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和穆加比談中國社會主義建設
觀察者網
https://www.guancha.cn/ZhangWeiWei/2017_11_16_435106_s.shtml
張維為
（一）
我第一次直接給鄧小平做英文口譯，是我進翻譯室工作兩年之後的1985年8月28日上午，
鄧小平在人民大會堂福建廳會見辛巴威總理羅伯·穆加比。20多年過去了，回憶這段往事
，至今還歷歷在目。
穆加比是1985年8月26日清晨6點20分乘坐中國民航普通班機抵達北京首都機場的。中方的
陪同團團長是輕工業部部長楊波。這次除了穆加比本人外，還來了包括外長在內的六位部
長，都下榻在釣魚台國賓館的8號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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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鄧小平在人民大會堂福建廳會見辛巴威總理羅伯·穆加比，左二為張維為教授
穆加比1924年2月出生於一個羅馬天主教的農民家庭。唸過六年小學和兩年師範，然後就
在國內以及贊比亞、加納等國的中、小學任教，前後約20年，其間又在南非唸過一段時間
的大學。在加納教書期間，他深受加納開國元勛恩克魯瑪的泛非主義思想的影響，投身於
民族解放運動。從1964年到1974年，穆加比曾被白人統治者投入監獄達十年之久。他重視
武裝鬥爭，相信毛澤東的話“槍桿子裡面出政權”。他所領導的辛巴威非洲民族解放軍是
與羅得西亞白人政權鬥爭的主要力量。在後來解決辛巴威問題的歷次國際談判中，他是態
度最強硬的政治人物。
今天的西方媒體已把穆加比描繪成一個如洪水猛獸的獨裁者。從2001年開始，由於辛政府
加速推行比較激進的土地改革觸動了英方利益，英辛關係惡化。2002年辛大選後，英國指
責穆加比的民盟政府舞弊，加大對辛制裁力度，目前仍未解除。2002年，英國主導下的英
聯邦決定中止辛成員國資格，辛政府則宣佈退出英聯邦。2005年1月，美國國務卿賴斯在
上任聽證會上將辛巴威列為全球6個“暴政前哨國家”之一，辛政府拒絕這種指控。
據我觀察，穆加比這個人相當複雜。他1985年和1987年兩次訪華，與包括鄧小平在內的中
國領導人會面，都是我擔任翻譯。在另外一些國際場合我也曾經近距離觀察過他。
穆加比首先是一個強烈的民族主義者，憎恨殖民主義。他性格剛強、作風率直，但思想左
傾。在長年的武裝鬥爭中，他曾向他的游擊隊員承諾勝利後要進行土地改革，分田分地。
獨立之後的幾年，他的政策還相對溫和，後來越來越激進。我2002年夏天有幸去南非約翰
內斯堡參加世界可持續發展問題大會，穆加比和他的仇敵英國首相布萊爾都參加了會議，
坐在一個大廳，被安排在同一個上午發言。我在現場親眼目睹了穆加比和布萊爾“正面衝
突”的戲劇性一幕。穆加比上台發言的時候，突然脫稿，用右手食指指著坐在前排的布萊
爾首相，以憤怒激昂的語調，講了下面這段話：
“當今這個世界太不公平了。一些西方國家開口閉口什麼人權民主，實際上是推行帝國主
義和霸權主義。我們過去就是從他們那裡爭取人權、爭取民主，今天他們倒反過來教訓我
們了，真是毫無道理。我太瞭解這些人了。要實現可持續發展，農民首先要有土地，我們
是按照法律形式，允許這些英國後裔保留一個農場，但他們要幾十個。我不是誇張，這是
