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來源: (須有正確連結)
https://www.upmedia.mg/forum_info.php?SerialNo=78819
羅比尼（Nouriel Roubini） 2020年01月05日 15:00:00
近期，美國同中國達成了防止雙邊貿易戰進一步升級的「第一階段」協定，這一消息令金
融市場歡欣鼓舞，實際上，這幾乎沒任何慶祝價值。
為了換取中國的初步承諾，來購買更多美國農業（及其他）的商品，並在智慧財產權與人
民幣方面適度讓步，美國同意保留另一份價值1600億美元的中國出口關稅，並對部分在（
2019年）9月1日所述的關稅實施了提前交割。
對投資者而言，好消息是該協議避免了新一輪的關稅，否則，美國與全球經濟將陷入衰退
，全球股市也將崩盤。壞消息是，這僅僅是在一個更廣泛的戰略競爭（包括貿易、技術、
投資、貨幣和地緣政治問題）中所出現的又一個「暫時休兵」。大規模關稅將繼續存在，
如果任何一方不履行承諾，升級很可能會重新開始。
結果便是：隨著時間的推移，廣泛的中美脫鉤或將加劇，這在科技行業幾乎不證自明。
美國認為，中國尋求在包括人工智慧、5G、機器人、自動化、生物技術和自動駕駛汽車在
內的前沿技術領域實現自強，進而取得主導地位，這是對美國經濟和國家安全的威脅。在
華為（5G業務）以及其它中國科技公司被列入黑名單後，美國將繼續努力圍堵中國科技產
業的增長。
同時，資料與資訊的跨境流動也將受到限制，這引發了人們對中美之間「分裂網（
splinternet）」的擔憂。
由於美國加強了審查，中國在美國的對外直接投資已經比2017年下降了80%。如今，新的
立法提案可能會禁止美國公共養老基金投資中國企業，並限制中國企業在美國的風險投資
，並迫使部分中國企業從美國證券交易所徹底退市。
對於在美中國學生及學者，美方也開始愈發地持懷疑態度，擔心其可能會竊取美國的技術
訣竅，或直接從事間諜活動。中國方面，將越來越多地尋求規避美國所控制的國際金融體
系，並保護自己免受美國的美元武器化。為此，中國可能計畫推出一種主權數位貨幣，或
者是西方控制的全球銀行間金融電信協會（SWIFT）跨境支付系統的替代品。它還可能嘗
試將支付寶和微信支付的角色國際化，這兩個成熟的數字支付平臺已經取代了中國國內的
大部分現金交易。
最近的事態發展顯示：在上述方面，中美關係正發生著更廣泛的轉變，並正在走向去全球
化、經濟與金融碎片化，以及供應鏈的割據化。
2017年的白宮國家安全戰略與2018年美國國防戰略，均將中國視為必須圍堵的「戰略競爭
對手」，從港臺，再到東海和南海，亞洲各地都在醞釀著兩國之間的安全緊張局勢。美國
擔心中國放棄了之前「韜光養晦」政策，開始轉向進一步的「擴張主義戰略」。與此同時
，中國也擔心美國正試圖圍堵崛起，並否認其在亞洲對安全問題的合理關切。
競爭將如何演變還有待觀察。但幾乎能夠肯定的是：毫無約束的戰略競爭，將最終導致冷
戰升級為熱戰，並給世界帶來災難性的影響。
但可以確定的是，老舊的西方共識是空洞的，根據舊的共識，希望國家允許中國加入世界
貿易組織（WTO），並適應崛起，將迫使中國成為一個更開放的社會，擁有更自由、更公
平的經濟體。
然而，當前的中國並非如此，反而進一步加大了對某種與自由公平貿易原則不相容的打擊
力度，也就是一種國家資本主義形式。
如今，中國正利用日益增長的財富來展示其軍事實力，並在亞洲乃至世界各地發揮影響力
。
因此，問題在於，除了不斷升級的冷戰，是否還有其它明智的選擇。一些西方評論家，如
澳大利亞前總理陸克文（Kevin Rudd），提倡「有管理的戰略競爭」，也有人表示中美關
係是建立在「合作競爭」的基礎上的。
同樣，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的札卡里亞（Fareed Zakaria）建議：美國應對中國
恩威並重，這些，都是同一理念的變體：中美關係發展應該包括在某種領域的合作，尤其
是涉及氣候、國際貿易和金融等全球公共產品的領域，同時，也要接受在其他領域會有建
設性的競爭。
當然，問題出在美國總統川普（Donald TRump），他似乎不明白，與中國進行「有管理的
戰略競爭」需要與其他國家進行真誠的接觸與合作，為了取得成功，美國需要其盟友和合
作夥伴密切合作，將其開放社會、開放經濟的模式帶入21世紀。對於中國的「集中式」的
國家資本主義，西方可能並不喜歡，但後者必須整頓好自己的內部結構。
西方國家需要實施經濟改革，以減少不平等，防止破壞性的金融危機，以及進行政治改革
，以圍堵民粹主義者對全球化的反彈，同時仍要維護法治。
不幸的是，當前的美國政府缺乏這樣的戰略眼光。
維持保護主義、單邊主義、狹隘主義的川普顯然更傾向於對抗美國的朋友和盟友，讓西方
陷入分裂，無力捍衛和改革它所創造的自由世界秩序。
中國可能更希望川普在2020年連任。從短期來看，這可能是個麻煩，但是，如果有足夠的
執政時間，他將摧毀構成美國軟實力和硬實力基礎的戰略聯盟。
