標題: 【海上安全】邵建平：新安全觀視域下的中國-東盟海上聯合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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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關國政外交學人
2019-08-01 11:47
紅河學院越南研究中心副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邊疆研究所在站博士後、
中國 (昆明) 南亞東南亞研究院特聘研究員、法學博士
內容摘要
作為軍事外交的最高階形式，聯合軍事演習在具有軍事同盟的國家間非常普遍。除了發揮
向「第三方」傳遞軍事威懾信息的作用，聯合軍事演習在國際關係中也發揮著預防性外交
的作用，是信任建立的重要措施之一，在一定程度上能夠減少誤判、增進互信，也能夠推
進對非傳統安全問題治理的國際合作。經過十余年的軍事合作，尤其是中國和東盟成員國
間雙邊軍事聯合演習積累了經驗，加之處理南海問題的「雙軌思路」不斷取得進展，中國
和東盟於 2018 年 10 月成功舉行了首次海上聯合軍演。中國－東盟海上聯合軍演以《海
上意外相遇規則》使用及海上聯合搜救為重點、不針對「第三方」完全符合中國一貫主張
的新安全觀理念。中國－東盟海上聯合軍演的成功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有助於維護南海
局勢的穩定，減少誤判，提高互信水平，也能夠推進南海命運共同體的建設。
2018 年10月22日至27日，中國和東盟在中國湛江舉行了海上聯合軍演。此次聯合軍演是
東盟首次與單一國家舉行聯合軍演，也是中國首次與東盟整體進行聯合軍演，因而，對東
盟、中國以及中國－東盟關係意義重大。本文在分析聯合軍演在軍事外交中的重要性基礎
上，剖析中國－東盟海上聯合軍演的背景，最後以新安全觀為視角，闡釋中國－東盟海上
聯合軍演的重要意義。
一、作為軍事外交重要手段的聯合軍演
在理論上，軍事手段和外交手段在維護國家利益過程中是截然不同的，兩者實現政策目標
的手段——暴力－強制的武裝力量與和平－勸說的外交藝術是不相容的。然而，在國際關
係實踐中，軍事外交作為外交的一種重要形式早已存在。只是更傾向於使用防務外交、防
務關係、軍事關係、軍事交流、軍事接觸等表述。最早的軍事外交實踐可以追溯到歐洲
30 年戰爭時期，當時，法國的黎塞留將軍官派遣到盟國，從事聯絡工作並收集軍事情報
。威斯特伐利亞體系建立後，國家間往來更為頻繁也更為正式，軍事外交也逐步演變為正
式的外交慣例。但總體而言，軍事外交的理論研究明顯滯後於不斷豐富的實踐。冷戰結束
後，國家間的軍事合作更趨頻繁，昔日處於相互對立的美蘇陣營的國家間都逐步開展了軍
事合作。不斷豐富的實踐引起了各國政府對軍事外交的重視。1998年，英國國防部在《戰
略防務評估報告》將軍事外交定義為「為國防部承擔的各種活動，包括消除敵意、建立和
維持信任、協助發展民主負責的武裝部隊而進行的各種活動提供支持，從而為預防衝突和
解決衝突作出重大貢獻」。
此後，軍事外交引起了學者們的廣泛關注和研究。國外學者科特 (Andrew Cottey) 和佛
斯特 (Anthony Forster) 認為，「與傳統上將武裝力量定義為出於防衛、威懾、強迫和
干涉的目的使用武力或武力威脅不同的是，軍事外交是指和平時期武裝力量的運用和將相
關機構 (主要指國防部) 作為外交和安全政策的一種工具」。郭新寧則認為，「軍事外交
主要是指主權國家的國防部門及武裝力量旨在增進和實現國家利益和國家安全，尤其是國
防安全目標，與其他國家、國家集團或國際組織進行的交往、交涉和活動，是一國對外關
係和總體外交的一個重要方面和組成部分，同時又是該國國防政策在對外關係中的體現」
