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尋大國崛起的規律-評閻學通教授新著《領導力與大國崛起》
來源：《現代國際關係》2019年12期
https://m.sohu.com/a/370359844_618422
楊文靜
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美國所美國外交室主任
[內容提要]清華大學閻學通教授2019年發表其英文學術專著作《領導力與大國崛起》，成
功地將西方主流國際關係理論與中國傳統的外交實踐相結合，緊扣崛起國大國領導力這一
核心變量，提出一國是否能對內實現改革、對外贏得戰略信譽是其成功崛起的關鍵這一命
題。該書從人、國家、體系三個層次進行分析，並指出國家的政治領導力是決定一國在這
三個層次上能否走向成功的關鍵。該書不僅對完善中國國際關係理學科具有一定的理論意
義，也對中國崛起對世界的影響提出一家之言。但該書在變量選取、邏輯推理及結論引出
上仍有不足之處，需要進一步完善。
2019年，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出版了清華大學當代國際關係研究院閻學通教授的英文
版學術專著《領導力與大國崛起》(Leadship and the Rise of Great Powers)，這是作
者在多年探索國際關係科學研究方法與中國國際關係歷史實踐相結合方面的又一部力作，
也可謂其所倡導的“道義現實主義”理論的集大成之作。著者獨樹一幟，認為國家的政治
領導力是決定一國能否崛起的關鍵。該書不僅對完善學科建設具有理論意義，也對大國崛
起的規律作了有益探尋。
縱觀全書可看出，閻學通教授一方面對西方國際關係理論具有深厚的知識儲備；另一方面
也對中國的外交實踐以及春秋戰國時期的外交思想與實踐有較深入的研究。他試圖在西方
國際關係理論基礎上“嵌入”中國傳統經驗，從“領導力”這一核心變量出發，以現實主
義為衣缽，認為崛起國的領導力是決定其是否能夠成功實現崛起的決定性因素。該書將中
國經驗和視角納入西方國際關係理論，對東西方國際關係理論的融通做了較為有益的嘗試
。英國倫敦經濟學院教授巴裡·布贊認為，該書“從中國政治哲學的視角重新思考了現實
主義國際關係理論，向我們展示了中國人眼中現實主義理論和世界歷史是什麼樣子，從而
對歐洲中心主義提出令人驚喜的挑戰”。著名的東亞問題理論家、美國美利堅大學教授阿
米塔夫·阿查亞評論道，閻教授提出了一個“非常有力量的論斷，即我們正在走向一個新
的中美兩極的世界，這個兩極世界不是由物質權力或價值規範所決定，而是由兩國領導人
領導質量的孰優孰劣決定誰能佔上風”。
該書最大的亮點是作者本著真誠、客觀的學術態度，通過較為嚴密的邏輯推理和經驗演繹
，在西方國際關係理論特別是現實主義理論的基礎上，將中國作為一個研究客體，在一定
程度上既跳出西方中心主義也跳出中國本位主義。這可謂對陷入某種西方經驗循環的現有
國際關係理論注入了“非西方”因素，從而進一步拓展了這種理論的生命力和說服力。更
重要的是，它將中國作為客觀行為體有機地納入理論架構，並通過對中國古代及當前的國
際關係實踐抽象出崛起國成功要靠領導人發揮優秀的領導力才能得以實現的規律性認識。
著者在西方國際關係理論框架下揉入中國因素，並對之進行理論創新亦為探索多年的國際
關係理論“中國學派”提供了一條可參鑑的研究路徑。在中國崛起的進程中，如何塑造為
世界所接受的“科學性話語”或“理論性話語”，從而為中國提供閻教授所言的“規範性
權力”和人類共同的“精神性產品”，也是大國成功崛起的重要元素。
該書不僅關注世界政治、國際關係的歷史規律，從中抽象出國家領導力對大國崛起、國際
秩序乃至國際體系的重要影響，而且通過較為嚴密的邏輯和學術自覺，力爭實現邏輯與理
論的自洽，體現了作者一向推崇的“科學精神”。
