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於濱海灣旁的新加坡金融區
香港和新加坡是亞洲兩大國際金融中心，多年來經常互為競爭對手。兩座城市人口接近，同
樣面對貧富懸殊以及地少人多引申出的房屋問題。兩地在西方學者的角度裏，均不是完全民
主自由的社會，選舉制度傾向建制，而香港享有比新加坡更大的言論、集會等政治自由。
香港《逃犯條例》爭議爆發之後，商界對香港前境充滿憂慮，一方面擔心中國的影響力削弱
香港的自由度和獨特性，一方面擔心香港示威升級令企業面臨更大的風險。早前已有聲音傳
出，部分企業考慮到香港未來的不確定性而考慮遷往新加坡。
香港面對主權移來以來最大的管治危機，BBC中文採訪香港和新加坡的觀察人士，他們認為
香港難以實行新加坡的「家長式」統治，因為本身的自由、法治等均是香港的獨有優勢，而
中國如果謀求想香港變得穩定，需要在政策上更尊重香港的本土意識，而並非將其「污名化
」並視為對國家安全的威脅。
主權事關身份認同
新加坡是獨立主權國家，香港是中國「一國兩制」制度安排下的特別行政區，沒有獨立主權
。政治地位的差異令兩個政府的問責對象不同。
鄺健銘曾經出書《雙城對倒：新加坡模式與香港未來》，在書中用新加坡的故事，去反思香
港的未來和管治方式。
他對BBC中文說，新加坡政府的服務對象很清晰，就是新加坡的國民。但香港政府的服務對
象則是中國政府和香港本土社會，港府被人詬病，其服務對象的天秤傾向中國政府。
鄺健銘舉了多個例子，例如港府把中環海濱用地劃作軍事用地，高鐵實行「一地兩檢」，以
至近期《逃犯條例》爭議也是想解決中國治外法權的問題。
這些考量亦會影響民生議題，在供水方面，新加坡為了避開受馬來西亞的制衡，而發展海水
淡化技術，但香港遲遲未朝這個方向發展，原因不是成本或技術問題，而是政治問題。
在人口老化和少子化的問題上，新加坡2013年發佈一份甚具爭議性的人口白皮書，被批評可
能吸納太多外來人口，但當時，新加坡的從政者可以再三強調，新加坡人是國家發展的根本
，希望新移民建立新加坡的本土意識。
香港接收大量大陸來港新移民，據港府數據，2019年年中比去年同期增長7.3萬人，當中4.4
萬人是單程證持有人。和新加坡不同的是，港府沒有打算讓他們成為「香港人」，更不會強
調本土意識，反而是希望推行國民教育、國歌法及普通話教學等政策，希望香港人增加國家
認同感。
中港矛盾催生本土意識
逃犯條例：危機下的香港國際地位是否會喪失
新加坡真是全世界生活成本最高的城市嗎？
2013年，新加坡政府推出人口白皮書引發爭議，當地爆發罕見的示威集會。
「本土意識」的尺度
香港多名立法會議員，因為政見而失去參選資格或是被褫奪議席。鄺健銘表示，新加坡的選
舉制度，同樣是透過選舉方法令反對黨難以獲勝，但「新加坡選民受到政權打壓的力量，比
當下的香港為少」，而當執政黨意識到自己支持度下降，例如2011年，執政黨選舉受壓後，
就要更換大部分內閣成員，但相對地，香港行政長官以至官員任命，凖則是「哪個人可以得
到中央祝福」，無論行政長官或是建制派取得較少票數和議席，也不構成政治壓力。
新加坡國立大學政治科學系副教授莊嘉穎對BBC中文表示，新加坡政務官員在程序上，必須
先選上國會議員，即是經歷基本的選舉，「這樣在是比香港稍微多貼近民意一些」。
新加坡同樣面對社會經濟內部矛盾、貧富懸殊和青年人上升渠道的問題，莊嘉穎說，新加坡
在物質再分配上做得稍微多一些，但不代表該國國民對政府沒有不滿。新加坡的社會、政治
張力沒有香港明顯，一般民眾已經接受了威權統治。
這與新加坡的歷史脈絡有關，莊嘉穎說，五十年代初至八十年代初，新加坡從英殖民時期到
獨立，前前後後花了二十幾年，當中不少涉及勞工權益的反殖民運動，「整個過程包含了多
人被長期未審拘留、擴展包括鞭刑的國家暴力、政治鎮壓、收編、收買、再分配政策等手法
，才逐漸壓下去。這類事件不算很快被解決。問題很快被解決的印象，來自管制社會和言論
後，所建立的敘述。」
莊嘉穎認為，新加坡所謂「家長式」統治，其實來自長期對公民社會的分化、施壓，對社會
的控制、收編，以及去政治意識的「國民教育」。
「這樣雖然建立一定的穩定，不過長期運作下，造成民間失去自主性和魄力，增加民間對權
利和國家機器的依賴。香港的特色，尤其是跟中國城市對比，是他的自由度、活力、魄力、
還有能監督行政權的法治。若香港要抄襲新加坡的政治制度，代價會相當高，那個香港也不
再會是現在的香港，」他說。
鄺健銘認為，中國有意在香港推行類似新加坡的「家長式」統治，但近年的抗議事件突顯這
很難成功。
2014年香港爆發佔領運動時，有人在新加坡舉行集會聲援香港。
他認為，中港當權者要學習一個道理，「本土意識是發展很重要的根基」，但目前本土意識
「被污名化」，亦被執政者視為「社會動亂」。
如果香港政府在服務對象方面更顧及本土社會，情況會否好一點？鄺健銘說，這並不容易，
「由2003年香港50萬人上街反23條（有關國家安全的法律），2012年反國民教育，2014雨傘
革命，到現在反送中。這些問題可以理解為，經過長時間英國人管治，香港對極權管治模式
不適，並作出了反應。」
他指出，香港在英殖時期並沒有強勢中央政治力量，香港的殖民地官員有一定的自主性，「
不一定永遠聽倫敦的指示」，但主權移交後，中國政府重視國家安全，這種意識成為一種威
權管治風格。
他說，香港的時局與國際關係有一定聯繫，中國會否遵守《中英聯合聲明》確保香港的不變
，將會成為西方國家評估與中國打交道的考量，香港也可能成為中美貿易談判中，成為令中
國尷尬的障礙，因此香港的局勢會如何發展很難預測。
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world-49419481
人在香港讀這篇特別有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