。較為權威的《中國軍事百科全書》則認為軍事外交是「國家或軍事集團間在軍事及相關
領域所進行的外交活動的總稱，是國家外交的重要組成部分，目標是為了維護、實現和擴
展國家利益，直接服務於國防建設和軍事戰略，是國家或軍事集團國防政策的對外延伸」
。韓獻棟則根據軍事外交活動的性質和合作強度，將其分為以增進普遍性價值為目的的普
遍性軍事外交和以增進相互信任、友好關係為目標的交流性軍事外交，以及以應對明確或
不明確威脅為目標的合作性軍事外交(包括協作性軍事外交和結盟性軍事外交)3 種類型。
相較而言，中國政府比較側重於從增進互信和協作性角度闡釋中國的軍事外交。中華人民
共和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 2015 年 5 月發布的《中國的軍事戰略》明確指出「中國軍隊
堅持共同安全、綜合安全、合作安全、可持續安全的安全觀，發展不結盟、不對抗、不針
對第三方的軍事關係」，要和美軍「增進互信、防範風險、管控危機」，與周邊國家「推
動建立有利於亞太地區和平穩定繁榮的安全和合作新架構」。
不管是從目標導向還是從其特征描述對軍事外交進行定義，軍事外交作為外交的一種手段
，其實踐形式已經越來越豐富和多樣化，主要包括:高級軍事和文職國防官員之間的雙邊
和多邊接觸；任命並派遣駐外武官；雙邊防務合作協定的簽署；幫助培訓外國軍事和防務
文職人員；為他國武裝力量的民主控制、防務管理和軍事技術提供專業的指導和建議；軍
事人員、軍事單位之間的聯系和交流，以及艦船互訪；配置軍事或文職人員到伙伴國家的
國防部和武裝部隊；在伙伴國家部署訓練隊伍；為伙伴國家提供軍事裝備等援助；出於訓
練目的舉行的雙邊或多邊軍事演習。從以上形式來看，作為軍事外交的重要組成部分，聯
合軍事演習處於軍事外交形式中的最高階層次。其與軍方高層互訪、軍事貿易、艦艇訪問
、軍事援助、軍事培訓等相比，需要聯合演習雙邊更加協調的配合和更高程度的互信。而
且，多邊聯合軍事演習與雙邊聯合軍事演習相比更趨復雜，相互間協調的難度更大。
從目標導向角度來看，聯合軍演可以分為兩個類型。第一種是通過聯合軍演，展示軍事優
勢、傳遞軍事威懾信息，達到制衡「第三方」的目的，屬於「結盟性軍事外交」的範疇，
因此在具有軍事聯盟關係的國家間非常普遍。如美國經常與日本、菲律賓等盟友間的聯合
軍演即有制衡中國的考慮。2012 年，在中日釣魚島爭議再起的背景下，美國和日本於
2012 年 8 月首次舉行了防衛島嶼演習，演練的目的是假想釣魚島「受到侵攻」時，日方
將如何(在美軍的幫助下) 奪島。2013年，在中菲兩國南海爭端激化的背景下，美國和菲
律賓的「克拉 2013」聯合軍事演習也首次將奪島作戰與奪島搶修作為聯合演習的重點科
目。美菲在此次軍演中投入的兵力和艦船都創下了歷年之記錄，演習地點離黃岩島也僅
僅 20 海裡左右，其針對中國的意圖不言自明。有菲律賓政治分析人士也明確說:「菲律
賓此舉意在借軍演向中國顯示，‘只要菲律賓願意，就可以向黃岩島方向海域投入軍力，
而且還可以將美軍也拉入同一海域，共同威懾中國’」。總體而言，在非對稱的國家間關
係中，實力相對較弱的一方通常會采取外部均勢戰略，通過與域外大國結盟或者將開展軍
事合作作為制衡區域內或者地理上鄰近大國的戰略。而在地區間或全球層次上的大國競爭
中，大國也傾向於與其他大國所在區域的小國結盟或者開展軍事合作，扮演「離岸平衡手
」角色。其中，聯合軍事演習是軍事盟友或者安全伙伴間軍事合作最常用的形式。
第二種類型，是國家間通過聯合軍演達到管控相互間存在的問題、減少誤判、深化戰略互
信、合作治理共同面臨的非傳統安全威脅等目的，其總體而言屬於「協作性軍事外交」的
範疇，目前是要實現預防性外交目標和建立信任。有學者專門從這個角度總結了軍事外交
的重要作用，認為軍事外交有助於緩和緊張局勢和管控危機；可以暢通信息溝通渠道，增