實實在在的數字，他們要繼續擁有幾十個農場！我們在捍衛我們的主權和獨立，我們沒有
威脅任何人。我們是辛巴威人，我們是非洲人，我們不是歐洲人，不是美國人。我們不在
乎英國的制裁。布萊爾先生，請你保留你的英格蘭，但也讓我保留我的辛巴威。我們不要
你的一寸土地，但請你也不要奪去我們的土地。當然，我們願意和外界友好，願意和其他
國家和地區發展關係，但我們不會去祈求別人的施捨。現在關鍵是世界的發展模式要轉變
，從一切為了公司的利益轉向一切為了人民的利益。”
話音未落，下面一片掌聲，主要是非洲國家的代表和坐在後排的非政府組織代表的歡呼和
掌聲。不管穆加比所說是否準確，任何一個對第三世界當今面臨的艱難處境富有同情心的
人，聽完這番話是很少能不動容的。整個會議中最具有戲劇性的恐怕也就是這一幕了。他
一講完，我看到在場記者們的攝像機鏡頭幾乎同時轉向了坐在後面幾排的英國首相布萊爾
。布萊爾倒是神情依舊。他隨後上台講話，沒有正面回應穆加比的指控，而只談會議的主
題“可持續發展”問題。
辛巴威的困境，乃至不少擺脫殖民統治非洲國家的困境，在一定程度上都來自這麼一個問
題：一方面，非洲人民對西方長期奉行的殖民主義和種族主義義憤填膺；但另一方面，這
些國家的經濟命脈又大都控制在白人手中，這些白人已經是幾代人生活在這裡，也把自己
看成是當地人了。
我後來兩次去過辛巴威，一次是1986年陪李鵬訪問非洲四國時路過哈拉雷，另一次是1995
年參加一次國際會議。總的感覺是這個國家的經濟形勢每況愈下。而到了2007年，竟出現
了上百萬人生活在飢餓之中。到了2009年，通貨膨脹已經失控，政府不得不發行世界上面
額最大的紙幣100萬億辛元，貶到最低的時候，100萬億辛元也只能買半個面包，後來辛巴
威乾脆放棄了貨幣主權，轉而採用美元、南非蘭特等貨幣。
辛巴威的土地改革和中國上世紀五十年代初的土地改革大不一樣。辛巴威土地問題的複雜
性在於：白人農場主只佔辛巴威人口的1%，但卻控制了辛巴威70%最肥沃的土地，但他們
從事的是現代農業，掌握了現代技術和遍及世界各地的銷售渠道。穆加比把白人農場主趕
走了，他的老游擊隊員出了一口氣，不過這也趕走了哪些掌握了現代農業技術和銷售渠道
的人。辛巴威現在經濟凋敝，民生艱難。這當中固然有自然災害的原因，也有英國的刁難
以及西方國家對它的制裁等原因，但穆加比過激的政策也是一個重要原因。
坦桑尼亞駐日內瓦聯合國機構的大使魯恩邦加先生曾是我的學生，對我說過這樣一件事：
90年代中期，穆加比邀請過坦桑尼亞經濟專家訪問辛巴威，研究該國的土地改革問題。魯
恩邦加代表專家組當面向穆加比匯報過他們的看法：白人農場主在辛巴威已經形成了產業
配套和規模經營，從良種培育，到飼料加工，到市場銷售都形成了一整套產業鏈。專家組
建議穆加比土改時考慮這些因素。但當時穆加比就斬釘截鐵地回答：“我注意到了你們的
意見，但我們最終還是要按辛巴威的方式來處理這些問題。”
在我和穆加比私下的接觸中，他給人一種文質彬彬的感覺。1963年他創立了辛巴威民族聯
盟，任總書記，並從70年代開始打響了反對白人政權的武裝鬥爭的槍聲。他也參加了關於
辛巴威獨立問題的國際談判。可以說是一位在監獄、戰場和談判桌上都和白人，特別是和
英國人打過長期交道的政治人物。一次從北京釣魚台去機場的路上，他對我說：“我在白
人的監獄裡自學過倫敦大學法律和行政管理方面的函授課程，後來與英國人打交道時，這
些知識都派上了用場”，但他又告訴我“所有這一切，都不如我後來與英國人直接打交道
的過程中所學到的東西多”。“我對英國人是太瞭解了”成了穆加比的口頭禪。
