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被看見及被看見的身體：疫情下的大馬非公民群體
新國際 New International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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岑建興
國立交通大學亞際文化研究國際碩士學程
【作者按】針對全球疫情下的移民群體，意大利學者Sandro Mezzadra在其命名為《全球
大流行期間自由移動會如何？》（What Happens to Freedom of Movement During a
Pandemic）文章中，一針見血的形容各國移民群體所處的狀況——「移民體現了環繞著允
許或拒絕自由行動中最為嚴峻的矛盾及張力」，他也進一步指出「在現今趨勢中，他們不
意外的傾向成為最拘束性措施中的第一個目標。」馬來西亞及新加坡政府前日（4月7日）
先後宣佈會開始調查各自國內移民群體的聚集處，也符合他所描述的狀況。放在馬來西亞
脈絡下，正如正文中會提到的，早在大馬政府宣佈以前，就已有媒體及意見人士等，形容
大馬人數眾多的移民群體為「防疫漏洞」。「防疫漏洞」的說法，指示了過往看不見/忽
視的事物突然間被發現的過程。也因為如此，這期間提出的「防疫漏洞」說法，實際除了
類似Sandro Mezzadra指的移民群體「流動性」矛盾而產生的偏見外，也同時是移民群體
在過往「被看不見」及現在「被看見」的張力。然而，這種說法及其張力是去歷史化的，
無視於過往眾多移民群體很大程度被排除在大馬醫療體系外。本文將依據筆者在大馬在疫
情期間對國內移民群體措施做出描述，分析過往國家如果選擇性「看不見」移民群體的醫
療權利，如今在疫情下反過來選擇性「看見」 移民群體醫療權利的過程。本文也會論述
此過程除沒有真正利惠到國內移民群體外，也同時是污名的連續。除此之外，本文也嘗試
連接到「歐洲哲學家吵翻天」的疫情期間生命政治討論，並指出必須要有更廣大的行動以
爭取大馬國內移民群體的醫療權利。
截至4月4日為止，馬來西亞有著3483宗確診新冠肺炎病例，57人喪失性命，及915人康復
。在3月18日，為應對新冠肺炎進一步蔓延，大馬政府宣佈全國性行動管制令（Movement
Control Order，下稱限行令），以期能透過社交疏離（Social Distancing）緩和疫情，
達到壓平增長曲線（Flatten The Curve），避免醫療資源不負重苛。限行令較為顯著規
定，是要求非基要產業及政府部門休業、要求民眾守在家中及減少出門、以及禁止隨意跨
越疫區等。在3月25日，馬來西亞首相宣佈延長原3月底結束的限行令至至4月14日，宣佈
執法單位會加強執法以「對付不守法民眾」，並依據4月首週情況考慮是否再度延長限行
令。
限行令實施對象為國境內所有人士，這也包括估計總人數400萬至500萬人的非馬來西亞公
民，當中以移工、難民及尋求庇護者居大多數。因這些非公民群體多數從事不穩定的低薪
工作，限行令會對他們造成經濟及生活的影響。綜合大馬各媒體報導，這些非公民群體在
限行令執行期間，除了出現「手停口停」的狀態外，也因各自居住條件不同，除了難以進
行社交疏離外，他們日常衣食住行也不能持續。另一方面，這些非公民群體多年來也未能
如大馬公民享有完整接受醫療權利。他們除需面對更為高額的醫療費用外，不少未符大馬
政府規定的「非法」非公民群體者也常被淪為被逮捕及攻擊對象，這讓他們在工作、生活
及未來規劃上有著壓力，遑論他們尋求治療的機會。
上述對於非公民群體情況的基本描述，可說是大馬政府常年來選擇性「忽視」的結果。他
們工作及生活的基本需求，都在多重及嚴苛的法規、排外及仇視的態度、勞動力及生產者
剩餘最大化前提下，成為了一種選擇性的「不被看見」。這裡的選擇性並不完全指大馬政