強國家對相互間國家能力、國家利益以及各自底線的認知；通過建立定期對話和發展高級
國防官員之間的個人聯系強化深層次互信和培育共同事業感，從而能夠改善戰略環境。聯
合軍演作為軍事外交最重要、最高階的形式之一，自然也具備同樣的功能。冷戰結束後，
隨著地區化和全球化的發展，國家間的聯系越發緊密，利益交叉更加多元化，昔日的對手
之間都具有千絲萬縷的利益聯系。因此，國家間更傾向於采取政治談判、司法途徑等和平
方式解決彼此之間的爭議或矛盾，包括涉及領土和海域的爭端。對於相互之間暫時難以獲
得解決的爭端，則開始重視互信建設，為政治談判營造和諧的氛圍。尤其是對於海上爭端
，國家間也重視為軍艦、飛機在海上意外相遇等構建規則，並通過實際行動對規則進行演
練，以達到管控分歧、預防衝突發生、增強互信的目的。此外，冷戰結束以來，高階政治
在國家間關係中的地位逐步下降，而各種非傳統安全問題成為世界各國關注的焦點。非傳
統安全威脅的特殊性迫切要求世界各國隨時做好應對的准備，而且對國家之間的安全合作
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對此，安全合作伙伴之間通過聯合軍事演習專門對如何應對非傳統
安全威脅科目進行演練就非常普遍，也非常必要。如近年來，隨著恐怖主義威脅不斷上升
，美國與安全合作伙伴間的軍事演習都增加了合作反恐演練。中國也與俄羅斯、巴基斯坦
、塔吉克斯坦、泰國、馬來西亞等國專門開展了應對非傳統安全威脅的聯合軍事演習。
二、中國－東盟海上聯合軍演的基礎
如上文所述，聯合軍演處於軍事外交形式的最高層次，而多邊聯合軍演則比雙邊聯合軍演
更復雜，協調難度更大。因此，中國－東盟海上多邊聯合軍演的成功進行並非一蹴而就，
而是在中國－東盟軍事外交不斷取得進展的基礎上發展而成的。同時，因為在目標導向上
，中國－東盟海上聯合軍演具有管控南海爭端、強化互信並對相互間達成的行為規則進行
實際演練的作用，所以中國－東盟海上聯合軍演的成功還與雙方在南海議題上的合作取得
重大進展有關。
(壹) 中國－東盟軍事合作的持續推進
經過 20 多年的發展，中國－東盟關係取得了全方位的進展，已經成為中國與周邊關係的
典範。當然，中國－東盟關係在政治、經濟和軍事領域的進展是不平衡的。軍事合作比政
治、經濟合作起步較晚，軍事關係也不像政治、經濟關係一樣緊密。2003 年 10 月，中
國正式加入了《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這意味著中國認可《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的一
系列原則，包括「用和平手段解決分歧或爭端；放棄使用武力威脅；有決心和誠意防止爭
端出現」等。中國加入《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緩解了東盟對中國的憂慮，尤其是對中國
會用武力方式處理南海問題的憂慮，為中國－東盟關係的健康發展強化了國際法基礎。隨
後，中國－東盟軍事外交也得以逐步推進，內容則涵蓋了軍事外交的大部分形式。在雙邊
層面，中國和部分東盟成員國開始將開展軍事合作作為兩國簽署的《聯合聲明》(《聯合
公報》)的重要內容，建立起了比較成熟的防務合作機制，軍方高層互訪、軍事貿易、艦
艇訪問、軍事援助、軍事培訓、聯合演習平穩推進。具體表現如下:中越兩國軍方高層互
訪頻繁，建立了中越兩軍邊境高層會晤機制，截至 2018 年底兩國國防部長已經在雙邊邊
境舉行了 5 次會晤。中菲兩國已經簽署了《中菲防務合作諒解備忘錄》，在兩國最近兩
年簽署的《聯合聲明》中都強調要落實好《中菲防務合作諒解備忘錄》，推進兩軍在非傳
統安全領域的合作。中泰兩國也建立起了國防部防務安全磋商機制，泰國則開始向中國購
買軍事裝備。中國對柬埔寨給與了持續的軍事援助，幫助培訓柬埔寨官兵、援建軍隊醫院
