡的”成
就，並指出中國在這一領域具有獨特而強大的政治意願。但他同時抱怨自己在中國的行動
受到限制，使他無法接觸到他想見的中國學者等，他認為中國一直在大力鎮壓維權人士和
民間團體，形成了他所稱的擠壓民間社會空間的“鉗形攻勢”。
　　西方多家媒體報導了他的記者會，並把重點放在了他批評中國“加強黨對社會控制”
的方面。
　　阿爾斯頓是澳大利亞人，目前在美國紐約大學任教。他不是聯合國正式工作人員，而
是帶有志願性質的特別報告員。他是近年來第一位以這一身份訪問中國的人，而這次訪問
被認為是中國與聯合國人權理事會之間的“一項進展”。
　　不難看出，阿爾斯頓的人權觀是相當西方化的，而且他認為自己的人權觀是“普世的
”。因為他對中國堅持自己對人權的看法表示了某種詫異。
　　有一點值得提出來，他的報告領域是“極端貧困與人權”，但他雖然用“非凡”來形
容中國消除貧困的成就，而他的實際注意力卻集中在了“人權”。而且消除極端貧困對於
在發展中國家保障人權具有多麼重要的意義，在他的談話中沒有得到呈現。
　　像很多美歐社會的精英一樣，阿爾斯頓強調的是西方體制和話語裡的一些“政治權利
”，中西人權對話時，西方人士往往用他們拋出的議題咄咄逼人。他們事實上在質問中國
的根本政治制度，因為中西體制下社會的政治運行機制就不一樣，彼此生比硬套只會導致
意識形態的爭強好勝，而完全不是什麼科學、嚴肅的分析。
　　中西製度形成的路徑、時代都不同，彼此之間的單個元素處於各自不同的體系中，拿
它們對比很多時候形成了相當具有迷惑力的陷阱。真正可對比的應當是結果，這正應了中
國人常說的一句話：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
　　先說第一個結果：在廣大發展中國家裡，是消除極端貧困更難，還是“分發”阿爾斯
頓所說的那些政治權利更難？新世紀以來，模仿西方保障“政治權利”的發展中國家很多
，那樣做很容易，發生一場革命，或者搞一番激進政治改革，一夜之間就能“打開局面”
。但那些國家絕大部分都變得更貧困了，甚至民不聊生。而這些年真正做到大範圍消除貧
困的，全世界大一點的社會裡只有中國做到了。
　　歷史證明，消除貧困對大型社會來說是最艱鉅的任務，也是人權事業的生命線。中國
政府承諾到2020年時徹底消除這個國家的貧困，看看從印度到巴西長期固化下來的貧民窟
和赤貧人群，嚴肅的學者都應了解，人類1/5的中國社會完全擺脫貧困，從人權角度看是
多麼了不起的一件事。
　　再看第二個結果：中國在本國政治道路上走出的經濟社會發展距離，同時期採用西方
制度的哪一個發展中國家可以相比？中國在物理上進步了，現代化的多項重要指標呈現直
追發達社會之勢，這些都為人權的全面發展夯實了基礎。
　　國家進步看來只能是體系性的，中國也在摸索西方看重的那些政治權利有哪些可以融
進我們的社會，以及這種融入是否意味著一個“中國化”的過程。中國的探索十分謹慎，
同樣已被歷史證明，這樣的謹慎並非是多餘的。
　　阿爾斯頓的批評聲還是被中方聽到了，這些年西方的批評不全是被中國人當耳旁風的
，它們有時也會引起思考。與此同時我們希望，阿爾斯頓及西方的一些精英們也能聽到我
們對他們的批評聲，我們認為他們的思維定勢化了，顯得有些拒絕事實，躲進了自己的偏
見裡。他們該多有幾個維度看這個世界。
http://opinion.huanqiu.com/editorial/2016-08/936065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