府為回應國際及國內非政府組織等的人道訴求及壓力而實施某種妥協性政策。反之，這裡
選擇性指的是在大馬政府認為必要的時候，這些通常「不被看見」的非公民群體頓時間會
「被看見」（甚至會更為凸顯），並且也會加以利用來達到某種目的。此次新冠肺炎疫情
中，大馬政府對於以難民、尋求庇護者及移工等非公民的行政措施等，提供了這種選擇性
「不被看見」及「被看見」最佳例子。
大馬醫療體系及「不被看見」非公民就醫權利
在未進入正題前，筆者認為有必要先簡單描述馬來西亞醫療體系及非公民尋求就醫權利。
這將作為分析大馬政府在執行限行令期間，針對以難民、尋求庇護者及移工等採取措施及
宣佈的前提。
馬來西亞政府實施公醫制度，即凡是本國公民或永久居留公民，都可前往由大馬政府出資
設立及營運的醫院、診所及醫療機構等尋求就醫，並在政府的補貼下，享有廉宜的醫療費
用。馬來西亞政府近期也推出免費國家健康保險計畫（My Salam），提供中低收入群體（
Below 40）在政府醫療機構等就醫期間的賠償。依據大馬衛生部報告，單在2017年在醫療
上開支，佔了當年國內生產總值（GDP）的4.24%。(MALAYSIA MINISTRY OF HEALTH ,
NATIONAL HEALTH ACCOUNTS SECTION,PLANNING DIVISION)。另外，在80年代-90年代私營
化風潮下，大馬政府允許私營機構設立私營醫院及連鎖診所等。大馬目前為止有約300多
家以營利為目標的私營醫院。前往私營醫院求醫者需承擔高於大馬政府醫療機構的醫療費
用。此外，民眾可在全國約25傢俬營保險公司購買人壽及醫療保險，以作為日後就醫期間
的醫療費賠償之用。
在非公民群體上的醫療政策上，大馬政府依據這些群體中不同的社會階層及職業，劃分出
他們所屬的 「應得醫保階位」（Hierarchy of Health Care Deservingness）。
Meghann Ormond及Alice M. Nah(2019)研究認為，大馬醫療制度在新自由主義及自我負責
化（Self-Responsiblisation）脈絡下，以非公民人口所處的社會經濟地位和潛在的經濟
利益，給予不同層級的醫療待遇。除此之外，大馬政府也可透過利潤最大化及管理非公民
人口的生命及經濟風險，從中洐生出不同的風險創業（Risk Entrepreneurship）機會，
並把不同的非公民人口形塑成不同的醫保階位。他們認為在這背景下，非公民人口被大馬
政府劃分成合意的（Desirable），可接受的（Acceptable）及可遺棄的（Disposable）
分類。低薪移工、難民及需求庇護者通常都介於「可接受的」及「可遺棄的」的分類中。
因他們社會經濟能力及地位，和大馬政府不願承擔他們醫療責任及費用下，他們無法如「
合意的」非公民人口有著完整獲取國內醫療資源的可能。最為明顯的例子，是大馬向有有
著資本或技術的非公民人口提供了醫療旅遊或養老機會，但要求低薪移工、難民及需求庇
護者在政府醫院需求治療時，付上高額保證金及全額治療費用等。[1]
同樣依據衛生部指南，若醫護人員發現求醫者為「非法」身份，須向警方或移民廳通報，
讓後者進行逮捕行動。這項指使除可被理解為阻止「非法」非公民人口求醫，避免出現「
浪費國內醫療資源」及「無法獲利」的現象外，也必須與大馬政府自上世紀80年代起，不
斷視國內移工、難民及需求庇護者為「安全化」（Securitisation）的對象。常年「安全
化」的操作下，透過監控及管制他們的動向、抵消他們在大馬工作及生活基本權利及嚴刑
峻法迫害，使得他們被不平等的納入在大馬社會及勞動市場中。這種不平等納入方式，宛
如瑞士作家Max Frisch的名言「我們要的是勞動力，來的卻是人」，其目的在於儘可能壓
榨他們的勞動力，及儘可能減少一切其他「無關」的花費，這包括了他們原應有的就醫權
利。在所有非公民群體，尤其是移工中，他們僅被視為一具具人狀生產工具，其身體也僅
