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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勇鵬
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副院長
最近社會主義在美國又成了個熱詞：號稱要向富人發起階級鬥爭的民主黨參議員沃倫和
2016年功虧一簣的社會主義老頭桑德斯宣佈參選，川普總統在國情咨文演講中大罵社會主
義，報導稱美共的入黨人數上升，這一系列新聞重燃人們對社會主義的關注。
階級鬥爭一抓就靈，這回在美國靈不靈呢？
其實關於美國和社會主義，歷史上已有多次爭論，托克維爾和恩格斯等人早就發現美國工
人運動與歐洲不同，後來德國社會學家桑巴特在其《為什麼美國沒有社會主義》一書中明
確提出了“美國例外論”，主要觀點是認為工資制度和利潤分享緩和了工人對資本主義的
態度，選舉等政治制度製造了“公民整合”，兩黨制阻礙小黨的崛起，“烤牛肉和蘋果派
”對工人形成了物質收買，社會流動以及西部邊疆使工人可以逃出僱傭、“逃入自由”等
。
再後來，美國學者李普塞特提出了新的理論，認為美國沒有封建傳統，起點較為平等，工
人對競爭的態度與歐洲不同，所以沒有產生歐洲式的社會主義運動。
這些解釋各有其道理，歸結起來無非是利益、平等和流動的自由使美國人對社會主義沒有
興趣。這是符合常識的，社會主義追求的一些主要目標就包括政治平等、經濟福利等，如
果這些問題沒有激化，人們自然缺乏追求社會主義的動力。
現在，這些條件有的依然存在，有的已經發生深刻變化，但是變化的方向卻有些混亂。
隨著西部邊疆的消失，僱傭工人成為小農場主的機會和工業中勞資矛盾的“減壓閥”作用
在20世紀逐漸消失；二戰後經濟高速增長帶來的經濟平等早已成往日舊夢；70年代以來工
人工資長期停滯和貧富差距持續加劇；來自新興經濟體的競爭使美國獲取超額利潤的能力
下降，以往可以用錢解決的問題，現在卻面臨沒錢的困境。這些因素似乎增加了社會主義
的吸引力。
同時，70年代以降的金融自由化和經濟全球化造成了美國的“去工業化”，工人與資方博
弈的空間消失；移民源源不斷，特別是來自拉美的移民大多進入低收入、服務業崗位，消
解了傳統工人運動模式的基礎；80年代以來的文化戰爭、價值分化、到近年來加劇的種族
衝突、南北矛盾、東西疏離、政黨極化等複雜多樣的社會裂痕模糊了階級問題的面貌。這
些因素似乎又使人難以想像新社會主義運動興起的可能。
總體來看，社會主義在美國政治中仍然只會是一個噱頭，或許能掀起些許浪花，引發幾陣
熱議，卻不可能給美國政治帶來什麼正經改變。因為這些因素之下，更深層的政治和文化
機制仍然像釘在美國社會主義幽靈棺材蓋上的鐵釘一樣，鎖死了美國政治遊戲的自由度，
使這個國家不可能發生根本性的變革。
第一枚鐵釘就是自由憲政制度。
資本主義興起伴隨著個人主義倫理的建立。“個人”是現代性的發明，自13世紀意大利最
早產生個人主義的倫理，到16世紀中葉，從西歐到中歐都形成了個人主導的意識形態。近
代歐洲的基本傾向之一就是將個體性視為人類的條件和人類幸福的主要成份。而這個所謂
“個人”指的決不是一般的個人，而是資產階級。財富、資本是個人的主要規定性因素。
從英國哲學家洛克提出“生命、自由、財產”三大不可剝奪的基本人權到美國《獨立宣言
》高喊“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這一詞語轉變，我們可以清晰抓住資產階級價值觀的中
心線索——財產。權力、道德乃至幸福都是以財產為基礎。
霍布斯以個人為出發點來發明他的國家理論，康德建立起以個人為目的的哲學。故阿倫特
說：現代政治的特徵就是“私人利益變成公共事務”。英國保守主義者歐克肖特也說：“
幾乎所有近代關於道德行為的著作都以……個人開頭。”
