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家棟：軟實力武器化是開歷史倒車
如何馴服暴力和戰爭，是人類社會的終極使命。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這句馬克思主義的經典論斷可以幫助我們解釋很多衝突和戰爭的根源。在歷史上，經濟利益及其衝突要么是戰爭的目標，要么是戰爭的原因。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和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都曾發生嚴重的經濟危機和國家間經濟衝突。也正因如此，二戰結束以後，國際社會在美國領導下決心通過一系列的國際機制建設，來管理世界經濟貿易矛盾，切斷經濟矛盾與武裝衝突和戰爭之間的傳導機制。
一是，國際社會建立了以聯合國為中心的國際體系，以供各國來共同討論相關衝突問題。尤其是聯合國安理會的成立，為各國之間、尤其世界大國之間解決矛盾和降低戰爭風險，提供了一個機制性、有法律強制力的平台。這在無政府主義的世界中，是一個偉大的創舉。
二是，建立了一系列國際經濟機制，如建立關貿總協定(世界貿易組織前身)來解決國際貿易爭端，建立世界銀行來解決發展資金困難問題，建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來防止國別金融風險在世界範圍內的擴散。
這些問題都旨在把經濟、貿易、金融和發展等軟實力方面的問題和爭端，約束在軟實力領域之內，約束或控制其向硬實力領域或高級政治領域擴散的路徑。
應該說，國際社會的這些努力基本實現了目標。冷戰結束以後，隨著全球化進程的快速發展，人們不僅防止了軟實力領域衝突的硬實力化，還把經濟貿易合作建設成國家間硬實力衝突的緩衝器，鈍化了硬實力衝突，為世界和平做出重要貢獻。二戰以後，人類社會再沒有出現大國間的大規模直接暴力衝突和戰爭，人類社會已實現了70多年的基本和平與安寧。冷戰以後，世界各國更是實現了普遍發展與共贏。這些都見證了二戰後國際體系建設的成功。
但是現在，軟實力問題有重新硬化的趨勢。過去幾年中，美國不再僅僅視經濟、貿易、技術和人文交往為軟實力，為吸引其他國家、包容其他國家的工具，而是直接打經濟、貿易、技術和金融牌，把軟實力變成遏制其他國家、強制其他國家的工具，甚至是武器。這主要是由於三個原因：
一是二戰國際體系面臨調整壓力。二戰後國際體係是建立在美國和少數國家絕對優勢和主導地位基礎之上。進入21世紀後，這一體系面臨的調整壓力越來越大，已經進行了有限的調整。但這一調整在既得利益國家和新興國家雙方都引起不滿：??既得利益國家擔心自己會失去以前的地位，新興國家則抱怨現存體系既不能代表自身利益，也不能反映當前國際格局的基本形態。
二是中國發展的形態和規模史無前例。由於中國特色的發展模式和規模，中國發展對世界和中國自身都是一個需要適應的問題。中國在蘇聯模式和美西方模式之外，走向了一條獨特的“三合一”道路：馬克思主義為核心的上層建築，傳統文化為核心的社會基礎，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念為核心的經濟基礎。
這對美國既是機遇、又是挑戰。機遇在於能在與中國的合作中更多獲益，挑戰在於中國發展證明了中國政治制度的成功。而中國的規模，又放大了中國發展的世界意義和影響。而美國恰恰是越來越難容忍中國發展帶來的這些影響。
三是，美國在軟硬實力對比失衡情況下，傾向於用硬實力來加持軟實力。在二戰後的國際機制構建階段，美國的軟硬實力優勢同時存在，甚至其軟實力狀態還優於硬實力狀態。在1945年二戰結束時，美國GDP佔世界50%以上，美國的貴重金屬儲備也佔世界一半以上，這還優於美國軍力在世界上的地位。在那種情況下，美國即便不依靠軍力等硬實力的支持，只依靠自己的經濟和金融優勢，就能主導建立聯合國等一系列國際軟實力機制。
但現在，這一局面發生逆轉。美國的GDP相當於中國、日本和德國的總和，但其軍費開支卻相當於緊隨其後的十個國家總和。美國軟實力優勢的相對下降，導緻美國認為自己傳統的經濟和貿易手段，哪怕是在自己主導建立的世界貿易組織等框架之下，也已經不足以實現美國的目標。因此，這不是因為軟實力變硬了，軟實力還是軟的，只是其中被滲入了政治、安全等硬實力考慮。
在面臨壓力和挑戰的時候，所有國家都會憂慮，美國也不例外。所以，美國做出一些舉動也是正常的、自然的。但因為戰略憂慮就去破壞自己帶頭創立起來的人類社會偉大實踐，即把經濟貿易矛盾與硬實力衝突相互隔離，以經濟貿易合作去鈍化硬實力衝突的實踐，則是開歷史的倒車。
其實美國並不需要如此憂慮。美國及其盟國的實力，足以保障其繼續長期在國際體系中居優勢地位。過度的憂慮與反應，不僅對世界經濟發展與和平不利，對美國維護自身地位的努力也有害無益，因為這會推動其他國家盡快在美國以外尋找到解決方案。(作者是複旦大學美國研究中心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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