標題: 紅色滲透？逢中必反？撕裂澳洲的「中國影響力」
新聞來源: https://is.gd/hEPa6Q
2017年末，時任澳洲總理的滕博爾（Malcolm Turnbull）曾用洋腔洋調的漢語宣告「澳洲
人民站起來」，劍指澳洲與中國關係將面臨新的局勢。
這是由於過去數年內，坎培拉越來越感受到中國的影響力——包括代理人與政治獻金——
無孔不入，滕博爾政府故而尋求透過立法、修法反制中國。前者如訂立《外國影響力透明
化計畫法》（FITS），目的在於揭露外國代理人的背後藏鏡人；後者如《選舉法修正案》
（ELA），目的在於禁止外國政治捐款。
經過近一年的審議，FITS等法案2018年在兩大黨共識下迅速過關，去年年中上台的莫里森
（Scott Morrison）政府，更將外國代理人的登記時程縮短，很大程度上便是為了今年選
舉。然而在面臨「中國影響力」介入問題時，澳洲拉起的「法律圍堵防線」卻也在國內產
生了分歧與分裂，且似乎正持續發酵中。
澳洲對中關係的關鍵轉折，首先要回到對中採強硬立場的滕博爾政府時期。就外國影響
而言，滕博爾曾特別舉工黨前參議員山姆．鄧森（Sam Dastyari）為例，強調境外勢力—
—尤其是中國——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介入澳洲的政治議程。據媒體報導，鄧森接受多
筆來自中國的餽贈，其中最大宗可能來自的中國富商黃向墨，他曾至少捐了4萬4,000澳元
（約新台幣95萬）給鄧森解決法律糾紛。
鄧森與中國的金錢往來，讓他被貼上了「上海山姆」的標籤，外界質疑這是他不顧工黨立
場、為中國在南中國海造島辯護的主因。此外，鄧森曾遊說工黨領袖不要與香港泛民主派
人士見面，也曾提醒中國捐助者被監聽的風險，明顯維護中國利益，最後被迫辭職。
在政治獻金方面，過去澳洲可謂完全不設防，光是從2013到2015年，中國公司或個人向自
由黨與工黨等黨派，共捐助了550多萬美元（約新台幣1.19億），是最大的外國金源。其
中捐款最多的，當屬前述的黃向墨及其所有的玉湖集團。行賄醜聞纏身的澳籍中國裔富商
周澤榮，也捐了不少，他亦是澳中友好交流協會（ACFEA）的金主。
除了捐贈政黨政客外，中國對於澳洲社會方方面面的滲透亦不遺餘力。如黃向墨與其他
商人大力支持的澳中關係研究院（ACRI），該智庫機構的理事會成員包括中國銀行、中國
建設銀行等中國國營事業。ACRI名為中立，實則常常替中國發聲，加上ACRI附屬於雪梨科
技大學（UTS），因此也被抨擊有損大學自主與公正。
又如黃向墨曾擔任過榮譽會長的澳洲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ACPPRC）。此組織被部分澳洲
人士視為是中國統戰部門的海外分支，但遭該會堅決否認，強調其目的是推動兩岸和平統
一。該促進會曾對海外華人和澳洲人士做政治宣傳，主張中國在南中國海爭議領土的正當
性，引起不小爭議。
有媒體調查顯示，中國向澳洲主要政黨捐款，以獲取影響力，並在某些情況下，推行可能
違反澳洲利益的政策；媒體報告也提到，澳洲的百萬華人是北京統戰目標，像是贊助留學
生與住民參與中國官方活動，或控制華文媒體言論，不得報導敏感新聞。這些當然遭到相
關人士否認，甚至訴諸法律控告。
但另一方面，滕博爾政府的立法措施，也引起澳洲各界熱議，學界因此展開關於中國的辯
論。
反對FITS等法案的部分澳洲與中裔學者表示，這些法律有損學術自由，因為根據條文顯
示，任何人接收和處理涉及國家安全的機密資訊，將被視為犯罪行為。雖然基於新聞自由
，記者擁有豁免權，但法案並未提及學界；換言之，學者很容易被陷入罪，將無法暢所欲
言的進行公開討論。且目前澳洲國內的政治氣氛，過於聚焦於所謂的「中國影響力」，可
能會讓政府藉國家安全為由，破壞公民自由的平衡。
部分學者們更指出，政治立場不可簡化為「親北京」或「反北京」，這樣只會造成社會兩
極分化。他們也指出，澳洲如果陷入對於中國的過度恐懼，或考慮採取懲罰性措施、限制
親北京者的權利，會讓群眾開始猜測特定族群的忠誠度，製造不必要的內部壓力。因此要
求先撤銷立法草案，進行全面性的磋商。
支持FITS等法案的澳洲與中裔學者則反駁，中共的一些活動已構成對澳洲政治和社會的嚴
重干涉，包括影響選舉、學術自由、監視學生等。他們主張，現有的立法不足以保護澳洲
的主權，必須要有新的法案，而這些法案不是只針對中國，也不該只針對中國。
在討論中國影響力時，支持派學者特別強調，華人或許基於民族血統，對「中華文化」
存有感情，但這與中共定義的「中國」是兩碼子事，直接將民族情感與國家認同連結並不