被看成勞動力的來源，其他與勞動力無關的事項則儘可能排除。身體中的慾望及感覺，以
及需醫護的身體，都成為需要特別管理的風險，透過最低成本方式，確保這具可勞動力的
身體能繼續勞作。換言之，他們的身體被選擇性的「看不見」。然而，這一切在疫情期間
突然有著180度的轉變。
疫情中「被看見」的非公民群體
在3月12日，馬來西亞衛生部長宣佈一個由Tablighi Jamaat伊斯蘭傳道會[2]在大城堡（
Sri Petaling）舉辦的集會中，已被認定為新的疫情群聚（Cluster）(Arumugam, 2020)
。在這長達4天的集會中，有大約1萬人參與，當中大馬公民參與者則超過5000人，其他則
是非公民。在隨後媒體報導中，大馬警方也指他們在搜尋曾參與該場集會的2000多位羅興
亞難民(Reuters, 2020)。在這事件後，在國內一些非政府組織及議員的建議下， 馬來西
亞當局也發出了罕見的聲明，表示不會逮捕有意尋求病毒檢測的「非法」非公民人口(當
今大馬, 2020)。除此之外，他們聯合聯合國難民署及非政府組織等，發佈尋求病毒檢測
電話熱線，並強調他們不需要為病毒檢測付費。然而截至目前為止，已接受病毒檢測的參
與集會的羅興亞難民並不多，並且也沒有多大的進展(張安翔, 2020)。
為什麼部分參與集會者不接受病毒檢測呢？原因可能很多，但對於那些曾參與該場集會的
羅興亞難民，以及其他也認為自己需要病毒檢測的移工、難民及尋求庇護者來說，他們仍
然害怕自己在尋求檢測時，或有仍會被逮捕的可能。在選擇性「不看見」弱勢非公民群體
的醫護需求下，國內移工、難民及需求庇護者除了不被國內政府醫療體制接納外，多年下
來的「安全化」操作也對該群體形成污名化效果。生存在充滿不友善眼光及高壓的馬來西
亞社會，他們都必須躲藏、迴避或與公家機構進行某種「磋商」，以保護自己及其親友能
繼續在大馬工作及生活的機會。這樣造成他們難以自行組織起來，使得他們無論是政治上
，社會上，及生心理上的基本生存權利及條件都「被看不見」外，也同時「被禁聲」。
如今馬來西亞疫情處於爆發階段，這些未經進行病毒檢測的羅興亞人新聞在廣佈流傳後，
過往馬來西亞當局及主流社會選擇性「被看不見」難民群體的軀體，一夜之間成為眾人焦
點及垂罵的對象。過往被貶成只有勞動力及被動的身體， 「突然」變成了會生病及傳染
疾病的身體，是個威脅客居國「主人」的「疫群」[3]，並且也需要給予監控。這種現象
也並非發生在難民及需求庇護者而已，在大馬長期「種族化」國內人口操作下，難民、需
求庇護者及移工被簡化及涵括繼「3大民族」後的「第4大民族」的種族化範疇中。因此，
在疫情期間，這些來自超過20多個國家的移工，難民及需求庇護者，都如同「連坐」般視
為疫情中的威脅及漏洞。這也是為什麼，有網友揭露哪裡的穆斯林移工私下進行集體禮拜
[4]，對媒體投報哪裡有移工群聚(戴美清, 2020)，呼籲避免前往難民、移工及需求庇護
者聚集地及呼籲執法單位加強執法等。甚至媒體也開始形容國內非公民人口為「防疫情漏
洞」，宣稱或會發生「病毒大海嘯」(中國報, 2020)。
新冠肺炎雖「一視同仁」感染到所有人，但也因每人所處階位不同而有不同影響。上述非
公民群體突然「被看見」，或甚至成為「被放大」的現象，實際上是此前「不被看見」的
反向操作。處於這種操作間的非公民群體，除了在這期間的基本需求都受到衝擊外，其與
我們無異，但被貶化成只有勞動力的身體，又再背負著污名化的負擔。另一方面，傅向紅
（2020）形容大馬進行的防疫工作以威權作風進行，這一點可在首相署部長聲明指執法人
員「可使用各種方法執行限行令」 看的出(Free Malaysia Today, 2020)，甚至已有新聞
報導指出有警員濫用職權，私自鞭打不守限行令少年(Riduan, 2020)。威權的防疫作風，
以及非公民長期以來的污名，就算大馬政府已給罕見的保證，但同時宣佈派遣警方搜尋曾
