標題: 桑德斯視角：民主社會主義與社會民主 兩者不能混為一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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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塞莫魯（Daron Acemoglu） 2020年02月29日 12:00:00
曾幾何時，美國政治有一條不成文的規定，那就是社會主義者永遠不能擔任高級公職。但
現在成為美國民主黨總統提名主要候選人的卻是一位自封的「民主社會主義者（democra-
tic socialist）」：美國聯邦參議員桑德斯（Bernie Sanders）。
美國是否應當接受這一變革？
民主黨人的初選內容比僅僅針對美國總統川普（Donald Trump）要多得多，人們渴望徹底
解決嚴重的結構性經濟問題促成了桑德斯的崛起，在二次大戰後的數十年中，美國經濟生
產率穩定成長，所有工人的工資（不考慮教育因素）平均每年以超過2%的速度遞增。
但這在今日已難以為繼。
過去40多年來，生產率成長乏善可陳，經濟成長放緩，越來越多的收益比例流向了資本所
有者、以及受過高等教育的人，此外，平均工資停滯不前（透過通膨調整後），擁有高中
學歷（或以下）的工人工資實際呈下降之勢。
只有少數幾家公司（及其所有者）主宰整個經濟，收入最高的0.1%拿走了國民收入的逾
11%，此一數字在20世紀70年代僅為2.5%。
但民主社會主義是否能治癒這些頑疾？
作為一種視市場經濟為本質不公平、不平等且不可救藥的意識形態，解決辦法是切斷這種
制度最重要的生命線：那就是對生產資料的私有制，相較公司及所有機械設備由一小群所
有者掌握的制度，民主社會主義者更樂於接受「經濟民主（economic democracy）」，也
就是將企業交由工人或由國家運營的行政機構所控制。
民主社會主義者將他們所設想的制度與蘇聯式制度進行對比，他們認為，民主手段完全可
以實現目的。
但（拉美）最新的生產社會化嘗試嚴重依賴反民主制度，這恰恰引出了美國目前辯論的另
外一個問題：民主社會主義已與社會民主（social democracy）混合在一起，同時不幸的
是，桑德斯助長了這種混亂局勢。
「社會民主」指的是20世紀整個歐洲，尤其是北歐國家興起並在歐洲佔據主導地位的政策
架構，同樣側重控制過度的市場經濟，減輕不平等，改善最不幸群體的生活水準。
儘管桑德斯這樣的美國民主社會主義者往往以北歐社會民主為榜樣，但這兩種制度間實際
存在著深刻必然的差異。簡言之，歐洲社會民主的目的是規範市場經濟，不是取而代之。
我們以很早就與馬克思主義（Marxist ideology）意識形態和共產黨保持距離的瑞典社會
民主工人黨（Social Democratic Workers Party, SAP）為例，來瞭解社會民主政治的演
變方式。
瑞典社會民主工人黨的創黨領袖布蘭汀（Hjalmar Branting）創建了一個平臺，不僅吸引
了產業工人，也吸引中產階級。
最重要的是，瑞典社會民主工人黨通過民主手段爭取權力，在體制內為改善絕大多數瑞典
人的生活條件而付出努力。在大蕭條後的首次選舉中，瑞典社會民主工人黨領袖漢森（
Per Albin Hansson）稱該黨為「人民之家（people’s home）」，並且提出了包容性議
程。
選民們以高得驚人的41.7%的得票率獎勵了瑞典社會民主工人黨，使之與農業黨（
Agrarian Party）結成了執政聯盟。
在又一次取得壓倒性選舉勝利後，瑞典社會民主工人黨於1938年組織了一次由企業、工會
、農民和政府代表組成的會議，此次會議在度假勝地薩爾斯巴登（Saltsjobaden）開啟了
合作勞動關係時代，決定了瑞典往後數十年來的經濟。
瑞典社會民主契約的關鍵支柱是集中設定工資制（centralized wage setting）。
按照雷恩-麥德納模式（Rehn-Meidner model，以2名瑞典現代經濟學家的名字命名），工
會和商業協會談判了全行業工資，政府則負責維持積極的勞動力市場和社會福利政策，同