就像現實生活中的《戰略迷魂》（Manchurian Candidate）一樣，川普將「讓中國再次偉
大（Make China Great Again）」。
───────────────────────────────────────
標題: GDP視角：不斷下降的投資意願　讓中國經濟引擎失速
文章來源: (須有正確連結)
https://www.upmedia.mg/forum_info.php?SerialNo=78640
張軍（Zhang Jun） 2020年01月02日 07:00:00
即便6%的成長率能讓中國經濟每年的增量超過25年前的GDP總量，這是許多評論家面對經
濟降速時習慣拿出來安慰自己的一個理由，但這仍會使中國的人均收入成長速度慢於先前
。對於一個在中等收入陷阱周圍徘徊的國家而言，這不是好兆頭。
中國很可能在2019年看到過去20年來最低的GDP成長率，這個可能性讓一些經濟學家開始
擔憂2020年的風險到底會有多大。由於成長顯著放緩，在中國，來自企業家和商業界的抱
怨和悲觀情緒到處可見，地方政府的財政狀況已捉襟見肘，但仍將面臨越來越困難的財政
形勢。
有人斷言，「2019年可能是未來10年最好的1年」。有意思的是，近期，中國經濟學家對
此一局面是否值得擔憂，仍然分歧嚴重。大多數經濟學家堅持認為6%已是中國（經濟）成
長潛力的上限，未來不可能維持這個水準。這個看法得到較多人的認同，那是因為中國緩
慢的結構改革讓他們相信未來強勁的成長不可能在現有的體制中發生，除非更加從事更多
分散化和自由化的經濟活動。
這意味著更多的經濟決策需要由市場企業家和銀行家，而非政府。是的，中國要解決長期
結構性的問題刻不容緩，不過，這並不意味著目前的狀況可以置若罔聞。
事實上，熟悉情況的觀察家應該知道，中國經濟的現狀並不是意料之中，就在2011年，中
國的GDP成長率還保持了9.6%，但最近已下降至6%。這當中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先舉個例子。2019年以來中國各城市的豬肉零售價格漲了3倍至4倍，推動了中國的CPI，
在很多人看來，這簡直不可思議，除非豬的飼養數量持續減少。
中國國家統計局的前高官撰文指稱，是的，這正是中國正在發生的，出於對環保的問責，
地方政府官員趨於選擇粗暴關閉農民的分散養豬場，事實上，過去這些年，因為自上而下
的環保達標和對空氣品質的要求，製造業的中小企業大多數也受到來自政府的壓力而關閉
。在北京及周邊地區，人們常以霧霾發生率來判斷政府政策的隨意改變。這正是中國面臨
的朝令夕改的政策和政府治理問題。
這些年來，愈演愈烈的現象是，中國領導人宣導環保和永續發展思想會被政府的政策制定
者們加以量化，並層層分解到下級政府，成為指令性計劃，要知道，中國的治理體系有助
長、放大此一做法的趨勢。
最近的一項研究發現，因為受政治的驅動，上級對下級環保指標的考核會使地方官員在推
動經濟成長上變得保守，制定並滿足於更低而不是更高的GDP成長目標。過猶不及的政策
在處理金融風險方面體現的更為典型。
2016年以來，儘管貨幣政策表面上維持中性的基調，但中國領導人對債務的擔憂被決策者
很快轉變成「釜底抽薪」的權宜政策，同時迅速在銀行、金融部門演變成暴風驟雨式的信
貸收縮。
這一行動造成經濟中的流動性大規模抽出，實體經濟中大量的投融資活動（包括房地產）
受到衝擊，私人企業尤甚。
結果就是，雖信貸超常擴張現象得到控制，但由於名義GDP增速迅速惡化，中國的M2/GDP
的比重並無逆轉趨勢。有意思的是，數年前，在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之初，這些企業曾被指
令要求必須接受來自銀行給予的更多信貸。
朝令夕改的政策擾亂了投資者的預期和信心。不斷下降的投資意願讓正在成長的中國經濟
引擎失速，這看上去要比債務拖累嚴重多了，最近的壞消息不斷，即使是那些大名鼎鼎的
網路公司，也開始裁員。
而且，給定中國經濟長期存在明顯的結構性問題，就體現在政府治理中特有的政商關係中
，這些短期過猶不及的政策非但沒有緩解，反而可能強化這些結構問題。
顯而易見的是，無論是指令性的環保政策還是嚴厲的權宜政策，沒有效率的國有企業可以
毫髮無損，不受保護的私人企業則受到衝擊而艱難度日。這與結構改革的方向背道而馳。
所以，會產生緊縮效應的結構調整政策在中國事實上並不能產生改善結構的目的，反而因
為過多的政府干預，更傷害大量私人企業和市場的信心，保護國有企業。以往較為寬鬆的
宏觀政策，儘管可能導致信貸與債務的成長和宏觀不穩定，但它們卻是干預最少的政策，
反而可保持較好的成長記錄。
對中國而言，或許不會有最優的和兩全其美的政策組合，但次優的政策看來是要偏向寬鬆
的，因為畢竟更有效率的經濟活動在寬鬆的貨幣和財政條件下，才可能維持下來。
也只有在這樣的環境下，政治上對旨在糾正錯配現象的結構改革風險承受能力才能提高並
獲得社會更多支援。
中國政府不僅需要有結構改革的緊迫感，也需要知道改革推動所需要的宏觀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