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譚德塞指責台灣人謾罵時，他的家鄉衣索比亞防疫近況如何？
文：徐浚堯（於衣索比亞工作及居住近三年的台灣人）
關於譚德塞的「Negro」指控
近日「台灣」兩個字在谷歌（Google）搜索引擎上的聲量扶搖直上，拜現任WHO秘書長譚德塞（Tedros Adhanom Ghebreyesus）於4月9日晚間在瑞士日瓦召開的世界衛生組織記者會所賜。我當天幾乎是全程觀看世衛組織的直播，當他講出「Negro」這個詞的時候，在我看來他犯下了一個很大的錯誤。了解衣索比亞的人會立刻知道錯誤在哪裡，可惜大部分的台灣人和世界上的人並沒有看出來問題所在。
我是個在衣索比亞居住了近三年的台灣人，在頻繁地與當地政府以及人民的接觸下才漸漸瞭解到這個國家。「Negro」一詞對於大家來說並不陌生，這就不多贅述。但從一個衣索比亞人的口中被說出，就是個矛盾和訊息，因為一般來說衣索比亞人是不會稱呼自己是「Negro」，這種情節和國家的歷史是緊密連結在一起的。衣索比亞從古至今從未被西方霸權殖民過，歷史上也從未有過「黑奴」的歷史，普遍的衣索比亞人心目中，「Negro」以及「African」兩個詞都是用來稱呼這片古老高原大陸以外的非洲國家人們。真正衣索比亞人對於自己的稱呼是「Habesha」。
基於上述的民族情結，當你我在衣索比亞對當地人說出「Negro」或是「African」的時候，前者來說，Habesha人民普遍是會糾正外來訪客的，並且說道這是對非洲人所用的詞。後者方面，則會開始解釋Habesha人民不是非洲人，並且會從宗教、血緣、歷史以及長相各方面去做解說。
所以當譚德塞博士大聲的在記者會脫口而出「Negro」這個詞的時候，可以很明顯的透露出一個訊息：政治操作。
今天這個詞如果是從來自奈及利亞、南非等撒哈拉南部非洲的具有「被殖民被奴役」歷史的非洲國家代表人說出時，殺傷力絕對會大於譚德塞博士。一個來自不認同「Negro」一詞國家的人，將這個詞說出並且指控台灣當局「種族歧視」非洲的同胞們時，更加展現出政治氣息。
很明顯的，這套說詞可能不太會是完全由譚德塞擬稿，又或者說依照衣索比亞人的民族性，這種詞語被使用的可能性是不高的。
更有可能是背後有某個團體甚至是「政治實體」在下指導棋，希望藉由譚德塞的膚色以及地緣關係祭出「種族歧視」這張悲情牌。這張牌在理想的狀況下，通常會鼓動和影響幾個族群：西方反種族歧視團體以及人士、非洲各國。
至於衣索比亞方面，他們的人民不需要認同譚德塞的用詞，而只需要知道他們國家的人「被侮辱」即可。如此一來便可以湊齊非洲大陸上近乎整個非盟的支持，並且藉此造成部分西方人士的分裂，好轉移世界衛生組織荒腔走板的疫情處理，另闢一個新的話題。
不過很明顯的，這次並沒有發揮成效。武漢肺炎所造成的疫情衝擊，已經不是這種跳梁小丑等級的焦點轉移伎倆可以應付的。相反的，除卻非洲以外的世界各國人民，普遍是針對譚德塞給予更為猛烈的抨擊，並且反彈的聲浪不減反增。至於非洲的狀況也沒有達到全部站在同一陣線的效果，縱使非盟發表聲明將會力挺譚德塞博士，但底層的百姓卻是一分為二產生不同的論點。這與非洲本生的政治情況有所關聯。
綜觀上述，針對譚德塞博士這次的爭議性發言，很大的可能性是「政治因素」使然，恰恰符合譚德塞發言後段內容。在中國佈局了超過十年的「一帶一路」大戰略引導下，加上這次疫情的爆發地點正是中國本身，勢必要透過自身的「大外宣」和操縱魁儡團體及其領導人將風向導向其他的話題上，使自身從病毒散播者的話題中脫身。
現實中的衣索比亞近況
目前譚德塞祖國衣索比亞的狀況一直為台灣人所不知，究竟這個於2017年產生現今世界衛生組織領導人的國家，當前防疫狀況如何呢？