恰當。他們也指出，有澳洲安全情報組織（ASIO）早就對外國干涉內政之事給予特別警告
，政府有必要認真看待。這不是出於種族主義，而是對國家利益的真正關注。
所謂的「特別警告」，可從ASIO局長劉易斯（Duncan　Lewis）所言領略一二。他曾表示
：「外國」試圖影響澳洲的政經、國安、外交與僑民各個方面，並進一步塑造公眾輿論和
媒體觀點，引往決策者走向有利中國的方向。劉易斯雖然避免提到外國究竟是哪國，但從
其證言脈絡不難推出就是指中國。
ASIO在最新的年度報告裡，亦表達「外國」試圖干涉澳洲的種族和宗教社群，旨在減少對
外國政府的批評，達到該國的政治目標，而此類舉措可從澳洲與台灣學者對微信的聯合研
究略知一二。
根據該研究，特定微信新聞帳號，在特定期間內（如共產黨代表大會等）所發出的文章，
幾乎與中國黨媒的報導內容完全一樣，等於為中國政府傳聲。另外，儘管帳號是面向海外
華人，但對敏感的內容，如六四民運等，它們也會自我審查，或刻意避開政治議題，以八
卦娛樂話題強調與中國的文化聯繫。
對於在澳華人來說，如果太依賴微信資訊，相當程度上等於自絕於澳洲英語文化圈之外
，加上中國教育既有思維的束縛，更讓中國移民難融入主流社會。不過值得注意的是，近
來有越來越多的澳洲政治人物——無論是華裔或者白人——也開始使用微信與漢語選民溝
通，以獲取支持，微信也有望藉此轉型，成為中國移民理解民主社會運作規則的工具。
在朝野及學界的激辯下，FITS與ELA於去年年底陸續通過生效，其效果也於今年大選前逐
漸浮現。像是黃向墨原持有的澳洲永久居留權，在今年遭到撤銷，並遭拒絕入籍；澳洲前
聯邦貿易部長羅伯（Andrew Robb），辭去了中國嵐橋集團（Landbridge Group）的諮詢
工作，該集團擁有澳洲達爾文港99年的租約。
又如前維多利亞州州長布倫比（John Brumby），卸任後成為華為澳洲董事，但今年他卻
突然以接任大學校長為由，宣佈辭職。外界猜測，他是想在美國調查華為、澳洲政府宣佈
禁用華為5G核心設備之際，避開風頭。
這些政客的求去各有冠冕堂皇的理由，但是很難不跟FITS聯想在一起。因為FITS要求澳
洲人在代表外國政府從事活動時，必須先行登記，可執行的活動包括政治遊說、官方宣傳
等；如果未能合法登記，或是提供虛假資訊等違法情事，可能會受到最高6年的監禁與8萬
澳幣以上的罰款，可謂相當嚴格。
當然，以這些政客的人脈與法界關係，未必會受到FITS的影響，或者可選擇依法登記。但
是在當前的政治氛圍下，為求明哲保身，政客們寧願放棄中資企業的高薪，某種程度上也
顯示出親中變成一種原罪。
不過，法律固然禁得了某些人財管道，但「人民發大財」的手法與話術仍難以防範，讓澳
洲又陷入更深的中國影響。比如去年維多利亞州政府跨過聯邦政府，直接與中國簽訂「一
帶一路」諒解備忘錄（MOU）。
在外界壓力下，這份MOU目前已公開，僅提到中國和維多利亞州，將共同努力促進合作，
如基礎設施、貿易融資和人民往來。雖然沒有具體的細節，也不具法律約束力，但私自與
外國政府協議的作為，讓外界質疑該州現任州長安德魯（Daniel Andrews），也引起聯邦
總理莫里森（Scott Morrison）的強烈批評。
當然，未來只要維多利亞州啟動帶路計畫，必定得經聯邦外國投資審查委員會的評估，
但地方官員私簽協議之行為，顯示澳洲正面臨中國帶來的分裂，並非短期內光靠法律就可
以處理。
除了防範「內賊」，澳洲也面臨外部的直接攻擊。幾個月前，莫里森政府公佈了澳洲遭受
駭客入侵政府網路的聲明，雖然沒有直指哪國在背後操縱，但網路安全專家一般認為最大
嫌疑者就是中國。這雖然部分非FITS所能及，但澳洲去年也通過了針對於間諜與外國干涉
的《國家安全立法修正案》。此修正法案會與FITS等共同運作，以防堵外來勢力危害澳洲
民主。不過，對於駭客行為是否會有進一步處理，恐仍要等選後才會明朗。
說穿了，澳洲別無選擇，既要與強大且越來越專制的列寧主義國家接觸，又得維持自由民
主的制度，那麼就必須仔細瞭解和管理風險。所謂「中國影響」極為複雜，像是間諜、遊
說、宣傳等行為，不能等量齊觀，如果混為一談，其實正中北京下懷。
這是因為法律戰固然是重要防線，心理戰也是。強而有力的心理防線有賴健康的民主主義
做後援，澳洲一旦祭出法律對抗中國的影響力，也會影響民權，包括知情權、言論自由等
要素。若不能找到平衡點、傾向以法律壓制，長久以降必然會腐蝕民主制度，使人民失去
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