參與該宗教集會的羅興亞難民的行動，使得長年帶著污名的羅興亞難民等在對大馬政府沒
有信任感下，難以會接收大馬政府的「好意」。
除此之外，我們也必須理解到此時對於國內非公民人口的「善意」，全然與關注非公民人
口自身的健康無關。反之，他們也同樣把這些非公民人口視為某種潛在的「威脅」，在不
得已情況下而暫緩執法行動，透過呼籲他們進行病毒檢測，以避免出現國境以內疫情再度
爆發。換句話說，如今關注他們的健康，其目的只是為他們客居國「主人」的健康而已。
如果他們真的有「看到」國內人數可觀的非公民，他們理應在計畫限行令時，考慮到他們
這期間可能會遇到的問題，宣佈一整套與國內非公民人口有關的宣佈。或者再往回說一些
，如果大馬政府真的有「看到」他們，一套一致性及全面的醫保系統應在更早之前設立。
疫情期間的生命政治重思
隨著限行令進行已達17日（4月4日），馬來西亞政府在面對國內非公民人口這期間需求也
同樣缺乏協調。國防部長雖宣佈大馬政府會確保有需要的非公民人口不會陷入飢餓，但也
強調這些非公民所屬的各國大使館也應負起照顧責任(Chan, 2020)。然而這些非公民人口
這期間遇到的問題，也非單純的飢餓而已。依據非政府組織Asylum Access Malaysia面子
書專業，有3名難民為他們的家庭尋找食物而頂撞限行令，不僅沒有買到食物外，而被罰
款總共3000令吉(Asylum Access Malaysia, 2020)。所幸在公眾人士及非政府組織介入下
，他們已繳清罰款並也購買必需品。
非公民群體除了在這期間基本需求受到影響外，其勞動權益也被侵害。一些僱主無視限行
令，在這期間強迫移工繼續工作。依據新聞報導，分別來自孟加拉及菲律賓的移工權益分
子，都紛紛指出了移工這期間面臨到需先僱主借薪、居住環境不能進行社交疏離及缺乏衛
生、家務移工工時變長及沒有假日等(Aiman, 2020)。他們也指出現階段最大問題，在於
孟加拉及菲律賓的大使館也因限行令而關閉，無法即時處理移工面對的問題。這顯示出各
國大使館能給予幫助也十分有限。
這種缺乏協調但同時訴諸威權的防疫工作，其基本操作邏輯為從上至下的態度，難以聽從
來自地面上發生的情況。然而，現在發生這一切並非是新狀態，充其量不過是過往國內管
理非公民的免疫治理延續。Roberto Esposito拿身體自身免疫力來比喻當代國家等共同體
，兩者在免疫的預設性邏輯，具有保護生命能力及毀滅生命的雙重屬性，而為保護共同體
受到內外部的侵害，也會先預設及假定一種必定存在的威脅(劉黎, 2019)。在這邏輯下，
為消滅或壓制這些威脅以保護共同體的健康，其具有毀滅性的一面則會展現出來並擊敗這
些威脅。然而過強的毀滅性屬性會導致自我的死亡。Greg Bird及Jon Short(2017)依據上
述Roberto Esposito的思想中心，論證在加拿大移工制度下，該國政府透過各種程序，除
讓移工入國前進行健康檢查以避免帶入疾病外，也免疫（Immunized）於移工應有的權益
，並把他們的生命（及勞動力）重新分配，「造福」加拿大主流社會。
單從兩國招聘移工制度對比，馬來西亞及加拿大都有著同樣的客工制度（Guest Worker
System）。在該制度下，前來客居國工作的移工被設計成在一定年限內必須離開，並通常
沒有最終成為客居國公民的可能。上段Greg Bird及Jon Short形容的也與馬來西亞一樣，
不管是移工、難民或是需求庇護者都在大馬政府免疫邏輯下至少兩種操作——安全化及免
除責任下，把他們不平等方式納入在大馬社會中，成為在大馬社會中即不可缺乏，但也「
必須」排除在外的群體。這些非公民群體的就醫權利等被選擇性的「看不見」外，剩下的
就僅有勞動力的身體。雖然在疫情之下，大馬政府放鬆這種免疫邏輯，讓這些非公民群體
可暫時納入在醫療保護中，但也無法保證他們的工作權益，使得這不過是不平等納入方式
的延伸。另外，若疫情結束後大馬政府並沒有重新檢討非公民醫療體制，那麼他們也會再