目前的衣索比亞聯邦已經根據憲法進入了全國性緊急狀態（SOE, State of Emergency），並且在3月31日時我所在的奧羅米亞州（Oromia Region）便宣布全州軟性封鎖：中斷公共運輸營業、政府機關除必要人員外，其餘在家辦公、禁止集會活動、學校停課、法院庭審。並且所有的企業、政府機關需要強制徹底執行洗手以及社交安全距離政策。
目前境內主要宣布軟性封鎖的州一共有：提格雷州（Tigray Region）、阿姆哈拉州（Amhara Region）、南方州（South Region）等主要三個重點州。其中以提格雷州的實施最為徹底和嚴謹。
聯邦直轄的兩個城市：首都阿迪斯阿貝巴（Addis Ababa）以及特別行政區德雷達瓦（Dire Daw）目前實施公共運輸乘載管制，運輸工具只能限乘總乘載的一半人數。此外公共運輸實施鐘點管制：計程車於晚間八點至隔日清晨六點不得營業，巴士依原訂時間營業。
奧羅米亞州目前的執行並不徹底，至少我所在的城市和隔壁的城市都是如此。衣索比亞最大的貨櫃陸港（Dry Port）便位在我居住和工作的城市莫就（Mojo Town）。縱使公共運輸已經停止，街上的行走的人數仍是相當可觀，城市中的市集依然照常營運，絲毫不受到疫情的影響，也相對增加了病毒傳染的風險。郊區農村的村民們對於武漢肺炎的了解度甚低，僅限於戴口罩可以降低受感染風險、外國人帶有病毒、安全距離。人們缺乏正確的疫情資訊和防疫概念，完全沒有分辨是否受感染的能力以及避免被感染的能力。
政府機關方面
地方政府機關並沒有真的將能量投入到疫情防護當中，政府官員除了一味的要求外資公司加強防護之外，便是不斷地伸手索討物資。這裡的物資不單只針對疫情的防控物資，其餘包含：金錢、重型機具車輛、建築物資等。
如果外資企業不從或者是達不到政府官員的要求，多半免不了遭到言語恐嚇等威脅行為。並且企業們捐給政府的口罩物資多半流落到官員手中，可以很明顯看到幾乎只有政府官員配戴口罩，路上的一般老百姓都是完全暴露在病毒的威脅之下。部分政府官員掛戴的並不是一般的不織布醫療口罩，而是N95。
種族歧視問題
境內的種族歧視狀況已經到達了近三年來最嚴重的狀況。近日來已經發生多起攻擊案件，都是針對外籍人士，並且有所聞在那些外籍人士在被攻擊之後，攻擊者曾大喊「Corona！」
至於我個人所遇到的歧視狀況也不少。政府機關的人員見到我會不斷地的用本地語言說著：「為什麼會有中國人來到這裡？」並且立刻遠離我。更甚者發生過當我在下樓梯的時候，前方以及後方的人會利用奔跑的方式下樓梯，只為了遠離我，因為他們認為我帶有病毒。當我在奧羅米亞州的首府城市阿達瑪（Adama Town）的餐館用餐時，服務生直接對者我詢問：「是否已經被檢測以及隔離？」路上的司機以及路人多半對我投以不友善的眼神，並且時不時的會對我大喊「Corona！」
如果說之前我認為衣索比亞的國家政治鬥爭日益加劇，以及尼羅河大壩帶來的國際衝突已經將這個國家帶入最黑暗的時刻，今天的我則認為之前所想的還不是最黑暗的時刻。現今疫情帶來的狀況才是最黑暗的時刻。本國族群與外籍族群間的不信任和歧視，將會在往後的日子裡帶來更多的問題。
真實防疫現況以及信任度
衣索比亞的確診人數尚未突破百人關卡，截至目前為止根據官方資訊，將近80％的確診病例都是境外移入。官方對於自身的防疫控制是非常有信心的。
在我看來，這只不過是仿照中國政府的相同手法。之前在阿達瑪發現的本土病例是一位藥師，根據帳冊的記錄，該名藥師在確診之前已經有過將近八萬筆的交易紀錄，循著這個線索去推斷的話，間接可以知道這位藥師至少已經與超過萬名以上的消費者有近距離接觸。但是政府僅循線追回24人去進行檢測，並且之後完全沒有這24個人的消息。除此之外，政府針對全部的本土案例，除了報導已經隔離之外，並沒有進一步地針對疑似接觸人群的追蹤報導。
