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疫情令世界加速洗牌 誰在崛起或衰退？
澳大利亞總理莫里森說，當前的形勢與國家主權息息相關，但無關意識形態。他只說對了一半。
關於國家主權的討論的確正捲土重來。但這是意識形態的終結嗎？言之過早。
我們先來談談國家主權。
新冠疫情危機僅僅加緊了已經發生的事。
近年來，所謂的全球自由秩序承受了一場意想不到的批判，對主權的重新強調引起了更加強硬的民族主義。
三十年前，美國政治學家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宣告“歷史終結”——自由民主戰勝共產主義，迎來全球資本主義的崛起。但30年後，歷史毫無疑問般重演。
我們面對著怎樣的現實？
脫歐是英國拒絕歐洲集權，決定自己命運的渴望。
特朗普的口號“讓美國再次變得強大”把美國的利益放在首位。他不曾食言，挑戰自由貿易和多邊主義政策。
特朗普擊退了北約組織夥伴要求美國直接投入預算的要求。他向中國發起了一場貿易戰，糾正他所認為的北京的操控和盤剝。原因很簡單：中國搶了美國的飯碗。
他還讓美國退出了《巴黎氣候協定》。
中國自身已具備強烈的民族主義情緒。習近平促成了“中國對抗世界”的論調，提醒中國人銘記所謂外國列強帶來的百年恥辱。
習近平無視海牙國際仲裁法庭的判決，宣示具有主權爭端的南海為其領海。
在世界其他地區，宣揚民族主義的領導人也頗受歡迎——俄羅斯總統普京、匈牙利總理歐爾班、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巴西總統博索納羅，以及菲律賓總統杜特爾特。
在歐洲各地，對移民的抵制助長了右翼勢力的複闢。
保守派或右翼政治團體必然得益於這股民族主義浪潮。
國家主權，激起了對弱肉強食心態重現的擔心。最糟糕的情況是，批評家認為激烈的民族主義會引發戰爭。納粹德國一直都是最為典型的例子。
對歸屬感的需求
然而，有些人卻是民族主義的辯護者。以色列政治學家約蘭·哈佐尼（Yoram Hazony ）說，民族主義表達了人類對歸屬感的深切需求。
他在所著的《民族主義的美德》（The Virtue of Nationalism）一書中寫道：
“事實上，我們每個人都想要，也需要其他東西......民族自決的權利——這是一個民族或國家的自由。”
冷戰之後的全球化之夢——一個沒有邊界的世界，如今看起來卻脆弱不堪。新冠疫情危機揭露了一些國家的優勢與弱點。
被疫情圍困的意大利人沒有期望歐盟的幫助，而是從本國政府尋求出路。美國人需要美國式的解決辦法。
而在澳大利亞，我們不僅希望政府保證我們的安全，而且還能讓我們維持運轉。
正如哲學家克雷格·卡爾霍恩（Craig Calhoun）在其著作《民族事務：文化、歷史和世界主義夢想》（Nations Matter: Culture, History and the Cosmopolitan Dream）中所寫，首先，“民族主義不是道德上的錯誤”。
如其所述，“民族主義有助於人們在充滿國際流通和恐懼的世界中尋獲一份歸屬感”。
意識形態仍未被擊敗
國家主權已然復歸，但意識形態仍未被擊敗。
不管莫里森怎麼說，澳大利亞對新冠病毒的反應都帶有意識形態傾向。
莫里森政府為實行國家管控，摒棄了自由黨傳統的自由市場理念。
澳大利亞政府支付失業工人的工資，提供免費托兒服務，提供租金補貼，所有這一切的到來伴隨著對國民生活的空前干預以及對自由的侵蝕——警察執行封鎖、保持社交距離。
聯邦政府已經負債累累，心甘情願地進入經濟衰退，因為政府認為這些都是抗疫所需的必要措施。
自由主義者和自由市場人士感到好笑，但如今他們正站在失敗的一邊。
新自由主義，在過去40年來佔據主導地位的意識形態已經潰退，全球金融危機將其削弱，而新冠病毒有可能將其埋葬。
細細體會一下被稱為新自由主義之父的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Hayek）的話。他曾說社會的公正只是“一道海市蜃樓”。