等。值得一提的是，中國和東盟成員國間的雙邊軍事演習也不斷取得進展(具體見表1)。
https://i.imgur.com/H9OlwMC.jpg
在多邊層面，中國和東盟在東盟地區論壇、香格裡拉安全對話會、東盟國家防長擴大會議
、中國－東盟防長非正式會晤機制下開展了卓有成效的合作。其中中國－東盟防長非正式
會晤機制是中國和東盟最有效的多邊防務對話平台。截至 2018 年底，中國－東盟防長會
晤機制已經成功舉辦了9 次。正是在 2015 年 10 月舉行的中國－東盟防長非正式會晤上
中國首次倡議與東盟成員國舉行海上聯合演習。當時國務委員兼國防部長常萬全上將就推
進中國－東盟防務合作提出 5 點倡議，其中即包括「為應對共同風險挑戰，中方願與東
盟國家於 2016 年在南海海域舉行《海上意外相遇規則》聯合訓練和海上搜救、救災聯合
演練」。2017 年，中國防長在第六次中國－東盟防長非正式會晤上再次倡議在南海海域
舉行中國－東盟海上聯合演練。他倡議「2017年第二季度，中國與東盟國家軍隊在中國湛
江及其外海舉行海上意外相遇規則、海上搜救和救災聯合演練」。
由此，不難發現，作為最重要的信任建立措施，中國和東盟國家 2003 年以來在雙邊、多
邊的軍事合作方面表現出了善意，增加了共同利益，促進了彼此對相互間安全關係的可預
測性，最終推進了中國和東盟國家互信水平的提高。尤其是中國和泰國、柬埔寨、緬甸、
新加坡等國的雙邊軍事演習為中國－東盟海上軍事演習的成功開展奠定了基礎。
(貳) 中國－東盟南海合作取得實質性成果
中國－東盟海上聯合軍演於 2018 年底順利舉行與南海局勢的趨穩轉圜有密切關係。在
2015年舉行的中國－東盟防長非正式會晤上，對於中國防長常萬全提出的舉行中國－東盟
海上聯合軍演倡議，東盟國家外長沒有給與正面回應。一方面，當時的南海局勢因菲律賓
單方面挑起的南海仲裁案正在推進，南海爭議各方及域外大國處於激烈博弈中，使得南海
局勢持續緊張。另一方面，中國和東盟還沒有就「《海上意外相遇規則》適用於南海」達
成共識。
2016 年以來，在中國和東盟的持續努力下，處理南海問題的「雙軌策略」不斷取得實質
性成果，為中國－東盟海上聯合軍演的成行奠定了基礎。在中國－東盟高官磋商、中國－
東盟落實《南海各方行為宣言》高官會及聯合工作組會、中國－東盟外長會議、以及中國
－東盟「10+1」等多重機制下，中國和東盟就維護南海局勢穩定、構築中國和東盟共同主
導的南海地區秩序進行了密集的磋商。在2016 年 4 月 28 日舉行的落實《南海各方行為
宣言》第十一次高官會上，中國和東盟官員承諾「致力於落實‘早期收獲’成果，包括建
立‘中國和東盟國家應對海上緊急事態外交高官熱線平台’、‘中國和東盟國家海上搜救
熱線平台’等合作項目並一致同意在南海地區適用《海上意外相遇規則》等問題保持溝通
」。中國外長在 2016 年 7 月 25 日舉行的中國－東盟外長會議上提出「中國願意和東
盟國家在 2017 年年中前完成‘南海行為准則’框架磋商」。菲律賓杜特爾特總統上台執
政後，總體上奉行了務實的外交政策，不僅摒棄了阿基諾三世政府時期的「聯美制華」而
且暫時擱置了「南海仲裁案」這為中國－東盟南海合作、中菲南海雙邊合作創造了條件。
在密集的磋商和良好的大環境下，南海局勢從 2016 年下半年開始逐步趨穩轉圜。2016
年 8 月中國與東盟國家簽署了《中國與東盟國家應對海上緊急事態外交高官熱線平台指
導方針》和《中國與東盟國家關於在南海適用海上意外相遇規則的聯合聲明》。2017 年
5 月 17 日至 18 日，中國和東盟就「南海行為准則」框架提前達成一致。「南海行為准
則」框架的達成標志著自 2013 年啟動的 COC 磋商取得了重要的成果，也是中國－東盟
在維護南海和平與穩定、構築中國－東盟共同主導的南海地區秩序的重要進展。