時還投資於勞動者培訓和公共教育。
結果導致工資大幅縮水：所有從事相同工作的人，無論技術水準、公司盈利能力，均獲得
同等數額的工資。
上述制度並沒有導致生產資料社會化，反而支援了市場經濟，因為它允許生產性企業繁榮
發展，投資和擴張，競爭力較弱的對手卻為此付出了代價，因為工資水準按行業設定，由
此產生的回報（利潤）得以留在生產率提高的公司。
不出所料的是，在上述制度下，瑞典生產率穩定成長，瑞典公司在出口市場上擁有極強的
競爭力，此外，其他北歐國家也建立了類似的制度：在部分頗具說服力的案例中，建立上
述制度的並非社會主義者或社會民主人士，而是中右翼政府（center-right governments
）。
從廣義的角度看，社會民主成為戰後工業世界繁榮的基礎。其中同樣包括美國，新政（
New Deal）和隨之而來的改革強化、建立了社會民主契約的重要組成部分，包括集體談判
、社會福利政策和公共教育。
當知識和政治潮流偏離以市場為基礎的社會民主契約時，情況通常就不會太好。
20世紀60年代起，瑞典和丹麥工會在更為激進的左翼力量影響下，全面擁護民主社會主義
，並開始要求經濟民主和直接控制利潤。
在瑞典，引發了與企業的激烈談判，並因此設立了「工薪者基金（wage earner funds）
」，於是公司利潤的一部分（通常以新股發行的形式）會被放入公司一級的勞動者基金。
上述變動破壞了企業和工會之間的合作協定，並扭曲了先前推動投資和生產率成長的激勵
措施，截至20世紀90年代初，上述制度的缺陷已顯而易見，這套制度也因此而遭到唾棄。
當自由市場思想潮流導致社會民主契約右偏，同樣會帶來糟糕的結果。在生產率表現同樣
溫和的情況下，不平等現象逐步擴大，只留下已然千瘡百孔的社會安全網路。
因此，我們需要的不是市場基本教義（market fundamentalism）或民主社會主義，而是
社會民主。
美國需要有效監管來控制集中的市場力量，工人需要更大的發言權，公共服務和安全網路
則需要加強，最後，但同等重要的是，美國需要一項新的技術政策，以確保經濟發展軌跡
保障所有人的利益。
上述這些均無法透過公司社會化來實現，尤其值此全球化和技術領導型企業主導經濟成長
之際。
市場必須受到監管，而不是遭到廢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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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宮視角：川普很怕面對的挑戰者 就是比他更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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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魯（Elizabeth Drew） 2020年02月28日 07:00:00
11月的美國總統大選是現代歷史上最重要的一次大選之一。越來越極權、忿恨和危險的川
普（Donald Trump）能否繼續掌權4年，將決定未來美國是什麼樣子。
2020年的大選不會是典型的大選：兩黨在程度上有差異，但在類型上相同，首先，民主黨
必須選出候選人，而這一回，競爭無比激烈。
前任副總統拜登（Joseph Biden）第3次嘗試角逐白宮主人寶座，但表現似乎不如前兩次
。拜登是個有人緣的領袖，一位具同理心的體面男子，待人和善，但正是這種討人喜歡的
特點，可能讓他在選舉中鎩羽。
他缺少了（我稱之為）「總統特徵」的東西：即尊嚴感和孤家寡人感，要讓人感到抵觸他
很不明智，他還缺少了一種暗示：提醒民主黨儘管他曾擔任歐巴馬（Barack Obama）的副
總統、但並無法讓選民知道他將如何治國。
華倫（Elizabeth Warren）大勢已去也不足為奇。
一開始，她面對問題時說「我有一個計畫」，她熟諳美國政府，也吸引了一群死忠擁護者
，但她似乎沒有認識到，實施如此多的新計畫是不可能的事。