這種意識形態物化為政治制度，就是代議制和所謂“自由民主”。
代議制和法治是將資產階級的“個人”利益轉化成權力的最有效的方式，因為這套制度中
沒有共同體的位置，個人的行動自由和財產、權利成了最高的政治原則。歐克肖特就曾將
英國的代議制政府稱為“倫理學中確立的個體主義在政治哲學上的對應物”。這種制度的
基本特徵就是將國家權力變成了一個表面上可以公平競爭的、允許多元利益在其中博弈的
遊戲，也就是所謂的法治。
你不滿，你可以來參政啊，遊戲是透明、開放的。參與不進來，那是你自己無能。這套制
度不講公平、正義，甚至在理論上，自由主義乾脆把“正義”解釋為“程序正義”。只要
我符合程序，你不能因為結果而來抱怨。
美國學者保羅·皮爾遜在《時間中的政治》中指出制度的演進存在“路徑依賴”。事實上
，除非革命性變革，一種制度的既定邏輯是難以顛覆的。只要人們還在尊奉那張寫著憲法
的羊皮紙，資本就永遠掌握著一切權力，工人及所有下層階級所能得到的就只能是安慰劑
，美國就不可能在合法的政治程序中生長出真正的社會主義來。與這樣一種制度程序相比
，桑巴特所關注的兩黨制等只是可有可無的因素而已。
第二枚鐵釘是以慾望為原則的政治文化。
基於個人主義和財產權利的資本主義制度，最根本的動能是慾望。
黑格爾對啟蒙主義的批判講的很清楚：現代社會追求的就是慾望的滿足，歐克肖特也發現
了現代理性主義政治的慾望本質，稱它是一種“需要的政治”。然而，資產階級無法壟斷
慾望，因為任何一種社會原則都不可能僅僅是一部分人的秘密，它一定會外溢，而且為了
獲得合法性，它也需要被模仿。
恰巧美國在二戰後坐上了全球霸主的寶座，有足夠的霸權紅利來給予國內各階層不斷增長
的慾望以最低限度的滿足，同時蘇聯集團的競爭也使其有必要這樣做。這就是美國人津津
樂道的“大契約”。所以，從20世紀初的進步主義政策到羅斯福新政，再到戰後的“美國
夢”和6、70年代的各種賦權運動，都是個人欲望邏輯的發展。
然而，陷阱也在於此。
首先，工人及各種勞動群體在沒有獲得更多政治權力，更沒有將自己的權力寫入政治制度
的情況下，僅僅滿足於分享一點物質利益的殘渣，無非是給自己準備好了一鍋煮青蛙的溫
水。他們隨時可以被推下船，這正是70年代之後發生的事情——勞動工資增長停滯、收入
差距劇增。
其次，從社會主義借鑑而來的那些進步政策，本質上是集體主義本位的，將之簡單嫁接到
個體本位、以追求慾望為原則的美國自由主義社會之上，必然產生一個怪胎。
這個怪胎社會自然會陷入這樣一種困境：極其依賴對外部世界的剝削，一旦斷奶就會發生
內部利益衝突的激化。社會的正當價值就是個人追求慾望，只要利益不要責任的原則變得
至高無上，這就是所謂“白左”現象的本質。今天“白左”雖然遭到批評，但批評者同樣
是“巨嬰”式的思維方式。
這種局面，在意大利政治思想者馬基雅維利看來，就是一種墮落。他認為，一個墮落的社
會是不可能維持自由制度的，因為一個墮落的自由制度不可能用合法手段來自我改革，只
能通過非法手段，而一旦這樣做，就不再是一個自由制度。這個致命的悖論，在川普總統
的緊急狀態令中，已經開始隱隱浮現。
這種政治文化早已馴化了美國的勞動階級，從6、70年代文化左翼對政治左翼的壓制，到
過去40年主流政治議程中身份政治對階級政治的掩蓋，再到今天“美國第一”、“建牆”
式的民族主義、保護主義口號轉移真正問題的焦點，都使美國人喪失了為解放而付出代價
的勇氣。
他們總是希望找到替罪羊甚至敵人來為他們的失敗開脫，他們總是希望好日子會再來，讓
他們重新過上比其他國家勞動者優渥的生活。雖然匹茲堡街頭貼出了共產主義和社會主義
的口號，但只要美國人沒有認識到自由憲政最終只服務於資本的權力，不能下決心拋棄選
舉和福利的慾望奶嘴，社會主義在美國就永遠只是一個幽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