（二）
1985年8月28日，天氣炎熱。我隨禮賓司副司長吳明廉等外交部工作人員於上午9點10分來
到人民大會堂福建廳。上世紀80年代，鄧小平會見外賓幾乎都在這個大廳裡進行。
鄧小平的生日是8月22日，所以那天正好是鄧小平剛度過了八十一歲生日之後不久。上午9
點40分，鄧小平穿著一套淺灰色的中山裝，走進了福建廳。鄧走路平穩，身板筆直，看上
去像六十開外，而不是八十一歲高壽。他小小的個子，卻一下子吸引了大廳內所有人的目
光。
吳外長和周覺部長助理開始給鄧匯報。我是第一次見到部長給鄧小平匯報。鄧對吳外長說
，“外交部送來的材料我已經看了”。鄧當時每天工作兩小時左右，一般都安排在上午，
外交部送給鄧的材料是濃縮了的大字本。鄧問吳外長：“我上次見他是1981年？”吳說：
“對”。鄧說：“那次見面，他有點牢騷”。
1981年那次訪問時，性格倔強的穆加比當著鄧小平的面表示不能理解中國對毛澤東採取的
態度，對文革遭到否定也頗有微詞。鄧對他做了詳盡的解釋，中國搞的不是非毛化，而是
恢復毛澤東思想的本來面目。實際上，為了準備這次接待，我連著幾天去非洲司看文件，
翻譯室也讓我閱讀鄧見其他一些外國領導人的談話紀錄，熟悉鄧的講話風格和遣詞用句的
習慣。我特別仔細地閱讀了鄧小平1981年會見穆加比的談話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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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987年1月，鄧小平會見穆加比
這是穆加比第五次訪華，辛巴威獨立前來過兩次，爭取中國對反對羅得西亞白人少數人政
權的支持。獨立後，第一次訪華是1980年訪問北朝鮮時過境北京。第二次是1981年的正式
訪問。鄧問吳學謙，“他和趙紫陽總理談的怎麼樣 ? ”吳說，“很好，但主要是談雙邊
關係和非洲形勢，還有一些國際問題”。鄧問“我們給辛巴威的援助用的怎麼樣？”這個
問題也展現了鄧務實的一面，過去中國提供給非洲許多援助，不少援助給腐敗官員貪污了
，效果欠佳。
鄧顯然關心非洲的發展道路問題。鄧問周覺，“白人離開了多少？”鄧抓住了一個關鍵問
題，這就是非洲在民族獨立之後如何在國家建設中處理好與白人的關係這個問題。吳學謙
和周覺一一作了回答。鄧從1981年和穆加比的接觸中，瞭解了穆加比的激進，所以在1981
年的談話中就已經提醒他注意中國自己因左傾激進而蒙受的巨大挫折。
鄧聽完匯報，說了一句話：“看來他頭腦有點發熱。我就談談我們自己的教訓吧”。
（三）
10點缺3分的時候，穆加比一行抵達大會堂東門。
穆加比一抵達，鄧小平與他熱情握手擁抱，鄧說：“歡迎你，很高興再次見面”。穆加比
說：“您看上去還和四年前我們見面時一樣健康”。鄧擺擺右手，“馬馬虎虎吧”。穆加
比說：“您看上去不像八十開外的人”。鄧笑著說：“我已經八十一歲了。身體總的說，
還可以，但一些零件不靈了”。鄧用右手食指了一下自己的右耳，“這個零件不靈了”，
又指著自己的左耳，“這個稍好一點，所以我見客人都是這樣坐的”。鄧意思是國內一般
領導人見外賓，客人坐在主人的右手側，而鄧因為左耳聽力好於右耳，見人都把客人安排
在自己的左側。
鄧接著說，“除了耳朵，其它零件都還正常運轉”。穆加比大笑。把身體各個器官比作機
器零件，據說是紅軍時期開始使用的話語，透視出紅軍將士置生死於不顧的一種灑脫。作