前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是哈耶克的忠實信徒。她曾說過，“根本沒有社會這種東西”。她曾在保守黨會議上拿出哈耶克的《自由憲法》（Constitution of Liberty ），並宣稱“這本書才是我們信仰的”。
現在還有誰會回應哈耶克或撒切爾夫人呢？
一個“後美國世界”
國家主權的複歸所引起的些許疑問是，它將採取怎樣的形式？
意大利學者吉安保羅·貝奧奇（Gianpaolo Baiocchi）提醒我們說，“人民主權的政治工程並非結束狀態”。
他說，右翼對國家主權的定義是“排他”的“狹隘式分離”。
貝奧奇警告說，對一些人而言，主權“意味著封閉、終局、邊界、否認”。
相反，他談論了人民主權。一種政治上所說的“我們”。
比如說，人民主權挑戰西方殖民地國家，使這些國家必須應對原住民群體在主權政治權利方面的主張。
國家主權的複歸不代表主權的界限已經確立。
世界秩序正處於重建之中。它在新冠疫情之前業已開始，眼下它正加速進行。
自由民主已經衰退，而威權主義卻在崛起。中國的實力日益強大，而它正在挑戰美國的霸權。
十年前，記者兼政治思想家法里德·扎卡利亞（Fareed Zakaria）說，“他國的崛起”可能會迎來一個“後美國世界”。
新的版圖
以國家主權為核心的全球秩序要求我們規劃出新的版圖。
一百年前，全球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重建。
英國前首相大衛·勞合·喬治（David Lloyd George）在上台前曾稱一戰為“一場大洪水、一場大自然的災變...... 給社會和工業結構帶來了前所未有的變化。”
如今看來，那些話都說對了。
歷史學家亞當·圖澤（Adam Tooze）在其著作《洪水》中說，奧斯曼帝國、哈布斯堡（Habsburg）帝國和俄羅斯帝國的解體意味著“儘管主權激增，而它卻變得空洞化了”。
一個更強大的國家出現了，這就是美國。到了1928年，圖則說，希特勒對美國日益上升的支配地位發出警告。
他寫道：“恰恰是美國資本主義民主在未來的支配地位帶來的潛在優勢，促使希特勒、斯大林、意大利法西斯和日本法西斯採取那樣激進的行動。”
第一次世界大戰讓全球走向大蕭條，最終導致第二次世界大戰；到了1945年，溫斯頓·丘吉爾將這一時期稱為第二場三十年戰爭（Thirty Years War）。（譯註：三十年戰爭是17世紀時發生的第一場全歐混戰，由神聖羅馬帝國內戰引發，諸多歐洲國家為了歐洲利益再分配而戰。這場戰爭推動了歐洲民族國家的產生，也是歐洲近代史的開始。）
劇變會滋生劇變。全球秩序的變化將帶領我們走入未知。
從2001年的“九一一”恐怖襲擊之後，到伊拉克與阿富汗發生戰爭、到2008年出現全球金融危機、到中國崛起，再到今天的新冠病毒危機，舊有的必然之事已被動搖。
我們仍然在一個彼此互聯的世界。全球主義並不容易解體。事實上，全球應對是戰勝病毒的部分必須措施。
後新冠病毒世界會是什麼模樣？我們會轉向專制統治嗎？政府會繼續在我們的生活中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嗎？那種狀態會超越自由市場嗎？
既然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結束迎來了美國的支配地位，那麼中國會從此刻開始變得更加強大嗎？
國家很重要。主權也很重要。尤其在當下。莫里森總理在這一點上是對的。但是，意識形態無時無刻不重要。
本文作者斯坦·格蘭特（Stan Grant）是查爾斯特大學（Charles Sturt University ）原住民事務主席，同時兼任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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