在中國－東盟南海合作取得實質性進展、南海局勢轉圜背景下，中國提出的推進中國－東
盟海上聯合軍演也取得了突破。特別是中國和東盟於 2016 年 8 月達成了《中國與東盟
國家關於在南海適用海上意外相遇規則的聯合聲明》，對中國－東盟開展海上聯合軍演提
出了客觀要求。因為《中國與東盟國家關於在南海適用海上意外相遇規則的聯合聲明》指
出「各方同意，當各方所有的海軍艦艇和海軍飛機在南海相遇時，各方將按照提示使用安
全和通信程序確保它們的安全」，「致力於維護地區和平與穩定，最大限度地保障海上安
全，促進睦鄰友好，減少在空中和海上意外相遇時的風險，並加強海軍之間的合作」。
在 2017 年 6 月舉行的香格裡拉對話會期間，新加坡正式宣布將於 2018 年舉行首次中
國－東盟海上聯合軍演，其目的是強化防務合作、減少緊張態勢、降低誤判風險。在
2018 年 2 月舉行的中國－東盟防長非正式會晤上，各國防長正式同意在 2018 年舉行中
國－東盟海上聯合軍演。隨後，中國和東盟「南海行為准則」談判、海上聯合軍演同步推
進。一方面，中國和東盟於 2018 年 8 月在新加坡舉行的中國－東盟(10+1)外長會議上
形成了「南海行為准則」單一磋商文本草案。另一方面，中國和東盟於 8 月 2 日至 3
日在新加坡樟宜海軍基地舉行了中國－東盟海上聯合軍演桌面推演。總之，中國和東盟
2016 年以來在南海合作方面取得的重要進展為中國－東盟開展海上聯合軍演奠定了基礎
，也提出了客觀要求。
三、中國－東盟海上聯合軍演是踐行新安全觀的體現
(壹) 新安全觀的提出與發展
國際關係中的安全觀是指行為主體依據自身所處的國際環境(主要是安全環境)，對自身在
安全方面享有的權利和承擔的義務的認識，同時也包括自身應對安全威脅的政策主張。冷
戰結束後，中國根據對國際形勢以及自身所處安全環境的認識，在參與東盟地區論壇，與
東盟國家互動過程中提出了自身的安全觀。在 1994 年舉行的中國－東盟磋商會議上，時
任外長指出「我們不贊成照搬世界其他地區的經驗和措施，例如產生於兩大軍事集團大規
模軍事對抗時期的歐洲安全組織……在現階段，多邊安全對話應該通過交換意見的方式致
力於增強相互的理解與信任」。1996 年，中國外長在東盟地區論壇上首次提出建立「新
安全觀」的主張。1999 年，中國領導人在日內瓦裁軍會議上系統闡釋了「新安全觀」系
統歸納了「新安全觀」的 4 個核心即「互信、互利、平等、協作」。2002 年 7 月 31
日，中國正式向東盟地區論壇提交了《中方關於新安全觀的立場文件》，強調「摒棄冷戰
思維，各國應經常就各自安全防務政策以及重大行動展開對話與相互通報；互相尊重對方
的安全利益，在實現自身安全利益的同時，為對方安全創造條件，實現共同安全；國家無
論大小強弱，都是國際社會的一員，應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不干涉別國內政，推動國際
關係的民主化；和平談判的方式解決爭端，並就共同關心的安全問題進行廣泛深入的合作
，消除隱患，防止戰爭和衝突的發生」。總體來說，中國倡導「新安全觀」就是要主張在
安全領域杜絕零和博弈；通過合作降低國家陷入安全困境的風險；國家間安全合作不針對
「第三方」；重視預防性外交和信任措施建設，和平解決爭端。此後，中國通過上海合作
組織、東盟地區論壇、東盟防長擴大會、香格裡拉對話會、西太平洋海軍論壇等機制積極
踐行新安全觀，促進了與周邊國家的安全合作，為地區和平和穩定貢獻了力量。
中共十八大以來，中國領導人根據國際安全形勢的變化，在 2014 年 5 月舉行的亞洲相
互協作與信任措施會議第四次峰會上提出了「亞洲安全觀」，強調安全的「共同性、綜合
性、合作性和可持續性」，明確指出「強化針對第三方的軍事同盟不利於維護地區共同安
全；亞洲的安全歸根結底要靠亞洲人民來維護，歡迎各方為亞洲安全和合作發揮積極和建