戰受了傷，如果大難不死，就互相開玩笑地問：“你丟了哪個零件？”後來看了電視連續
劇《亮劍》，其中主要人物受傷之後的對話也用這個比方，大概印證了這個典故的出處。
鄧的輕鬆調侃也使人感到他心態的年輕和對生活的灑脫態度。
鄧和穆加比親切寒暄後，就把話題轉到正題。鄧從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初的情況
開始一直講到今天的改革開放。現在回想起來，鄧的這個談話包含了他對一系列重大問題
的思考，對今天瞭解鄧小平的思想，瞭解中國改革開放成功的原因，乃至判斷今後中國未
來的政治走向都有一定的意義。
談話一開始，鄧就用很肯定的口氣對穆加比說，從1949年到1956年這段時間，中國的事情
“做得非常好”。鄧一口氣用了三個“搞了”：“搞了土改，搞了第一個五年計畫那樣大
規模的工業化建設，搞了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鄧講話有
一種氣勢，喜歡用排比句，三個“搞了”就體現出老人講話的這種氣勢。當我翻譯出“土
改”一詞，穆加比微微點了一下頭，也許這正是他最關心的問題。他的眾多追隨者當年就
是衝著他“分田分地”的口號，參加他領導的武裝鬥爭的。
鄧小平對中國的土改一直是積極評價的。他在另外一個場合曾這樣說過：“土地改革把占
人口百分之八十的農民的生產力解放出來了”。土改從1950年開始到1952年底完成，與朝
鮮戰爭幾乎同時進行。這場翻天覆地的運動使佔中國人口四分之三的三億農民分得了約七
億畝土地和其它生產資料。這個過程不無暴力，但從中國歷史進程的大視角，這場疾風暴
雨般的變革實現了中國農民千百年來“耕者有其田”的夢想，使中國農民的生產積極性空
前提高。直到十年文革之後人們重新評價毛澤東時，鄧小平還是堅持說：如果不能恰如其
分地評價毛澤東的這項功勞，“土改時候的貧下中農通不過”。
鄧讚揚了中國“第一個五年計畫”，也就是1953年到1957年的國民經濟發展計畫。這個計
畫雖然是蘇聯模式影響下的產物，但主持制定這一計畫的是比較務實的周恩來和陳雲這樣
的領導人。50年代初，中國的落後程度是我們今天難以想像的，倒是毛澤東主席曾做過一
個準確的描述：“現在我們能造什麼？ 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壺，能種糧食，還能
磨成麵粉，還能造紙，但是，一輛汽車，一架飛機，一輛坦克，一輛拖拉機都不能造”。
而“一五”計畫無疑是改革開放前三十年中所有五年計畫中完成最好的一個，其重點是發
展重工業，蘇聯提供了相當的援助，包括幫助興建156個大型項目。可以說中國是從“一
五”才開始了鄧小平所說的“大規模的工業化建設”，並很快形成了一個比較完整的工業
體系，為整個中國後來的經濟發展奠定了重要基礎。
中國“從1957年開始，有一點問題了”。鄧提高了一點聲音對穆加比說。後來我注意到鄧
在談1949年以後的發展經驗教訓時，總是把好壞的這條分界線劃在1957年。在鄧看來，
1957年之前，一切都相對比較順利。在此之後，中國出現了大問題。這段歷史，鄧本人是
最高的當事人和見證人之一。
鄧小平首先提到了1957年開始的反右運動。鄧是這樣說的：“我們的問題出在一個‘左’
字上。反對資產階級右派是必要的，但是搞過分了。” 鄧在另外一個場合也說過：“那
時候有的人確實殺氣騰騰，想要否定共產黨的領導，扭轉社會主義的方向，不反擊，我們
就不能前進。錯誤在於擴大化。”
