標題:毛主席逝世時不哭的後果
新聞來源:金融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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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小彩：毛主席逝世時，沒有誰規定必須哭，可似乎每個人都知道不哭的危險，但我同學
的爸爸竟沒有意識到這一點。
1976年留給我最深刻的記憶有兩個，一是全縣人民或穿白衣或著黑衫，以各種各樣的哭泣
姿態，列九曲十八彎的長隊，人山人海地到縣城的電影院憑弔紀念毛主席；二是學校鬥爭
會上一個女孩子驚懼痛苦而強作鎮靜的臉——毛主席逝世時就是她的爸爸沒有哭。
那年我十歲，家住縣城，因媽媽是可隨時被調動的公辦教師， 我就隨著她在一個離縣城
不遠的農村小學就讀。我依稀記得那個女孩子叫馮香珍，和我一起在學校宣傳隊里跳一個
表現農民拉著板車給國家喜交公糧的歌舞，她嗓音高亢洪亮，除了跳舞，有時還可獨唱
。我最羡慕她的是，她是家裡的“老閨女”，即爸爸媽媽年紀很大才生的最小的女兒，哥
哥姐姐都比她年長很多，所以她可獨享多方寵愛，每天梳著翹翹的小辮子上學；而我卻得
和姐妹爭搶、分享有限的食物、衣物，且永遠只能梳不用麻煩大人的“懶蛋頭”。
毛主席逝世，沒有誰規定必須哭，但似乎每個人都知道不哭的危險，連被父親用雞毛撣子
毒打至滿胳膊紅印子都不掉淚的那個男孩子也和校長一起，面朝寫著“繼承偉大領袖毛主
席的遺志”的黑板報，用袖子捂著臉嗷嗷慟哭，任由縣文化館攝影師從背後拍照。可不知
為什麽，馮香珍的爸爸竟沒有意識到這個危險， 也就因此惹下了禍患。
不記得是在毛的追悼會之前還是之後，有一天學校全體學生列隊開會，馮香珍就站在我的
後面。 她的爸爸突然被帶上臺來，他看起來不像多數同學的爸爸正值壯年，全然就是一
個枯瘦的高個子老頭兒，頭發灰白，臉色晦暗，嘴兩邊的法令紋很深且下垂，知罪地垂著
眼睛不看人，被兩個年輕人在後面揪著手臂，以醜陋的姿勢低下頭站著被控訴、被批鬥。
我完全不記得批鬥會的講話內容，只記得當時臺上站著大隊的基乾民兵連長，他臉上長著
青春痘，分明就是我在同學家遇到的同學的大哥哥或是小叔叔，在佝僂著的“老壞人”旁
邊，顯得青春英武。不知是事先的安排還是臨時起意，會開到高潮處民兵連長抑制不住憤
怒，突然飛起一腳猛踢在馮爸爸的腿彎處，只聽他慘叫一聲撲倒在地，很快又被揪著衣領
、抓著頭發拉起來， 不久額頭上就現出一個大鼓包。我記得那一瞬間我回頭去看馮香珍
，她臉色鐵青，嘴唇有點哆嗦，耷拉著眼皮看地面，並沒有哭。我不記得自己當時是什麽
心情，似乎是麻木， 也好像是不知所措，只記得什麽也沒有做，轉回頭繼續看臺上。
回家後聽到媽媽和爸爸談論這件事，說是馮香珍的爸爸被批鬥是因為毛主席去世，大隊的
高音喇叭里放哀樂，鄰居沒聽清楚詢問，馮的爸爸面帶笑容答：“毛主席死了”。
這里他犯了兩個致命錯誤，一是笑，二是說“死了”。 這在當時就是現行反革命，不需
要法院宣判，也無需任何法律程序，大隊就可以押起來批鬥踢打。
以今天的眼光，這件事很難理解，在中國農村的鄉土社會，人們世代生長在同一塊土地上
，低頭不見抬頭見，彼此間總該有脈脈溫情，至少也應該有“兔子不食窩邊草”的實用主
義小算盤。是什麽讓人們僅僅因為對一個素不相識的“他人”的一詞不恭而對自己的的鄰
人無情舉報，甚至拳腳相加？當地政府為什麽要在未成年的孩子面前對不慎“違禁者”公
開施刑？代表社會文明與理性的校長、老師為什麽對於讓一個十歲的女孩子“欣賞”自己
父親被公開侮辱、毆打這樣的殘酷行徑毫無異議？已經十歲的我對朋友的苦難為何沒有同
情？這符合人性嗎？如果不符合人性， 這一切當年在禮儀之邦的中國為什麽會順理成章
地發生？
稍作分析，以上現象當是集體主義的副產品。集體主義和偶像崇拜幾乎相伴而生，為了保
證集體主義系統的效率和秩序，國家必須樹立全民的圖騰，這種圖騰往往要同時借助軟性
的宣傳和暴力的懲戒才能有效建立和維持。這種圖騰絕對凌駕於除了偶像之外的其他所有
個體的尊嚴和自由之上，因而當普通人的父子之情、鄰人之愛、保護幼童心理健康等個人
主義的子價值系統遭遇偶像崇拜時，必須被無情碾軋。校長和老師早已在多次群眾運動中
自身不保，因而已經完全喪失了其作為社會理性和良知的功能，實際上，他們已經和自己
的學生一起淪為權力向其暴力警示、以儆效尤的對象。
傳統社會政治精英樹立偶像最初的目在於秩序和效率：唯有讓偶像的力量所向披靡，方能