她的部分聯邦參議院同僚（包括盟友）早告訴我，她無法「討好處」，她們不喜歡華倫那
「假仁假義（holier-than-thou）」的態度，華倫所面臨的冷感，不是和粉絲一起自拍就
能解決。
另一聯邦參議員桑德斯（Bernie Sanders）也是過度承諾的受害者。
他仍然是年輕選民心中的最佳人選；大部分年長選民質疑他能否兌現所有承諾，包括公立
大學免費和赦免學生債務。
華倫和桑德斯都陷入了「全民健保（Medicare for All）」的麻煩。
兩者都沒有說明，如何利用單一支付系統取代「歐巴馬健保（Obamacare）」，而同時不
需增加中產階級稅賦，部份工會也因這將取代先前所談成的更好健保計畫而反對。兩人都
為了促成上述計畫而放棄了其他福利。（華倫隨後調整了方案，但仍無法令人信服。）
桑德斯自稱「民主社會派（democratic socialist）」，在黨內團結被視為擊敗川普的關
鍵的時候，他是個麻煩人物，桑德斯僵化的意識形態限制了他的追隨者數量，他未能擴大
選民基礎。
儘管贏下了毗鄰家鄉佛蒙特州（Vermont）的新罕布什爾州（New Hampshire），但所獲選
票較2016年減少了50%。
但在目前，我們無法排除桑德斯可能贏得民主黨的總統提名。
在新罕布什爾州初選前的四場晚間辯論出色表現，民調居第3名的聯邦參議員克洛布夏（
Amy Klobuchar）（在愛荷華州，她排名第5）成了人們口中的「崛起（a surge）」。
但辯論絕非總統能力的唯一指標：辯論檢驗是否可愛、聰明、有遠見，但並無法揭示候選
人的性格、判斷力、好奇心、智慧和外交技巧。
目前，克羅布夏崛起的障礙是她待不好的名聲，這讓她難以吸引和留住優秀的助手。
克羅布夏缺乏遠見，她在兵不血刃拿下明尼蘇達州勝選的經驗顯然令人印象深刻，當時她
僅強調底層出身（她的祖父是一位煤礦工人）但未說明自己的公司背景，包括美國最大、
也是最具爭議的私人公司：農商巨擘嘉吉（Cargill）。
38歲的布塔朱吉（Pete Buttigieg）是民主黨角逐總統提名候選人中最大的黑馬，他的聰
慧冷靜皆非凡人所及，儘管對手們訕笑布塔朱吉的政治經驗只有印第安納州（Indiana）
南灣市（South Bend）小城市的市長，但聯邦專案的成功讓他為人所熟知。
他曾志願參軍，在阿富汗服役，並且比大部分競爭對手（除了拜登以外）更關注外交政策
。他泰然自若地承認自己是已婚同志，他有一種扭曲的幽默感，巧妙揶揄反對者的風格讓
人不禁想起歐巴馬。但這就足以獲勝嗎？
柯林頓（Bill Clinton）曾訴諸同理心，美國人也目睹歐巴馬2012年在桑迪胡克（Sandy
Hook）小學大屠殺慘案後的啜泣。
很難想像布塔朱吉會哭，因他給人的印象是「高冷（come off）」，一如他曾經擔任麥肯
錫規劃師（reserved McKinsey planner）的形象，這可能是到目前為止他難以吸引少數
族群選民支持的原因，其他原因還包括他在市長任上作出爭議的人事決定。
你可以想想布塔朱吉的睿智、迅速幽默感能夠讓川普自亂陣腳，但全美選民能否如民主黨
選民那般接納同志候選人，還在未定知天。
3屆紐約市市長彭博（Mike Bloomberg）加入戰局後，便受到了外界嚴格的審視調查：這
讓他陷入洶湧暗流。
例如，他被指責為種族主義，特別是他在市長任內推出的「攔截檢查（stop-and-frisk）
」，以及他經商時的「直男癌（misogyny）」；他在成為市長前所發表的下流言辭現在也
廣為流傳。
但彭博的財力雄厚，可自掏腰包參選，並透過贊助候選人、提供市長培訓項目（大多是黑
人，同時也幫助婦女晉升）等為自己打造了重要的聯盟。
此外，彭博的執政經驗以及冷靜的能力讓他吸引了大量選民。
彭博的主要吸引力在於他被視為最能擊敗川普的候選人，川普很怕面對一個比他更富有的
挑戰者（並且顯然知道川普先前在紐約見不得人的商業行為）。
能買來的政治優勢也許不公平，更或者是錯的，但川普是一個使人警惕的人物，許多選民
到現在似乎仍甘願忽略這不可原諒的因素。
因此，2020年的大選是美國民主遭遇危機的一次大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