設性作用」。「亞洲安全觀」是對「新安全觀」的繼承和發展，是「新安全觀」的 2．0
版，也是中國在新時代背景下對維護亞洲安全的理論貢獻。中國領導人在闡釋「亞洲安全
觀」的同時，更加旗幟鮮明地提出了「新安全觀」與冷戰時期傳統安全觀的區別，他指出
「形勢在發展，時代在進步。要跟上時代前進步伐，就不能身體已進入 21 世紀，而腦袋
還停留在冷戰思維、零和博弈的舊時代。」
(貳) 中國－東盟海上聯合軍演的重要意義
2018 年 10 月舉行的中國－東盟海上聯合軍演以《海上意外相遇規則》使用及海上聯合
搜救為重點，具體科目包括編隊運動、編隊通信、聯合搜救、直升機甲板互降等。所謂《
海上意外相遇規則》，最早由澳大利亞於 1999 年在西太平洋海軍論壇提出，後幾經修改
而最終達成。1999 年時《海上意外相遇規則》的英文名稱為「Code for Unalerted
Encounters at Sea」，其目的是「以國際法律和航行原則為基礎，促進海軍艦艇和飛機
在海上不期而遇的行為更加安全」。此後，「Code for Unalert-ed Encounters at Sea
」經多次商討，於 2003 年形成了新的版本。2003 年版本被稱為《西太平洋海軍論壇海
上意外相遇規則》，其宗旨「為各國海軍能夠維護和促進其權利、義務、自由和責任，發
展相互有益的國際合作和透明度，並在制定有關海洋利用的國際標准方面發揮領導作用和
廣泛參與」；「為限制相互干擾和不確定性提供安全的措施和方式，並促進不期而遇的海
軍、公務船、潛艇和飛機間的聯系」。其適用範圍，包括「公海、領海、毗連區、專屬經
濟區以及群島國家的群島水域」。然而，這與 1992 年出台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領海和毗
連區法》產生了矛盾，因為《中華人民共和國領海和毗連區法》規定:「外國軍用船舶進
入中華人民共和國領海，須經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批准。」為此，中國在 2013 年曼谷舉
行的海軍論壇上對《西太平洋海上意外相遇規則》提出了異議，要求將適用範圍中的「領
海」刪除。2014 年 4 月，《海上意外相遇規則》在中國青島舉行的第十四屆西太平洋海
軍論壇上正式獲得通過。2014 年版本《海上意外相遇規則》明確規定「其沒有法律約束
力、只是一個最大限度地維護海上安全的協調方式」，並規定只包括「海軍艦艇和海軍飛
機」，地理範圍模糊表述為「海上」。
經過十余年磋商才達成的《海上意外相遇規則》對各國海軍艦機海上意外相遇時的安全程
序、通信程序、信號簡語、基本機動指南等都做出了明確規範，是重要的「信任建立措施
」，也是預防國家間艦機誤判、減少相互干擾的指導性文件，對於維護海上安全具有重要
意義。為了通過落實《海上意外相遇規則》強化各國海軍間的互信與合作中國和東盟國家
在 2016 年 9 月舉行的中國－東盟 (10+1) 領導人會議上通過了《＜海上意外相遇規則
＞適用於南海的聯合聲明》《聲明》的簽署「有助於中國和東盟各國致力於維護地區和平
與穩定，最大限度地確保海上安全，促進睦鄰友好，減少在空中和海上意外相遇時的風險
，並加強海軍之間的合作」。
因而，2018 年 10 月舉行的中國－東盟海上聯合軍演，以《海上意外相遇規則》為基礎
，並以新安全觀為演練重點，體現了新安全觀以開展預防性外交、以建立信任措施為基礎
增進互信水平、提升相互間安全感的理念，增進了中國和東盟間的互信，有助於管控海上
突發事件，減少相互間誤判，增進了中國海軍和東盟國家海軍間了解，提升了共同應對海
上安全威脅的能力。雙方海軍一起工作獲得了熟悉和舒適感。正如新加坡防長黃永紅
2018 年 10 月 23 日訪問中國－東盟海上聯合軍演基地湛江時所言，「多邊聯合演習非
常重要，在和平時期，我們應該花大量的時間建立聯系、相互了解、知曉別人的想法……