保證集體主義社會的社會秩序和政治動員的效率，從而實現政治精英認定的社會總目標。
記得當年一個耳熟能詳的口號就是“毛主席揮手我前進！”，後來還增加了兩個“凡是”
的原則——即 “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 我們都堅決維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
始終不渝地遵循”。可以說，傳統社會對成員的要求的就是不需要辨別對錯，不容許理性
思考，只要求對偶像精神上絕對忠誠和行動上絕對服從。
這種系統被證明確實非常有效率，有效率到即使政治精英制定的目標荒唐得有違常識，也
依然能夠有效推進。比如當年偉大領袖號召“除四害”運動，本人不夠年長未得親見，據
長輩說是全民動員，佈下天羅地網，不停敲鑼打鼓，禁止麻雀落腳休息，直到成千上萬的
麻雀泣血累死。再比如，為了鋼鐵產量“趕英超美”， 教師、學生、農民、工人、機關
乾部到處起爐竈煉鋼鐵。記得1985年我進大學時“貨幣銀行學”老師——一個瘦小的女教
授，在課堂上回憶起她當年被趕到農村煉鐵時的詩作“火烤胸前暖， 風吹背後寒”還充
滿了苦澀和自嘲。 可見，這種系統也正因高效率，其對人性的扭曲及對社會經濟的破壞
程度也極其深重。
與傳統社會的偶像依賴不同，現代社會的社會秩序和效率是分庭而治的——社會秩序靠法
律來維護；社會效率則靠每個人的自利動機和市場競爭來發動和保持。現代社會所要求的
政治理性主張人人生而平等，既排斥偶像也杜絕絕對真理，啟蒙思想家倡導人們探索並用
實證的方式、世俗的標準檢驗一切在傳統社會被奉為神聖不可觸碰的教條和理論。就效率
而言，現代社會無法實現短時間內對全民的步調一致的動員，其效率僅僅表現為政府對個
體致富動機的認可及對市場競爭的保護。秩序方面， 如果說維持傳統社會秩序的偶像崇
拜是僵硬的，它與社會個體成員的自由和尊嚴不能兼容；那麽維持現代社會秩序的法律在
其嚴苛的強制性之外，仍可實現對人性的關照，比如法律中就可以有親屬迴避的規定，在
維護法律的尊嚴的同時也能保留一份對人類文明已經認同的血緣親情的尊重。
幾個世紀前，歐洲啟蒙思想家啟發人們破除對神權、皇權的盲目崇拜， 推動人類從傳統
社會進步到現代社會， 成就了現代西方發達國家。上世紀70年代末，鄧小平提出“實踐
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實際上是中國思想啟蒙的一次總動員，鼓勵中國人破除盲目
崇拜，以實際效果檢驗理論教條的對錯，這和歐洲啟蒙時代的政治理性一致，也因此，許
多學者把其後的80年代視為中國歷史上繼“五四運動”後的第二個啟蒙時代。
撫今思昔， 隨著工業化、城市化的推進，現代化程度的加深，中國今天的社會價值也越
來越多元化。雖然有人精神上仍然供奉著當年集體主義的圖騰，但更多的人已經接受了個
人主義的價值標準，已經把個體的自由與尊嚴、對幼童的關愛視為優先價值。比如前一段
時間發生的一個案例，一個兩三歲的幼童， 父母和警察發生言語沖突，父親被抓走，母
親被警察粗暴地按倒在地上，驚恐無助的幼童站在旁邊撕心裂肺地大哭，小手還指著被警
察強制在地無法動彈的媽媽，視頻看得很多母親痛心疾首、不忍直視。事件曝光後，受到
公眾壓力的警察很快為沒有即時安撫幼童而道歉。另一例，2012年，北京航空航天大學一
中年教師公開毆打一位對其政治偶像毛主席有不敬之詞的老者，受到人們的強烈譴責，人
民大學張鳴教授至今堅持在微博中“每日一呼”，吁請北航領導對其員工有違文明價值的
行為加以懲戒。可見， 尊重他人的思想和言論自由、尊重老者、合法暴力亦應照顧幼童
的心理健康等與個人主義相關的價值觀，已獲主流社會認同。
實際上，每一種世界觀、價值觀都有其產生和發展的特殊歷史背景。中國社會正處於傳統
社會向現代社會的轉型期， 傳統社會價值觀和現代社會價值觀的同時呈現與互相沖撞不
可避免。在這樣的社會階段， 知識分子作為舊傳統和新價值之間的翰旋者和調解人、人
類文明的推動者角色日益凸顯。張鳴教授的行為應是對知識分子應擔當的社會角色和發揮
的社會功能的倡導和維護，值得致敬。
一點感想，權作我對四十年前去世的那位老者的紀念， 也作對他發動的十年文革的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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