被淪為「被看不見」及被污名化群體，持續著毀滅性的生命政治操作。
與此同時，從目前激烈爭論的生命政治討論中，Panagiotis Sotiris(2020)提出了「民主
的生命政治是否可能」的問題，這或者是尋找未來生命政治走向的指導。Panagiotis
Sotiris認為把各國防疫工作放在「獨裁式生命政治」（Authoritarian Biopolitics）及
依靠個人做出理性選擇的自由主義之間是簡化的。他引用福柯關於集合了個體、不強制性
集體關懷另類政治生命（Bios）概念，推論出生命政治是可不藉著個體化的恐懼，並可在
共同鬥爭中進行集體團結及協調，實現由下至上的生命政治。
雖Panagiotis Sotiris尚未進一步解釋其概念，但其闡釋的新概念是有著新行動的可能。
放在馬來西亞現階段防疫脈絡，他的概念可提供一種由下至上的行動綱領，即可以不訴諸
威權及透過社區內協力方式，以溝通及相互理解方式進行防疫工作。這種由下至上的生命
政治也或多或少能拋棄來自後殖民國族政治下帶來的公民與非公民的界限，實現除了關懷
個體的生命外，也能關懷過去「被看不見」的生命。與此同時，我們也不能忘記了這些「
被看不見」的生命，也是過往政治操作產生。因此在疫情結束後，大馬政府必須重新正視
國內非公民人口的醫療需求，並透過與醫療專業組織及非公民非政府組織合作，設置一套
至少能讓國內非公民群體都享有基本就醫權利的機制。實際上，早在今年1月由11位醫生
及非政府團體代表共同聯署聲明中，已要求大馬政府設立《非公民健康法案》，呼籲政府
在其能力範圍內保障國內非公民的醫療需求 (DR KHOR SWEE KHENG, 2020)。
這一場疫情將會是全球社會的轉捩點，當下疫情發生的事情都會對未來人們的生活、工作
及醫療有深遠的影響。在疫情中的馬來西亞，也開始展現了某種民間的協作能力，透過網
絡的便利進行線上及線下的物資救援給國內各種弱勢群體。這樣的協作方式也開始出現了
「大家照顧大家「（Kita Jaga Kita）的標語，標誌了令人動容的合作精神。除了本國人
照顧國內弱勢群體外，部分有能力的難民群體，也透過向公眾籌募食材，合作共同煮食並
送給疫情前線的醫護人員用餐。然而，我們都知道僅僅的援助並非長遠，現階段我們除了
要繼續分析及理解我們現在所處的世界外，也同時需保持能自我政治組織及政治行動的能
力。因此，我們除有必要挑戰現有威權的疫情治理外，並藉著在疫情危機之後，互相動員
以轉變過往具有壓迫及毀滅性質的生命政治及治理。
註解
[1] 雖然如此，大馬政府也為「合法」移工提供強制保險服務，規定每個月從他們的薪水
中扣除。在難民及尋求庇護者上，大馬聯合國難民署也與保險公司合作，為已向該署註冊
的難民及尋求庇護者，在政府醫院求醫時僅需繳付醫療費用全額的50%。有趣的是，在筆
者研究期間，也碰到一些聲稱自身體為慈善團體的組織，與保險公司合作推出某種的保險
制度，提供給國內所有居留身份（包括「非法」）非公民人口。
[2] 因由於該團體未有官方中文譯名，因此採用英文音譯。Tablighi Jamaat在20世紀初
在印度創辦，依據Farish A.Noor(2020)的形容，該會認為穆斯林的信仰在依戀世俗中逐
漸弱化，並相信唯有擺脫世道的及物質的事物，才能真正自由的信奉伊斯蘭教。他與該會
進行了長達7年的田野研究，該會成員來自不同領域及不同地方，並也積極向世界各地的
穆斯林進行傳道，甚至有會員向他形容他們的傳道活動為「永繼的朝聖」（Permanent
Pilgrimage）。
[3] 雖馬來西亞當局是不允許羅興亞及其他群體的難民及需求庇護者工作，但他們為了生
存，也必須透過非正式聘僱方式進入到大馬勞動市場，擔任以體力勞動為主的工作。
[4] 依據限行令，全國穆斯林集體禮拜也被暫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