該書開宗明義地提出其主要論斷：政治領導力是國際政治中最重要的變量，特別是大國的
政治領導力貫穿於決策者、國家、國際體系三個層次，是影響國際政治走向的核心變量。
作者總結道，“本書的主要目的就是確立起一種新理論，解釋為什麼歷史上很少有崛起國
能夠替代主導國”。崛起國的政治領導力通過影響該國的綜合實力，從而影響其與主導國
之間的實力分配，進而影響國際格局、規範、秩序，最終可能對國際體系造成影響，由此
“政治領導力可視為最核心的獨立變量”。
圍繞這一論斷，作者抽絲剝繭、層層遞進展開論述。
第一，基於現實主義、國家利益是國家行為的主要動機之論斷，一國的戰略利益由其綜合
實力所決定。在此基礎上，作者認為政治實力決定了綜合國力，並影響國家實力的升降與
戰略選擇。作者認為，一國綜合實力包括政治、軍事、經濟與文化，其中政治實力是動態
的，其他三種實力則是相對靜態的資源。政治實力對其他三種實力有擴大或縮小的作用，
因而一國是崛起還是衰落由其政治實力所決定。國家領導力決定一國的政治實力，而領導
力又由其改革能力所決定。如其改革意願強，且執行有力，則可促進該國發展和實力上升
；反之則會造成後退和實力衰落。一般而言，主導國比崛起國的改革意願更低，其已收穫
的成功令其更傾向於維護現有制度。而國家領導力的提升或下降會導致不同的國家實力，
最終導致國際格局的變化。鑑於一國的戰略利益取決於其綜合實力，對於世界主導國家而
言，其戰略利益是維護國際主導權；對於崛起國而言，其主要的戰略利益是獲取世界主導
權；對於地區強國而言，則以追求地區主導權為主要目標；對小國而言，其戰略利益則是
維護生存權。
第二，鑑於現實主義認為國際社會是無政府狀態，國家為了生存與安全追求自身的戰略利
益，作者提出，“作為政府的道義而言，應該是普世性而非國家性的”，即應在國際上確
立起自身的戰略信譽，從而提高其國際地位。作者認為，國家的政治領導力可分為四種：
無為、保守、進取、侵略性。無為或保守的政府沒有動機改善國際地位，積極或侵略性的
政府則有擴大國際權力、提升國際地位的意願。另一方面，保守或積極的政府更願意反思
其政策是否合適，而無為或侵略性的政府則不願意這樣做。
在此基礎上，作者表示，當崛起國的領導人願意改革並借此提升國家實力時，就會減少該
國與主導國的實力差距，甚至最終在綜合國力上超過後者。與此相對照，無為的領導人則
會盡力避免衝突，因為他對本國的國際權力並不在意；保守領導人則願意通過改進其對外
經濟關係來維持目前的國際地位；進取的領導人則盡力去提高國際地位，一方面推動國內
改革，一方面擴大國際支持；侵略性的領導人則傾向於採取軍事手段擴大國際權力。因此
不同的領導類型導致了各國不同的戰略傾向。
第三，不同國家由於能力不同導致其經濟增長的結果不同，崛起國的成功將導致國際實力
對比的變化。作者認為，新崛起國會謀求改革現有的國際規範，以確保鞏固其維持國際地
位的最優方案。要是崛起國與主導國屬於同一種領導類型，雙方則會按照符合彼此同類利
益的方向改革現有的國際規範；否則將會按照自己的價值觀重塑新的規範。確立新規範有
“榜樣－模仿”、“支持－強化”、“懲罰－維護”三種方法。“榜樣”指主導國自願遵
守自己確立的規矩，希望通過遵守這些規矩幫助其像主導國一樣走向繁榮；“支持”指獎
勵那些遵守主導國主張的規範，“懲罰”則是懲罰違反這些規則的國家。
從各國的國際領導力看，國家可分為四種類型：強權(tyranny)，信奉現實政治；昏庸
(anemocracy)，政府行為不可信，變幻莫測；霸道(hegemony)，行為可信，卻以雙重標準
實行霸權；王道(humaneauthor-ity)，遵守國際道義規範，是最理想的國家模式。因此，
崛起國如果奠定了新的國際領導力，並不必然意味著它的領導比現有主導國更好，國際規
範的過渡並非線性、向善的路徑，而是隨機的，這取決於新的崛起國是何種性質的國家。
但如果其能夠傾向於道義，則會與其國際領導力呈正比；對於較弱國家，奉行道義則對增
進國際領導力意義不大。