鄧接著說，“左的思想發展導致了一九五八年的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鄧坦率地說
，這些事情“使我們受到了懲罰”。在大躍進最瘋狂的1958年，全國掀起了大煉鋼鐵的群
眾運動。由各級黨委第一書記掛帥，動員了數千萬人上山下鄉，挖樹找煤，找礦煉鐵，建
起了百萬個小土高爐，小土焦爐，土法煉鐵鍊鋼。全國農村，一哄而起，把原來一二百戶
組成的合作社，變成了數千戶，甚至上萬戶組成的人民公社，廢除農民的自留地，吃免費
的公共食堂，採取大兵團作戰的辦法來進行農業生產，最終對中國的農業和整個國民經濟
造成了一場災難。
鄧接著對穆加比說，在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的三年困難時期，“工農業減產，市場上
商品很少，人民群眾吃不飽飯，積極性受到嚴重挫傷。”穆加比聽到這段話時，一直皺著
眉頭，似乎有一種不完全相信的感覺。鄧則繼續自己的敘述。
穆加比聽得很認真。穆加比詢問鄧，中國是如何克服這種危機的。鄧說，“那時，我們黨
和毛主席的威望很高，這是長期鬥爭歷史形成的威望。我們把困難如實地告訴了人民，‘
大躍進’的口號不再喊了”，穆加比頻頻點頭，他對毛澤東主席是非常尊重的。
鄧接著說，我們採取了一些“比較切合實際的政策、步驟和方法”。鄧用詞精闢，六個字
：政策，步驟，方法，反映了老人治國的一貫思路，治一個國家，除了戰略要正確，還要
有與之配套的政策，輕重緩急的步驟以及切實可行的方法。“通過這樣的努力，到一九六
二年，我們就開始從困難的情況中恢復，一九六三年、一九六四年情況比較好”，說到這
，鄧停頓了一下，吸了一口煙，補充了一句：“但是左的指導思想並沒有根除”。
鄧接著和穆加比談起了文化大革命。鄧說，“一九六五年，又提出了黨內有走資本主義道
路的當權派。以後就搞了文化大革命，走到了左的極端，極左思潮氾濫。”鄧講“極端”
和“氾濫”這兩個詞時的語氣很重，還用右手食指在空中點一下，以示強調。我後來注意
到這是鄧的一個習慣性手勢，要強調一個論點的時候，他總是用食指這樣重重地點一下。
鄧小平1992年南巡講話時擲地有聲地說：“不搞社會主義，不搞改革開放，只有死路一條
”，用的也是這個手勢。
說完這段話，鄧停了一下，看著我，等我翻譯。他也可能在思考著下面的談話。鄧接著說
：“文化大革命，實際上，從一九六五年就開始了，一九六六年正式宣佈。從一九六六年
到一九七六年搞了整整十年”。鄧把“整整十年”四個字拖得很長，給人一種痛心之感。
鄧這時緩和了一下語氣，對穆加比說，1976年“粉碎‘四人幫’以後，我們撥亂反正，就
是要糾正這些極左思潮”。
（四）
鄧小平把餘下的煙在煙缸裡掐滅，帶著一點自嘲，對穆加比說：“吸菸這個習慣不好，但
我這個本性難改”。這也使談話的氣氛輕鬆了一下。 穆加比微微一笑，聳了一下肩，表
示不介意鄧小平繼續吸菸。鄧接著就開始談另一個話題：防右的問題。這無疑也是鄧小平
治國理念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鄧對穆加比說，我們在反左的同時，也提出了“要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鄧主動
地提到了一九八一年他和穆加比那次不算十分愉快的會見，說：“我們一九八一年見面時
談過四個堅持，就是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堅持黨的領導，堅持馬列主
義、毛澤東思想”。