事實上，衣索比亞政府完全沒有能力針對疫情作出有效的防控，唯一能做的除了呼籲群眾洗手以及保持安全距離之外，是不具備任何追蹤根源的手段。前述的事項造成了外資企業多半不相信政府公布的數據資料，也失去對於衣索比亞政府的信任。
本地人民方面，大部分的鄉村地帶人民對於政府的作為只有盲目的信任，主要是因為「資訊不對等」所造成的。因為大部分鄉村地帶的人民缺乏吸收國外資訊的手段，除了聽從政府的發言之外，對於外面世界防疫的狀況基本上是零認知；城市地區以及受教育階級的人，有較高的比例上不相信政府的控管手段。這群受教育的知識份子多半具備比大多數台灣人還要好的英文能力，在不斷接收各國新聞以及外界真實狀況資訊的情況下，他們擁有比一般人更多的「超前部署」能力。但仍有很多受教育份子也和農村區域的人一樣。
簡而言之，目前衣索比亞政府在實質上能做的控管手段非常有限。外資企業普遍對於政府不具備信任。
中國影響力發酵？
中國在這波「大外宣」的行動當中，是否已經將影響力深植並且在衣索比亞發酵了？相信這應該是非常多台灣人所好奇的問題。
馬雲基金會捐贈了大量的物資並且運抵阿迪斯阿貝巴，由現任衣索比亞聯邦總理阿比（Abyi Ahmed）與非洲聯盟分配給各個成員國作為防疫用途。在我看來這並沒有強大到可以改變中國在非洲人民當中的普遍印象。
我們要把「大外宣」的影響切割為兩個面向來看：政府以及百姓。
政府層面來討論的話，確實這波宣傳戰略已經達到了中國政府所訂定的目標。成功的鞏固了在非洲的羽翼，各國政府無一不是讚揚中國的康慷以及兄弟之情。但這也都只是表面，相信中國政府也了解這一點，我們同為在非洲與政府打交道的人，都大概了解他們的官方在想什麼。這灘水太深太濁。
百姓層面來說，完全沒有任何的改變，中國人在非洲的形象早就已經被定義為：侵略者。在我看來，這種侵略的印象相較之前「大獵非洲」年代的西方資本霸權的形象是半斤八兩的，甚至更嚴重。中國人在非洲一手打壓非洲老百姓並且掠奪資源，另一手高舉救世主和兄弟的旗幟，已經造成了許許多多人的反彈。
中國人在非洲的行為模式是與世界格格不入的。當一個國家的資本進入到另一個國度時，需要被考量的層面是非常廣泛的，諸如：文化、體制、社會行為模式等。當我們對於一個地方有所理解之後，才會將母國所使用的制度進行一系列的在地化融合改造（Localize），去形成一種符合該地方特色的管理模式。
但中國人多半並沒有這樣做。只有極少數做到了融合。
來談談何謂中國人的非洲管理模式，簡而言之就是：壓榨。極端的壓榨。
中資企業將華夏文化那套作法帶入非洲，並且給予了絕對上的壓榨，僅給予員工最低的薪資待遇，並且超時工作成為常態性。當員工對於薪資以及工作量不成正比試圖提出意見時，中資企業會擺出一副「不想做你可以不要做，外面失業率高，不做餓死你。」的那種態度，逼迫本地員工妥協於低薪。當然，造成員工反彈還有個更重要的大前提：衣索比亞人喜歡溝通談判。
每當員工提出勞資協調的要求時，大中華主義作祟的中國人是不接受談判的，他們傾向用絕對的力量壓制員工。這點是與西方企業最大的差別，西方的企業在這邊多半與員工具有良好的溝通手段，並且了解衣索比亞人的民族性和文化，這也使得他們有著更好的融合。這是當前多數中國人所做不到的。
另一方面，中國人喜歡歧視衣索比亞人的文化。單就拿筷子吃飯這一點，就可以產生一套「非洲人用手吃飯，所以都是野蠻人」的說法。近年來中國人所帶有的大中華民族主義的驕傲感，也讓他們不斷歧視衣索比亞人的各種文化，並且無上限膨脹自身，間接導致很少人願意去了解衣索比亞文化，更別說融合。
總結來說，中國政府的大外宣行動，在非洲所能取得的成效是局部的以及片面的，並未真正的深植在平凡百姓的心中。至少在衣索比亞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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