第四，國際領導力的變化意味著主導國與崛起國之間權力分配的變化。如二者間競爭是零
和的，則會造成對現有國際秩序的破壞。如二者衝突引發國際格局或規範秩序的變化，則
會造成整個國際體系的不穩定。如其秉持不同的意識形態，則意識形態競爭會成為主流。
而意識形態對抗比物質利益的競爭更為激烈。
在此作者亦強調，國際秩序指國際體系的狀態，而國際體系則指由遵守現有規範的行為體
構成的複雜社會，二者在概念上應予以區別。由此，國家行為體、國際格局與國際規範的
變化不一定帶來國際秩序的變化，即便是戰爭也不一定改變國際體系。大國崛起可能改變
國際格局、國際力量的對比以及國際秩序，但只有極少數情況下才可能改變國際體系，如
二戰後雅爾塔體系的建立。
在闡釋上述理論的基礎上，作者最後對未來10年的國際形勢進行了預測，並得出如下結論
。
其一，未來10年的國際秩序將是“沒有全球領導者的兩極化”。中國崛起很可能改變美國
主導的單極世界，從而讓世界演變為兩極。這一狀態將令世界的地緣重心由歐洲轉向東亞
，因為中美在此均擁有重要的戰略利益，其地緣競爭也將圍繞東亞展開。由此，世界其他
國家將不得不在中美之間做選擇。
在全球化時代，中國與世界關係深度交織，令美對華遏制難以實現。美難以像冷戰時期一
樣援助盟友實現對華包圍，中國也不願通過向他國提供援助的方式回擊美國。其他國家對
中美競爭的態度也不同於冷戰時期，它們需要按照自身的特定利益作出選擇。如東盟國家
在經濟上選擇中國，在安全上則會選擇美國，這種平衡戰略將會越來越流行。因此，未來
10年中美任何一方都難以獲得全球領導權：中國不太可能放棄不結盟政策，不會向其他國
家提供任何安全保證；美雖然有50多個盟友，但川普不願為其買單。由此全球治理將會陷
入停滯，大國在氣候變化、反恐等議題上的合作將進一步下降。
作者進一步分析認為，上述不穩定的兩極秩序並不會演變為冷戰，雙方直接戰爭的可能性
很低。一方面核武器有效地阻止了熱戰，中國不願捲入代理人戰爭，這使冷戰難以形成。
中國始終認為經濟是國家實力的基礎，這一趨勢難以改變。但這種兩極也難以保障其他國
家的和平。主要大國不願介入世界其他地區的安全爭端，將賦予地區強國更多優勢和動力
，從而使其更傾向訴諸軍事而非外交手段，因此未來中東、歐亞、南亞和非洲等地區將面
臨更多衝突。在該格局下，各國均將更傾向於單邊主義。中美之間更喜歡雙邊而非多邊外
交，經濟競爭將進一步上升。中美更多使用經濟制裁將令世界其他國家紛紛效仿，強國對
弱國也更傾向於使用經濟制裁。在這種兩極化下，中美均難以確立起主導的國際規範，也
難以撼動民族國家作為行為體的本質，由此雅爾塔體系將繼續持續。
其二，國際社會將缺乏主流價值觀與戰略信譽。作者提出，未來10年國際社會難有可替代
自由主義的新意識形態。美國面臨反建制主義的挑戰，將難以恢復對自由主義的主導權，
也難以向全球提供新的價值觀。與此同時，強人政治降低了國家的戰略信譽，增加了國際
政治的不穩定性。政治強人傾向於不受制度約束，易造成政策的極端化和情緒化，從而使
政策的不連續性增強。其聚焦個人政治利益而非國家利益也會造成該國戰略信譽的下降。
當主導國缺乏戰略信譽，其他多數國家就會更強調主權，從而削弱了全球治理。作者最後
總結道，在未來的兩極體制下，世界各國都將強化雙重標準，雅爾塔體系的霸權屬性也會
留存。儘管美國政府退出不少全球機制，認為其有損於美國利益，但中俄日法英等國則願
意繼續維護這些機制，因而聯合國等將繼續成為國際規範的一部分。
《領導力與大國崛起》一書以崛起國的政治領導力為影響國際秩序、規範與體系變革的核
心變量，透過人、國家、體系三個層次，力圖建構起解讀和預測世界事務發展的邏輯框架
。作者對中美“無領導權”的“兩極世界”特徵的描述與預測較為符合目前世界的發展現
實，認為在未來中美任何一方均難以主導的兩極秩序下，世界將變得更加不太平。儘管中
美之間不會發生熱戰和冷戰，但局部的衝突會加強。正如作者指出，未來“中東的遜尼派
