標題:《大家論壇》翻轉視角：各國政治菁英傲慢　導致民粹主義崛起
新聞來源: 上報 https://goo.gl/3kMH1A
貝拉斯科（Andrés Velasco）
● 智利前財政部長
● 哈佛大學、哥倫比亞大學和紐約大學任教
美國總統川普（Donald Trump）管理近3億3000萬美國人，擁有2億1000萬人口的巴西選出
了一個民粹主義新政府，將近1億7000萬歐洲人生活在至少有一位民粹主義內閣成員的各
國政府統治下，另有1億多人口的菲律賓和近8000萬人口的土耳其。
總而言之，全球目前至少10億人正被各式民粹主義者所統治。
收入重新分配
人們常把催生「新民粹主義（new populism）」的主因歸咎於一代或幾代人的平均工資停
滯不前，在英美等國，收入分配有所惡化，金字塔尖端1%攫取了經濟增長的大部分果實。
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不僅造成了劇烈的痛苦，更強化了一個觀念：華爾街（Wall Street
）是市井的敵人，全球政治逐漸變得對立也就不足為奇了。
如果這個敘述正確，政策結論就很簡單：把唯銀行家馬首是瞻的官員逐出政府、開始對富
人課稅、同時更加激進地進行收入再分配。以為如此，民粹主義就會逐漸消失。
但上述論述不論在政治上多具吸引力（或稱為「經濟不安全假設（economic insecurity
hypothesis）」），它終究沒有貼近地描述現實，也不符合新興市場的事實，甚至也不符
合美國和英國的現狀。　
2016年的美國總統選舉結束後不久，資料處理專家西爾佛（Nate Silver）指出，希拉蕊
（Hillary Clinton）在美國教育程度最好的50個郡中，有48個郡的得票情況比2012年美
國前總統歐巴馬（Barack Obama）競選連任時的表現還出色。
同時，在教育程度最差的50個郡中，希拉蕊在其中47個郡表現不如歐巴馬，得票率平均退
步了11個百分點。《預測誰投給川普，教育指標比收入指標準》（Education, Not
Income, Predicted Who Would Vote For Trump），西爾佛這樣總結。
此後，人們做了數百項回歸分析，試圖找出川普的選民分佈或英國脫歐的投票傾向。
一項影響力較大的最新文章的標題總結了爭論：《地位威脅，而非經濟困難，解釋了2016
年總統選情》 ，另一篇文章的標題亦然，《2016年選舉中的投票變化：種族和移民態度
而非經濟解釋白人投票的變化》（Vote Switching in the 2016 Election: How Racial
and Immigration Attitudes, Not Economics, Explain Shifts in White Voting）。
文化逆襲
那麼英國呢？
倫敦經濟學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LSE）的研究考察了380個地方，認為教育
和人口統計學能夠準確地預測2016年脫歐投票的情況，貿易影響和預算削減程度則對投票
結果影響較小。
因此，「文化逆襲（cultural backlash）」假設似乎要比「經濟不安全」假設更加令人
信服。這一結論不僅限於美國和英國。
諾李絲（Pippa Norris）和英格爾哈特（Ronald Inglehart）研究了31個歐洲國家政黨的
表現，認為「總體而言，我們發現大部分一致證據支援文化逆襲論。」
現在，你不必瞭解高深的經濟計量學也能注意到，除了在北美和西歐如魚得水，右翼民粹
主義所影響到的正是經濟表現異常良好的國家，這與「經濟不安全」假設的預測完全南轅
北轍。
2010年以來，土耳其經濟以平均每年6.9%的速度增長，菲律賓同期的年增長率亦為6.4%，
兩國並不存在經濟停滯。
波蘭和匈牙利經濟要富裕得多，因此它們的增長率理應更低；儘管如此，2010年以來它們
的年GDP增長率仍然相當不錯，分別達到了3.3%和2.1%。
或者我們再來看看相鄰的捷克，它的失業率只有2.3%，為歐盟國家最低，2017年經濟增長
率為4.3%，這個國家幾乎沒有外來移民，也沒有難民危機，儘管如此，民粹主義政黨在最
近的大選中仍然吸引了4成選民，20年來增加了10倍。
除了經濟的總成長，上述國家大部分公民都不可否認地要比上一代人的生活水準好得多，
1995年，波蘭平均年工資為1萬5800美元，目前則為2萬7000美元，與匈牙利年均工資漲幅
相當。
巴西是一個不同的例子：它的經濟在2015年和2016年羅塞芙（Dilma Rousseff）的第二個
總統任期時經歷了嚴重衰退。但在此之前，巴西確實有著相當強大的再分配政策，最先由
社會民主黨總統卡多佐（Fernando Henrique Cardoso）開始實行，隨後魯拉（Luiz Iná
cio Lula da Silva）蕭規曹隨。
根據《紐約時報》的報導，魯拉的政府社會專案惠及上億巴西人民，10年前，歐巴馬曾讚
譽他是 「地球上最受歡迎的政治家（the most popular politician on Earth）」。
結論已呼之欲出：民粹主義來自經濟收益，而非經濟痛苦。
不只是財富重新分配
還有最後一個令人痛苦的事實：如果說民粹主義的崛起反映了對財富再分配的要求，那麼
我們應該看到左翼得勢而非右翼。
是的，奧夫拉多爾（Andrés Manuel López Obrador）在墨西哥大獲全勝，左翼聯盟（
Syriza）仍在希臘主政，我們能黨（Podemos）在西班牙影響力日盛，馬杜洛（Nicolás
Maduro）也仍在委內瑞拉與自己的人民鬥爭。
這些突出的事實是右翼民粹主義者所取得的成功，從美國的川普到匈牙利的奧爾班（
Viktor Orbán），從義大利的薩爾維尼（Matteo Salvini）到巴西的波索納洛（Jair
Bolsonaro ），從波蘭的卡欽斯基（Jarosw Kaczyki）到菲律賓的杜特蒂（
Rodrigo Duterte）。儘管他們的政策有可能惡化收入分配而非改善，選民仍然對他們高
呼萬歲。　
所有這些都不是要否認經濟仇恨的嚴重程度，不論是北英格蘭、美國中西部、土耳其東部
還是巴西貧民窟，重點是，政治決定了吾人如何處理經濟成功和失敗的經驗，民粹主義和
極權主義的轉向闡明「政治沒能有效地管住仇恨（a failure of politics to manage
grievances effectively）」。
此外，光只強調經濟可能導致自滿，靜待不勞而獲地期待經濟復甦，試圖僅依靠改變收入
分配來圍堵全球民粹主義和反自由主義，可能重蹈技術官僚傲慢的覆轍，這些都是必須避
免的危險誘惑。
菁英傲慢　民粹崛起
傳統政治精英似乎越來越不食人間煙火（out of touch），想想希拉蕊將川普的選民稱為
「一群可悲可歎之徒（a basket of deplorables）」，他們的傲慢只會適得其反。
也許選民怨恨政治建制派，可能就是因為腐敗（如巴西和墨西哥）、透過見不得人的選舉
獻金贏得權力（如美國）、掌權太久已不再受人歡迎（如歐洲的大部分社會民主黨和西班
牙民眾黨）等，細節各有不同，但傳遞出的訊號是明確的：傳統政治精英的諸多犯錯讓他
們成了「反建制民粹主義者的墊腳石（ideal fodder for anti-establishment
populists）」。
因此，固然經濟需要改變，但政治需要改變更多，否則，民粹主義選民未來手上的記分牌
會翻得更快。
（責任編輯：簡嘉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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