雖然鄧小平已經八十一歲，但講這四項原則時，他是一氣呵成的。這首先說明他的記憶力
仍很強。一九八七年我再次為他見穆加比做翻譯時，他也講了這四項原則，但那次他是說
一項，等我翻譯完，再說下一項，而且中間還有不少“這個，這個”。穆加比後來還問我
，中文中“這個，這個”是什麼意思。
鄧接著說，“如果不堅持這四項基本原則，糾正極左就會變成糾正馬列主義，糾正社會主
義”。說了這番話，鄧又點燃了一支菸，會場有幾秒鐘的停頓。
鄧顯然是用執政黨的話語在解釋一個現代政治學上的極其富有挑戰性的課題：一個國家在
現代化過程中政治體制的性質和作用。西方主流的觀點是：只有採用以一人一票普選為基
礎的多黨制，政權才有合法性，才能實現現代化。而鄧小平則認為，這條路對已經發展起
來的西方國家也許合適，但對非西方國家，特別是中國這樣一個大型的發展中國家，這是
一條走不通的路，一走就會天下大亂，一個充滿希望的中國可能會在頃刻之間四分五裂，
分崩離析。中國的發展需要一個強勢政府，一個從革命性的政黨轉化成一個以實現社會主
義現代化為己任的政黨，並用這樣一個政黨保持穩定，領導和推動中國的現代化事業。
（五）
談話還在進行著。
鄧在談反左不能糾正馬克思主義，不能糾正社會主義的時候，我注意到穆加比頻頻點頭，
但他在點頭中似乎也期待著鄧作進一步的解釋。可鄧接下來的一段話好像又使穆加比感到
驚訝。鄧是這樣說的：“社會主義是什麼，馬克思主義是什麼，過去我們並沒有搞清楚，
並沒有完全搞清楚”。
鄧接著對穆加比強調了另外一個命題：社會發展不能超越階段。鄧說：“共產主義是什麼
？共產主義是沒有人剝削人的制度。共產主義社會，產品極大豐富，各盡所能，按需分配
。按需分配，沒有極大豐富的物質條件，是不可能的”。
接著鄧又說：“要實現共產主義，就一定要完成社會主義階段的任務。而社會主義的任務
很多，但根本一條就是發展生產力，在發展生產力的基礎上，體現出優於資本主義，為實
現共產主義創造物資基礎。”
鄧接著以遺憾的口氣說：可是在一個相當長時期裡，“我們忽視了發展，發展這個社會主
義社會的生產力。從一九五七年起，我們生產力的發展，非常緩慢。拿農村來說，到一九
六六年的十年間，農民的收入沒有增長多少。雖然有一些地區，農民的生活比較寬裕，但
是多數地區的農民，還處在貧困狀態。文化大革命時期，情況更加困難。”鄧講“沒有增
長多少”的時候，還搖了搖右手，以示強調。
隨後鄧又轉到了他最常談的話題：中國正在進行的改革開放，他特別提到了農村改革的成
功和城市改革的展開。“為了發展生產力，必須對我國的經濟體制進行改革，實行對外開
放政策”，鄧說。“改革首先是從農村開始的。農村改革已經見效了，農村面貌發生明顯
變化。有了農村改革的經驗，現在我們轉到城市經濟改革”。鄧描述的這種改革方法後來
在國際上又被稱為“漸進改革”，與西方在前蘇聯推行的“休克療法”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我後來曾在美國《國際先驅論壇報》上發表過文章，談鄧小平的改革之道：確立輕重緩
急、先易後難的清晰格局：“先農村改革，後城市改革；先沿海發展，後內地發展；先經
濟改革為主，再政治改革。這種做法的好處是，第一階段的改革經驗為第二階段的改革創
造了條件”。
穆加比在這次訪問中，曾在不同的場合表示過擔心：中國的改革開放可能會使中國走向資
本主義。現在當著鄧小平的面，他還是秉承自己一貫的坦率性格，對鄧小平說：中國在第
三世界的朋友都希望中國繼續保持社會主義。在穆加比用英文說這段話的時候，鄧劃了一
