標題: 觀點：中美建交40年美國是否失策 誰是最大的贏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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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氣洋洋的2019年剛開始，台灣總統蔡英文和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的講話中，提醒世界在
中美關係正常化40年後，當年影響正常化的台灣問題，至今仍然是未解決的潛在爆發問題
。蔡英文總統堅決斷言，台灣要保持自由民主體制，以對等方式與中國交涉，習近平主席
則堅決斷言，維護國家主權決心不變，不承諾放棄使用武力。中美建交40年，到底帶來了
什麼後果？
經過長時間的談判後，北京和華盛頓在1979年1月1日正式建立外交關係，令兩個「輸家」
出現。最為明顯的是蔣介石的「中華民國」政府，國民黨政府在國共內戰從大陸逃到台灣
，即使蔣介石在1975年離世，台灣仍然實行獨裁統治。第二個最大輸家是蘇聯，當時蘇聯
憂慮中美和解會對其不利，改變西方國家對抗莫斯科的勢力平衡，最終也真的有所改變。
許多在台灣的人，當時十分擔心中美關係正常化，會令他們被中共吞併，當中很多人正是
為了逃避中共政府而到台灣。但後來，台灣成為了明顯的贏家。他們起初在國民黨治下被
打壓，蔣介石實行列寧主義式獨裁，嚴苛地壓在民眾身上，但如今，他們有全球最有活力
、最成功的民主選出的政府，除了擁有法治、愈來愈保障人權，也促進了其經濟及社會發
展。當然，他們仍在面對中國的威脅和壓力，中國在鄧小平40年前才剛開始恢復國力下，
現在已是一大國。在台灣的努力、美國的《台灣關係法》以及其他國家非正式支持下，台
灣的人現在過得比1979年時更好，否則，他們可能仍然被蔣家國民黨所統治，而非在1980
年代末開始發生連串事件，令政黨現在需要在更趨民主的社會中競爭。
中美關係正常化，中共無疑是最大的贏家，最快見效的好處，是北京在與蘇聯產生憂慮的
爭端中得到更大的支持。而更為重要的是，從長線來看，是支持了鄧小平的「改革開放」
政策，這些政策開展的時機，正是中美關係正常化前一段不久的時間。雖然日本、其他歐
洲大國、聯合國或一些國際組織，在沒有美國支持下，也可能推進中國現代化，但程度不
一樣，中美關係正常化真的開啟了北京與世界合作的洪閘，刺激中國有令人歎為觀止的經
濟及社會發展，其政治、外交和軍事實力也有很大的增長。
我們應該怎樣去評估美國在中美關係正常化上的得失？這如今成為美國，以至其他地方的
一個新興爭議話題。許多精明的評論者譴責美國過去40年與中國互動，形容是災難性錯誤
，有人認為「中國是美國外交政策最大的失敗」，美國協助了中國成為自己的對手，讓其
挑戰自己在二戰後建立的霸權地位。一些人聲稱，雖然在1970年代關係正常化看似是合理
的一步，但其結果卻造成了一個對美國利益而充滿危險的當代威脅，要維持世界和平，便
要有新政策，專門用作壓制中國實力擴張。正如一位備受尊敬而清醒的前加拿大駐華大使
最近所言，「中國是愈來愈不負責任的強權和夥伴，只有方便時才會假裝跟從國際規範」
。
要重申當年關係正常化的智慧——我必須指出，我是美國在1966至1978年間致力與中國關
係正常化的其中一分子，在建立外交關係後首兩年半，我住在中國，帶領美國學術及專業
人士一同協助建立可信的法律系統，以解決文化大革命後的混亂。
要評估關係正常化的成功與後果——我們要視乎當時有沒有其他存在的方案。1971年，美
國終於不能夠阻止中共加入聯合國，長達逾20年的政策失敗了。到1970年代末，鄧小平要
開放自己國家的合作和改革，成為國際政治中一股強大的洪流，對鄧的決定有正面評價，
如果我們當時選擇抗拒這股洪流，同樣可能會失敗。鄧小平的新政策適合當年中國發展，
亦有利於世界和平，有無美國的參與，也有很大機會能夠成功。如果美國選擇不參與中國
的新政策，但中國又成功了，美國在亞洲便會被孤立，或會失去一些機會和責任，最終在
中國崛起下，還是要決定放棄已沒甚作用的對抗政策。
如果美國拒絶參與，而鄧小平失敗了，那麼這場失敗也會成為持續中國對美國懷抱敵意重
要的一部分，結果可能令長期受苦的中國人民再次陷入混亂之中；另一方面，中國再次對
世界及美國實行強硬的對抗政策。美國前總統卡特在《華盛頓郵報》撰文，正常化後，東
亞及太平洋地區有得來不易但相對穩定的和平，否則我們可能面對比今天更嚴峻的危機。
當年，中美關係正常化的過程，由時任總統尼克松啟動，但沒有完成；後由里根和卡特接
任，卡特在關係正常化完成過程中，未被認為有很大的功勞。他近期的文章強調，中美關
係正常化後，兩國經濟融合，令兩國成為「世界繁榮的發動機」。而包括我在內，很多
1972年便認識中國的人，或是現在熟悉中國的人也會認為，關係正常化為中國人民帶來經
濟及社會福利上有巨大改善的機會。儘管，他們仍然在極為獨裁的體制下生活，無論在中
國內外的人均想看到，中國除了在經濟和社會現代化方面外，也有政治上的改善，但事實
仍然打擊了他們的希望。
要評估40年前關係正常化的重要性，其中重要的一點是，如其他政策一樣，不能夠預期它
能確保未來的結果。未來一直在變，有不同的可能性。
中國現在果敢的外交政策，及針對其國內令人沮喪的打壓，未必是正常化下的必然結果。
如果歷史把事件推向另外一個方向發展，結果可能完全不同。如果在1980年代，中共領導
人傾向自由派及進步力量的胡耀邦和趙紫陽，能夠與其他領袖保持關係，可能可以更有技
巧地應付支持民主的示威者；又如果，鄧小平在1989年6月4日，決定不用武力鎮壓大型示
威；又如果，總理朱鎔基成功帶領中國加入世貿後，又成為一個在黨內擁有全權的開明領
袖？
人民對習近平極度的權力壟斷愈來愈不滿，既傷害了中國，也對外國造成影響，或許如此
，中國可能因此走向更自由化及多元化的方向。我在1968年撰寫了有關中國刑事司法的書
籍，當時正是文革的高峰，我當時提出，毛澤東在他國家引發持續的悲劇，最終會啟發起
一些回應，促進中國人民及世界有更好的日子，結果也是這樣。無論有沒有任期限制，習
近平也不會永久執政，雖然世事無絶對，但中國國內及國際政治，包括中美關係，好可能
會有很大的改善。
當習近平政權正向自由派國際秩序構成重大戰略挑戰，作為過渡期，美國對其他民主國家
必須調整政策，但同時不能過度反應，造成不明智的風險，威脅到與中國關係正常化的成
果和40年的進展，以及其國際關係。我們不應該「把嬰兒與洗澡水一起倒掉」（Throw
out the baby with the bath，意旨不分良莠，好壞一起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