鄺健銘：藐視法庭法案通過，加劇新加坡模式內在矛盾
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60826-opinion-kwongkinming-singapore/
8月15日，新加坡有關藐視法庭的《司法維護法案》以72票對9票通過，反對黨工人黨的九
名國會議員，全數投反對票；三名官委議員（Nominated Member of Parliament）雖曾對
法案提出異議，但最後收回修訂法案要求，贊成通過法案。這項法案，能夠顯示新加坡司
法與政治的關係、社會言論自由狀況，進而反映新加坡模式對社會自由重要性的模糊取態
與內在矛盾。
總理李顯龍之妹李瑋玲（Lee Wei Ling），在自己 facebook 公開表示不信任《司法維護
法案》。她認為草案是「一次讓輿論緘默的企圖」，而新加坡國民，則是「過於習慣煙味
，乃至無法感覺到煙味對自身幸福潛在威脅的民眾」。她批評李顯龍政府不必要地趨向濫
權：「或許，新加坡人已習慣了一個威權政府，直到不久前，這個政府一直是為了他們的
幸福而行動的」。
新法案同時引起了外國關注。路透社報導，外交人員正注視新法案對新加坡的言論自由狀
況有何具體影響。英國外交官員接受路透社訪問時說，2013年英國已廢除同類針對社會藐
視法庭的“Scandalising the Judiciary”法案，原因是這「不必要、不能與言論自由共
存」，並指英國會要求有相類法例的國家將之廢除。而事實上，自1931年起，英格蘭與威
爾斯便再無以藐視法庭入罪的成功案例。
不過，新加坡社會的反應，卻不及想像中大。雖然有公眾向國會呈交反對聯署，要求押後
通過法案與澄清條文，為九年來首次有同類聯署，但當中只有249個簽名。反應相對冷淡
，與不少新加坡人仍然相信政府有維持社會秩序之必要有關。7月，新加坡媒體 Today 曾
有讀者評論以澳洲為例，指藐視法庭作為普通法刑事罪行，不乏外國案例。該評論引用澳
洲高等法院的說法，嘗試證明相關法例能夠維持法庭權威乃至社會穩定：「法律的權威，
源於公眾的信任。確保對法庭與法官誠信或公正毫無根據的抨擊不會動搖公眾信心，對社
會穩定至為重要。」
新加坡政府對《司法維護法案》必要性的官方解釋，是這項法案只是「現行法例的結晶」
（a crystallisation of the law），沒有改變乃至增加現有關於藐視法庭的法規權限，
當中沒有新元素，亦沒有限制批評法庭判決與法律的自由。新法案只為更清晰地阻止任何
對法庭判決與法律「欠缺理據」與「魯莽」的批評，避免出現「媒體審判」的情況，進而
削弱法庭的權威。
所謂藐視法庭，有兩類情況：一是不遵從法庭命令；二是在「欠缺充分理據」的情況之下
，批評法官判決「具偏見」、「不恰當」。近年，新加坡總檢察署（Attorney-General’
s Chambers, AGC）曾不斷警告，案件完結之前的公眾討論，或會影響判決。例如在2013
年，總檢察署曾要求媒體與公眾，不能報導針對工作於新加坡微電子研究所、年輕美國電
子工程師 Shane Todd 神秘死亡的死因聆訊，以免「不恰當地影響國家驗屍官的判斷」。
增政府權力、加強自我審查文化、審議倉卒
對《司法維護法案》的批評，主要有三點：第一，法案言辭含糊、應用範圍太廣、刑罰頗
重，疑似增加政府的權力；第二，法案會加劇新加坡社會自我審查的文化；第三，法案審
議倉卒。
關於第一點，工人黨祕書長劉程強的國會演說，有一定參考價值：
「通過臉書在朋友圈子中發表意見……都可能構成藐視法庭……新的法案明確賦予政府和
部長在這方面不受制約的權利，一般公眾可能被視為藐視法庭的言論，只要是通過部長的
口說出來，就完全合法，只要政府認為這麼做是符合公眾利益的。
問題是，怎麼樣才算是符合公眾利益？法案沒有清楚說明，誰說了算？當然是政府說了算
……執政黨成為了闡釋什麼是公眾利益的唯一判斷者。它也可以把任何民間反對的聲音，
包括任何反對團體的存在，套上不符合公眾利益的帽子，就可以名正言順地被消滅掉。」
事實上，官方對於法案「沒有新元素」的說法，頗有商榷空間。按 The Online Citizen
的說法，法案的第11節，將受管制的範圍擴至網上言論。此外，法案所訂的最高刑罰，亦
比以往案例嚴峻。新法案之下，一旦犯上藐視法庭罪行，罰款可達十萬坡幣、監禁最長三
年，且可同時罰款判監。
以往案例，亦難免令人懷疑新法案是否如官方所指，不會「限制社會批評法庭判決與法律
的自由」。2010年，英國記者論及新加坡死刑的著作，被指「抨擊新加坡法庭的權威」，
經高等法院裁後，被判監六星期、罰款坡幣20000元。2008年，《華爾街日報》文章被指