下火柴，又點燃了一支菸，於是空氣中又飄起一絲淡淡的煙味。
等我譯完這句話， 鄧口氣十分平和地回答：“中國的改革也好，開放也好，都是堅持社
會主義的”。鄧還有板有眼地說：“我們要實現工業，農業的現代化，還有這個國防和科
技的現代化，但在這四個現代化的前面，有四個字，這四個字就是‘社會主義’，也就是
說我們搞的是‘社會主義現代化’”。 講完這番話，鄧的目光環視了一下整個會見大廳
，好像在看大家是否聽清楚了他的話。
鄧小平然後又說了一段話：“社會主義有兩個非常重要的方面，一是以公有製為主體，二
是不搞兩極分化”。穆加比頻頻點頭。但鄧馬上接著說：“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體
所有制。現在這兩種所有制佔整個經濟的百分之九十以上。同時，我們也發展一點個體經
濟，吸收外國的資金和技術，我們也歡迎中外合資合作，甚至歡迎外國獨資到中國辦工廠
”，鄧強調：“這些都是對社會主義經濟的補充”。鄧用的還是傳統政治經濟學的術語，
這也是當時主流經濟學家的術語，但實際上鄧已經大大拓寬了公有制的定義。他已經把中
國正在進行的公有制改革都包括在公有制的定義之內。
對於穆加比不甚理解的三資企業，鄧小平也為他做了一個相當獨到的分析。他耐心地替穆
加比算了一筆帳：“一個三資企業辦起來，工人可以拿到工資，國家可以得到稅收，合資
合作的企業收入還有一部分，歸社會主義所有”。好像為了說服穆加比，鄧還補充道：“
更重要的是，從這些企業中，我們可以學到一些好的管理經驗和先進的技術，用於發展社
會主義經濟”。
鄧接著說：“這樣做不會，也不可能破壞社會主義經濟。我們倒是覺得現在外國投資太少
，還不能滿足我們的需要”。隨後鄧談到了中國會不會出現兩極分化的問題。這也是現在
國內爭論頗為激烈的問題。鄧當時是這樣說的：“至於不搞兩極分化，我們在制定和執行
政策時注意到了這一點。如果導致兩極分化，改革就算失敗了”。
看到穆加比目光中還有疑慮的眼光，鄧又自問自答地說道：“中國會不會產生資產階級？
我看個別資產階級分子可能會出現，但不會形成一個資產階級”。今天不少人引用鄧這段
話，說既然今天已經出現了兩極分化，改革就算失敗了。這是一種頗為偏激的看法。回顧
30多年的改革開放，雖然兩極分化的趨勢明顯，改革政策也有不少失誤，但是鄧小平的總
體改革戰略已經基本實現，中國的迅速崛起，全世界有目共睹。
儘管鄧小平對穆加比做了耐心的解釋，但執著的穆加比似乎還是有點不放心，他又對鄧小
平說了這樣一句話，如果中國走上資本主義道路，將會給世界進步力量帶來巨大損失。
此時，我察覺到鄧公的面部表情中有那麼一絲不耐煩，這也是我多次給鄧小平翻譯中看到
他的唯一一次不耐煩。鄧把自己的煙蒂在煙缸裡掐滅，又一次習慣性地用食指點著前方，
用濃濃的四川口音說了的這麼一句話：“我們還有強大的國家機器。”他說得很響，很清
楚。然後又說：“一旦發生偏離這個、這個社會主義方向的情況，我們的這個國家機器就
會出面干預，把它糾正過來”。
鄧接著說：“開放政策是有風險的，會帶來一些資本主義腐朽的東西。但是，我們的這個
政策、社會主義的政策、我們的國家機器是有力量的，是能夠去克服這些東西的。所以呀
，事情並不那麼可怕”。鄧以這樣的口氣，這樣的措辭，談這麼一個敏感的問題，給我留
下深刻印象。
回頭看來，為了制止中國再次陷入混亂，鄧是作了最壞打算的。
（六）
鄧關於社會主義的話題還在繼續。
“社會主義究竟是個什麼樣子，蘇聯搞了很多年，沒有完全搞清楚”。換言之，鄧不僅認