相互了解越深、互信水平就會越高」。中國南部戰區海軍司令員王海也說，此次演習顯示
出「中國與東盟的戰略合作達到了一個新的水平」，「我們共同譜寫了南海周邊國家務實
海軍交流的新篇章」。新加坡第一艦隊司令員李木也認為「參演各方對結果的高度評價使
我們有了更大的信心和信任，使我們的海軍能夠相互合作，特別是在未來應對海上事件方
面」。澳大利亞新南威爾士大學著名學者卡萊爾·塞耶教授分析認為，中國－東盟海上聯
合軍演的成功舉行標志著東盟沒有將中國視為敵人。國內學者翟崑也認為中國和東盟海上
聯合演習「突破了東盟在中美之間的搖擺和觀望，突破了東盟與中國此前的戰略互疑，也
突破了中國此前只與幾個東南亞國家單獨進行軍事合作的固有模式，具有突破性的意義」
。
總之，中國和東盟海上聯合軍演沒有針對任何第三方，只對《海上意外相遇規則》和應對
海上非傳統安全威脅進行了演練，切實體現了新安全觀的精神。
結語
自 20 世紀 90 年代中國和東盟開啟正式外交接觸以來，中國就積極踐行「與鄰為善、以
鄰為伴」的周邊外交方針，重視「睦鄰、安鄰、富鄰」周邊外交理念在東南亞方向的落實
。1992 年中國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領海和毗連區法》和 1995 年「美濟礁」事件引發
了東盟的密切關注，也引發了東盟對中國的疑慮。對此，中國予以高度重視，並在第一屆
中國－東盟高官磋商會上主動臨時決定與東盟就南沙問題進行討論。此次討論打破了中國
在南海問題上只與相關國家進行雙邊談判的一貫立場，一定程度上緩解了東盟因該問題對
中國產生的憂慮。隨後，中國和東盟在維護南海和平與穩定方面強化了合作，並於 2002
年簽署了《南海各方行為宣言》。2003 年，中國成為第一個加入《東南亞友好條約》的
域外大國，體現了中國願意和東盟「堅持通過對話合作增進互信，通過和平談判解決分歧
」，構築「本地區穩定、和諧的國家關係結構」。此後，中國和東盟國家開始了軍事合作
，包括舉行雙邊聯合軍事演習，推動了中國和東盟國家間的互信。
中共「十八大」以來，中國更加重視周邊外交，中國領導人提出了「親誠惠容」周邊外交
新理念，該理念以打造中國與周邊國家命運共同體為價值導向。安全共同體是命運共同體
的重要組成部分。在推進中國－東盟命運共同體過程中，建設南海安全共同體變得十分必
要和迫切，而南海安全共同體並非強調集體身份的建立，而是要致力於互信建設，共同維
護南海的和平與穩定。「親誠惠容」周邊外交新理念在東南亞方向推進過程中，中國繼續
在南海問題上全面落實亞洲安全觀精神，全面推動中國和東盟在南海議題上的規則建設，
最終於 2018 年 10 月成功與東盟舉行了多邊海上聯合軍演。聯合軍演增加了中國和東盟
國家的相互了解，減少誤判、提高了互信水平，聯合軍演推動南海安全共同體建設取得了
重大進展。
目前，中國和東盟已經就「南海行為准則」單一磋商文本草案達成一致意見，並已經對文
本內容開始了頻繁磋商，而且中國於 2018 年 11 月明確提出了希望未來 3 年內完成「
南海行為准則」磋商的願景。「南海行為准則」是中國和東盟國家在南海地區的行為規範
，有助於南海區域秩序的構建。「推動互信建設」既是「南海行為准則」的重要內容，也
是構建南海地區秩序的必然要求。而作為新安全觀視域下的中國－東盟海上聯合軍演能夠
推進相互間互信水平的提升。在推進「南海行為准則」磋商過程中，中國和東盟國家有必
要總結 2018 年 10 月第一次海上聯合軍演的經驗，將其機制化和常態化，為打造南海命
運共同體奠定更加堅實的基礎。
(感謝國防科技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周桂銀教授對本文寫作的悉心指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