和什葉派，歐洲的自由主義和民粹主義，拉美的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發展中國家的國家
主義和市民主義將更加激化”。而這也正是目前世界各地亂象迭起的原因。
作者也指出，在主要大國構建國際規範作用缺失的背景下，地區霸權會更加冒進，不僅更
易於訴諸軍事競爭，而且會在經濟領域模仿中美“貿易斗法”，更加頻繁地使用經濟制裁
手段。這種判斷不無道理。的確，自2019年7月以來，日本一反常態對韓國圍繞“二戰勞
工”問題在貿易問題上衝突不斷升級，最終外溢到安全合作領域，可以視為是這一宏觀環
境下的衍生結果；中東地緣、教派衝突、拉美左翼與右翼之爭在外部失序的背景下均趨於
強化，亦是這種判斷的現實寫照。
作者指出，崛起是比發展更為困難的事務，兩者對國際環境的需求有著巨大差別。一國謀
發展可以少介入甚至迴避國際事務，而崛起就不可避免地要廣泛介入國際事務。因為崛起
的本質是要縮小同主導國的差距，甚至實現超越，與主導國的戰略競爭無法避免。由此，
根據道義現實主義理論，中國對外要更加注重國際戰略信譽的建構，爭取得到廣泛的國際
支持。在相關的媒體訪談中，作者曾提出提高國際戰略信譽的路徑有三：一是為中小國家
提供安全保障。在無序的國際體系內，中小國家最需要的是安全保障，誰為它們提供安全
保障，它們就支持誰。二是兌現國際承諾，讓較多國家相信能從中國崛起中受益。同時要
認識到，對外承諾一定要在中國實力的範圍之內，不能超出這個範圍。三是內外政策一致
。在全球化時代，內政外交兩個大局合為一體，內外政策一致才能增強其他國家對中國的
信任。內外不一致的政策會導致他國不信任中國的對外政策。這些均是非常有見地的觀點
。
不過，掩卷而思，書中的一些觀點也值得進一步商榷。正如美國著名學者亨廷頓指出，理
論縱然有利於解釋世界大勢，但因其高度簡約和概括，也有簡單化之嫌，難以涵蓋豐富世
界的各個方面。作者選取領導力這一變量，提出對內改革、對外獲取戰略信譽是大國實現
成功崛起並主導國際體系的關鍵。作為現實主義者這一邏輯推理本身並無漏洞，但將一國
成功崛起僅僅歸因於改革和戰略信譽似乎略顯牽強，支撐不足。在有關大國崛起的成功經
驗中，政府的治理能力僅是其中重要因素，人口、資源、經濟實力、國民士氣等也很重要
。儘管政府的執政具有“加倍器”效應，但決不可僅強調一種因素而忽略其他因素，這就
使“領導力”作為獨立變量的支撐意義不足。
同時，作者提出一國對外的“戰略信譽”是其能否獲得國際道義、從而提升綜合實力的關
鍵，這一點其實正是現實主義所主張的國際聲望也是一種重要的權力資源的觀點。不過，
對一國綜合實力而言，對外領域中不僅要獲得聲譽，還要盤活外交、制度、話語權等資源
，僅聚焦戰略信譽是不夠的。作者將戰略信譽細化為是否結盟、是否兌現承諾和是否內外
一致，具有一定創新性。但結盟本身更是國家軍事外交、制度資源的一部分，在信譽方面
主要體現為是否兌現承諾，因而作者將結盟與是否兌現承諾分為兩類似有失偏頗。在結盟
為什麼是大國崛起的必要之舉方面，也似應展開更有說服力的論述。
最後，作者對未來10年國際秩序的預測有其前瞻性，但對中美必然不會進入冷戰的判斷似
顯依據不足。作者的主要依據是：中美難以爆發代理人戰爭，因為中國不會主動謀求這樣
一場戰爭。但這忽視了自身面臨的與核心利益密切相關的問題，等等。因此中美始終要對
戰爭的可能性保持警醒，惟其如此才能避免衝突發生。作者還認為，在經濟相互依存的時
代，中美與世界深度交織，從而也限定了冷戰發生的可能，特別是第三方不願在雙方之間
做選擇。這似乎模糊了本書現實主義的底色，而回到自由主義所謂相互依存可以降低戰爭
與衝突的可能性的主張。隨著美國戰略上對華展開全方位競爭，經濟上加快“脫鉤”，“
全政府－全社會”戰略佈局的展開，世界是否將重回冷戰，將是中美始終要警惕的一個重
大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