暗示新加坡司法機關存有偏見、偏袒與並非獨立，因而被罰款坡幣25000元。2015年，有
新加坡博客同樣因博文指司法機關偏袒，被罰款坡幣8000元。
近日，香港媒體 Hong Kong Free Press 刊載了新加坡自由傳媒人Kirsten Han 的文章，
當中亦舉了一個例子：2013年，在新加坡進行「非法罷工」的中國大陸巴士司機被政府刑
事起訴期間，曾得獎的記者與影片製作人 Lynn Lee 訪問他們，並在博文引述其說法，指
這些司機曾被新加坡警察粗暴對待，且也有提到自己曾向相關政府部門跟進司機們的指控
。接下來新加坡警察盤問這位記者多時，並搜索其家。數月後，這位記者收到總檢察署的
警告信，信中指記者「藐視法庭」。Kirsten 因而在文章問，社會真有空間以「平衡準確
」的報導，避過「藐視法庭」的指控與刑罪嗎？
Kirsten 同時指出，法案諮詢期短，一讀完成後一天，才展開網上公眾諮詢。The
Online Citizen 文章 No Cooling-Off day for voting on Contempt of Court Bill 也
有提到，法案辯論在週一晚上延至超過九點，趕在週一通過。如此倉卒並非必要，不免令
人聯想，這與週三余澎杉（Amos Yee）的審訊是否有關。
以法治國與社會發展的矛盾
新加坡《司法維護法案》的本質與意義，可從三點思考：第一，從新加坡立國後的行政司
法關係發展脈絡，察看法律之於國家的功能；第二，法律與法庭裁決，是否需要被監察；
第三，社會自由對新加坡發展的價值。
去年曾在文章推介學者 Jothie Rajah 所著、由劍橋大學出版社出版的 Authoritarian
Rule of Law: Legislation, Discourse and Legitimacy in Singapore。當中相關且重
要的一點，是法律之於權力機關，可以有兩種不同功能：一、法律被轉化成政體鞏固與延
伸權力的工具；或二、法律被用以限制政體權力、保障個體意志的各種自由。上述書名已
然暗示，新加坡的法律功能屬前一類。故此，有關條文檢控準則含糊、法案能為政府擴權
、以穩定之名增加對社會的政治操控之類的憂慮，其實可以理解。
香港大律師 David Tang 在近著《真假法治》中，則提供了不同世界案例，既反映法律服
從權力的危險，也說明既有法律不一定就能穩定社會。第一個例子，是德國納粹黨領袖希
特拉，曾藉《授權法》成立「人民法庭」（Volksgerichtshof），憑個人權力意志，定義
與審判「罪犯」。另一個例子，是1950年代中期，美國種族隔離，公共空間分白人與有色
人種兩區，仍然合憲合法，但這卻會增加種族衝突的機會。這些案例的教訓，是法庭判決
乃至法律本身，並非就是毫無商榷空間、社會不需置疑的真理。
另一方面，社會自由亦與國家發展息息相關。1990年代，李光耀曾言（註一），新加坡的
經濟局限，是民眾膽色與企業家文化不及台灣與香港，發展國家海外經濟實力的步伐因而
較慢。他認為新加坡應該「生產一些產品，能像可口可樂汽水那樣為全世界的人所喜好。
每當你喝可口可樂飲料，你就為美國經濟作出貢獻。」至今年四月，官委議員郭曉韻在國
會發言，亦指出「劃地自牢」的「怕輸」心態，已成為新加坡文化習慣；當時《聯合早報
》社論補充說，「在經濟上，怕輸文化導致墨守成規，因為擔心失敗而拒絕嘗試新事物」
。
新法案乃至新加坡政府的管治觀所引起的寒蟬效應，卻難免會延續這種畏縮國民心理。歸
根究柢，新法案反映的，是新加坡管治模式內含的張力與矛盾。或許有人會說，新加坡的
經濟成就亮麗，畏縮國民心理似乎沒有多大負面影響。不過，今年瑞士洛桑國際管理學院
（IMD）世界競爭力排名，香港位列全球第一，排名高於新加坡，Bloomberg 便有文章分
析指，新加坡其中一個弱項，在於近年因應民意壓力，收緊外來工作人口的管制。這說明
兩點：第一，新加坡的競爭力表現，很大程度上繫於外力；第二，作為一個獨立國家，被
動地依賴外力，並不合乎長遠利益。事實上，近年新加坡政府亦不斷提醒民眾提高生產力
之必要，從這個角度看，新加坡未來發展，仍然相當需要源於民眾膽色與企業家文化的本
土創新。畏縮國民心理，自會成為當中的障礙。這多少也是上述《聯合早報》社論以「摒
棄唯恐人後的怕輸文化」為題，伸論新加坡「怕輸」文化的原因。
（鄺健銘，新加坡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碩士，曾於新加坡從事研究工作）
註一：《李光耀40年政論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