為中國過去沒有搞清楚什麼是社會主義，蘇聯等國家也沒有搞清楚。鄧接著說：“可能列
寧的思路比較好，搞了個新經濟政策，”新經濟政策是列寧在上世紀20年代採取的一些比
較靈活的促進經濟發展的方法，包括把土地租給農民，吸引外國資金和技術，開展對外貿
易等。
鄧接著非常誠懇地對穆加比說：“穆加比同志，在社會主義建設方面，我們的經驗有正面
的，也有反面的，正反兩方面的經驗都有用。但請你們特別注意我們左的錯誤。”鄧提醒
穆加比注意中國走過的彎路。鄧說，“我們都是搞革命的，搞革命的人最容易犯急性病。
我們的用心是好的，想早一點進入共產主義。但這往往使我們不能冷靜地分析主觀客觀方
面的情況，容易違反客觀世界發展的規律。中國過去就是犯了急性病的錯誤。我們特別希
望你們注意中國不成功的經驗”。
好像怕對方沒有聽清楚。他又重複了一下：“我還是這句話，希望你們多注意中國那些不
成功的經驗”。這時，鄧略微停頓了一下，等我翻完這段話，他又補充了一句：“外國的
經驗可以借鑑，但是絕對不能照搬”。
時間飛逝，很快一個小時就過去了，雙方都有言猶未盡的感覺。鄧說，“我們的同志編輯
出版了一本小冊子《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裡面是我的一些講話，有十二大的開
幕詞，不知你讀過沒有？”穆加比坦率地搖搖頭。並說，非常想看看這本書。
這時，我看到吳明廉已經走了出去，大概去佈置工作人員趕快去找這本小冊子的英文版。
據說禮賓司的一位小夥子馬上要了車，趕去北京王府井的外文書店買《建設有中國特色的
社會主義》英文本，但卻被告知書店無貨。後來吳告訴我，外交部禮賓司的一位同事正好
買了一本，準備和中文版對照學英文的，還算新。禮賓司就把這本書要來，作為鄧的“禮
品”送給穆加比了。
談話結束後，兩人站起來握手話別。穆加比說：“我相信您一定能健康地看到香港回歸”
。鄧詼諧地說，“還要看馬克思能不能批准”，在場的人都笑了。鄧又補充了一句：“可
能還要和馬克思談判談判”，大家笑得更厲害了。大概是一講到香港回歸，鄧自然聯想到
了中英之間為期一年多的談判，聯想到了和馬克思也要談判談判。鄧小平的樸實、詼諧和
幽默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這次會見結束後，鄧小平用服務員遞上的毛巾擦了一下臉，然後說了一句挺狠的話：“這
個人聽不進去，要自己碰。”
下午1點15分，穆加比離開釣魚台國賓館去首都機場，坐北朝鮮的專機去平壤。坐車裡只
有他和我，還有司機。陪同部長楊波先去了機場等候。穆加比拉開一點兒車上的紗窗，對
我說，一個大國的領導人能夠說自己過去受到了懲罰，“這個詞很重啊”，他這是指鄧談
大躍進時所用的詞。
他還問了我一個問題：你這個年紀的人對文化大革命有印象嗎？我說，有一些印象，我看
過海外歸來的科學家掃廁所。穆加比此時頗為感嘆，看著北京大街上秩序井然的行人和車
輛，說了一句給我印象很深的話：“中國真是個奇妙的國家。我文革的時候也來過中國，
表面上一切都是那麼安寧和平靜，看不出任何問題”。我隱隱地感覺到鄧小平的談話沒有
完全說服他。
回顧這些往事，感觸良多。我常想，如果穆加比能夠記取鄧小平當年給他的忠告，也許辛
巴威今天就不至於陷入如此困難的局面。當然，辛巴威乃至整個非洲面臨的挑戰非常複雜
，絕大多數非洲國家尚未找到符合自己民情國情的成功之道，他們還在探索中，也許還要
摸索很長的時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