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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冷戰結構，將在西方各國追究中國疫情責任下成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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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疫情在全球蔓延擴散，已經造成各國慘重的生命財產損失。面對北京刻意隱匿，以及世界衛生組織延遲發布緊急事態，西方民主國家正展開一場輿論戰與法律戰，不僅追究中國的政治責任，同時也尋求鉅額的經濟賠償。
其中，美國指控中國在武漢的實驗室製造病毒釀禍，英國也認為有必要釐清疫情擴散的責任，中英關係不可能一如過往，法國則宣稱不能因為中國數字的美觀就輕信其防疫政策的效果。
深入觀察，川普反擊自然有連任的操作斧鑿，但是中共趨近卸責與扮演救世主的大外宣內容已讓各國輿論反感，譚德賽指責美國防疫政治化的失控言行，更讓深陷政經壓力的川普撿到槍。關鍵在於從華府語境邏輯的脈絡思考，可視為這場輿論戰其實是美中大國博弈的延伸，涉及的是疫情過後國際政治結構與理念建制的多重角力。
以前國際秩序：請大家跟著美國的方式走
在國際關係理論中，管理國際秩序與制約國家行為大抵有「結構」（structure）與「建制」（regime）兩種模式；前者以物質性的硬權力作為基礎，後者則倡議價值理念為前提。兩者間雖然擁有不同的前提假設，但未必是零和對立的關係。
新現實主義雖然認為國際關係的本質是無政府的衝突狀態，然而在大國所主導的「結構」下，由於物質性的威脅利誘條件足以讓小國進行理性抉擇，只要多數國家願意成為「體系的接受者」或不成為「意圖改變現狀」的修正主義國家，那麼國際政治則可維持某種「相對穩定」的狀態；雖然這是一種大國支配下的「扈從」關係。
另一方面，新自由制度主義則認為「權力最大化」邏輯才是衝突的來源，如果大國願意主導由價值理念所組合而來的「建制」，透過對話與學習過程，建立行為準則或理念倡議也可成為管理國際秩序的基礎；顯然，這是一種由大國主導下的「合作」關係。
從冷戰到後冷戰，美國作為全球霸權始終扮演「結構」與「建制」的支配與主導，不論是在安全議題中的多邊與雙邊的安全機制，或是經濟合作議題下的各種經濟援助、國際組織、區域論壇都可找到華府扮演「霸權穩定論」的角色與功能。
今天的紛爭：反動與擴張之間的拉扯
隨著中國改革開放與俄羅斯與東歐國家進行的震盪療法，所謂社會主義中國化的爭議以及後共國家的政經轉型模式，又再度浮出檯面。只是這一次是以西方自由主義現代化模式與「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之間的論戰，表現形式則是「北京共識」與「華盛頓共識」的政經模式及其內容。
值得關注的是，習近平掌權後分別在意識形態、全球經濟生產鏈提出中國夢與中國製造2025與一帶一路等論述作為，其目的就是將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其特殊性予以普遍化，透過「威權政治／計畫經濟」模式挑戰美國所建構的「民主人權／市場經濟」既有典範，同時藉由改變區域權力平衡進行經濟資源的重分配。
質言之，隨著中國崛起與習近平個人的意志，美中關係已經進入「權力轉移」下的安全困境，許多國際關係學者將當下的雙邊互動形式類比為一戰前夕的英德關係，習近平儼然成為第二帝國的威廉二世意圖改變英國所主導的19世紀歐洲和平體系，此一基礎乃奠基於倫敦的海軍實力與金本位制度。
美國針對中國隱匿疫情所引發的輿論戰，其本質就是印太戰略與發動經貿大戰的延伸，華府認為北京要競奪西方世界所主導的權力格局與經濟體系，甚至要在疫情過後主宰全球的文化霸權與價值論述，猶勝德意志帝國在20世紀初的擴張！
美國對中國所進行的戰略圍堵儼然成形，這也意味新冷戰的格局已經開展，北京似乎有意聯合莫斯科進行反制；畢竟兩國具有政治體制與意識形態上的相似性，在外交上同屬戰略協作夥伴架構與上海合作組織成員，更是西方世界對外輸出鋭實力的國家。
此外，中共也有意成為第三世界的領導者，除了「北京共識」本身倡議「經濟現代化與政治民主化相互脫鉤論」對這些國家獨裁者具有吸引力；馬列主義對於亞拉非激進解殖論者更有其道德上的政治動員效果，譚德賽的提格雷人民解放陣線新生代的領導人背景就是最佳的詮釋。
諷刺的是，中國在第三世界輸出的一帶一路，本質上就是西方帝國殖民主義的加強版，不知道這些國家的左派政治領袖與知識菁英如何面對這個扭曲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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