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廉‧巴爾—川普的劍和盾
http://www.cwzg.cn/theory/202002/55421.html
作者：David Rohde
譯者：劉馨蔓
原文：《The New Yorker》William Barr, Trump’s Sword and Shield,
https://tinyurl.com/qrpk77u
【法意導言】自川普上任以來，這位“非主流”總統頻陷政治鬥爭漩渦卻總能脫險過關，
他的第二任司法部長威廉‧巴爾功不可沒。威廉‧巴爾，這位美國政壇保守派先鋒屢屢“
踩線”保護川普，他究竟是無利不起早的貪婪政客還是真正的理想主義者？川普在威廉‧
巴爾的輔佐下會否重現雷根時代榮光？美國引以為傲的三權分立政權架構會否在川普和巴
爾的聯手下逐步瓦解？文章結合時代背景詳細梳理了威廉‧巴爾的成長歷程和他的工作履
歷，並採訪了多位巴爾的親友同僚及專業人士，不僅立體展現了這位飽受爭議的司法部長
，也為美國政治走向窺測了一絲先機。本文於2020年1月13日發表於《紐約客》雜誌，作
者大衛‧羅德現任《紐約客》雜誌官網執行主編，曾兩次獲得普利策（Pulitzer Prize）
國際報導獎。
去年十月，美國司法部長威廉‧巴爾(William Barr)出現在聖母大學法學院，為意識形態
之戰辯護。在全體師生面前，巴爾聲稱，在美國，宗教正遭受著“有組織的破壞”。他說
“世俗主義者和他們 “進步人士”的盟友，匯聚了大眾傳媒、流行文化、娛樂業和學術
界的力量，對宗教和傳統價值觀進行了不懈的攻擊。”巴爾，這位保守的天主教徒，將“
世俗主義和道德相對主義”的蔓延歸咎於“每一種社會病態”的上升——從“家庭的破碎
”到“抑鬱症和精神疾病的創紀錄、沮喪的年輕人、飆升的自殺率、越來越多的憤怒和異
化的年輕男性，無謂暴力的增長以及致命的毒品氾濫。”
這篇演講與其說是一篇古板的法律演說，不如說是自雷根時代當巴爾第一次捲入到文化戰
爭中以來積累的一系列不滿。這篇演講囊括了一系列有爭議的主張。例如，他認為美國的
開國元勛們將宗教視為民主的必要條件。他說，“在制憲者看來，自由政府只適合於信奉
宗教人士——那些認為存在超驗道德秩序的人。”在演講結束時，巴爾敦促聽眾們抵制“
當代社會的持續誘惑”，並發起一場“道德復興”。
唐納德‧川普(Donald Trump)並不認同巴爾長期以來對宗教在公民生活中所扮演角色的擔
憂。（雖然他經常說《聖經》是他最喜歡的書，但當有人問他更喜歡哪本聖經時，他回答
說:“整本《聖經》都是不可思議的。”）這兩人的共同之處在於他們都有一種身處敵對
分子包圍圈的感覺。在巴爾發表演講幾天後，川普在保守派價值觀選民峰會上對聽眾說，
“政府內外的極端左翼激進分子決心破壞我們的憲法，根除我們所有人珍視的信仰。他們
試圖侵蝕你的工作，佔用公共資源，削弱美國家庭的力量並從思想上荼毒我們的孩子。”
隨著扳倒總統的努力逐漸加強，巴爾和川普的政治利益已經聚合。兩人將傳統共和黨人
的親商本能與對文化衝突和不滿的關注結合起來。兩人都認為，任何對總統權力的限制都
會削弱美國。
在宣誓就職11個月後，巴爾已經是最令人害怕、最飽受批評、最有效率的川普內閣成員。
自水門事件以來，沒有哪位司法部長能像他那樣，充當總統的政治利劍和盾牌。當特別檢
察官羅伯特‧穆勒（Robert Mueller）公佈他對川普2016年總統競選與俄羅斯之間關係的
調查結果時，巴爾趕在報告公佈之前，提交了一份經過美化的四頁摘要用以聲明總統的清
白。在總統的要求下，巴爾對聯邦調查局對川普的“通俄”調查和認為俄羅斯代表川普介
入了大選的情報展開調查。他並沒有尋求一個無黨派委員會，而是任命了一名聯邦檢察官
，強化了總統關於聯邦調查局“政變”的說法。司法部監察長進行了詳盡的審查，沒有發
現聯邦調查局的調查存在政治偏見的證據。巴爾發表了一份聲明，歪曲其調查結果，並不
顧與川普競選有關的五人向調查人員撒謊而被起訴的事實，為在“通俄”調查中的證據“
始終開脫”。
巴爾認為，憲法第二條賦予總統對所有行政機構的控制權，不受任何限制; 實踐中，這意
味著川普有權監督對自己不當行為的調查。（巴爾拒絕了多個採訪請求。）在眾議院的彈
劾調查過程中，川普駁回了要求政府官員提供文件和證詞的傳票，這是歷屆總統都沒有採
取過的措施。巴爾和帕特‧奇波龍（Pat Cipollone），一位曾擔任巴爾演講稿撰寫人的
白宮律師，他們也拒絕了傳票，蔑視憲法中明確規定的國會權力。唐納德‧艾爾（
Donald Ayer），曾在老布希（George H. W. Bush）政府中擔任司法部副部長，他說“他
們採取了一個他們完全不需要公開的立場。這太離譜了。這是以行政至上的名義否定了另
一個政府分支的合法性。” 艾爾將巴爾關於總統權力的觀點描述為“令人心寒”和“深
感不安”。如果川普在參議院經受住了考驗，總統抵制國會監督的能力將大大增強。勞倫
斯‧特賴布（Laurence Tribe），哈佛大學憲法學教授，擔憂稱巴爾和川普的努力可能永
久性地改變美國政府各部門之間的權力平衡。“一旦這些觀點站穩腳跟，我們將失去在革
命中取得的勝利——我們將有一個比國王更強大的行政長官。”特賴布說“這將是共和國
生存的災難。”
現年69歲的巴爾比28年前擔任老布希(George H. W. Bush)政府的司法部長時，更老練，
更胖，更富有，也更好鬥。但據他的朋友和前同事說，他的意識形態並沒有太大改變。“
我不明白為什麼有人會對他的觀點感到驚訝”，傑克‧戈德斯密斯（Jack Goldsmith），
曾領銜過小布希（George W. Bush）政府時期司法部法律顧問辦公室的法學教授，告訴我
“他一直對行政權力持廣義的理解。”
作為首都法律機構的資深成員，巴爾被盟友和對手描述為一個令人敬畏的思想家，喜歡就
羅馬歷史、基督教神學和現代道德問題和人激辯。在他第一次擔任司法部長期間，他就獲
得了“憤怒”和“洞穴”的綽號：當他覺得自己的原則被挑釁時，他往往會咆哮，然後逐
漸接受這種情況。同事們形容他是一個既可靠又自私的人，樂於授權，但又對無能缺乏耐
心。巴爾自詡為博學多才，對各種問題都有自己獨到的見解，從法律的奧秘到三明治的芥
末醬。他還自己設計了位於弗吉尼亞州麥柯林恩市的家，一個佔地廣闊的房子，並毫不掩
飾其炫耀之情。在一次和朋友去蘇格蘭旅行時，他問當地一家旅館的老闆，牆上的油漆是
“棋牌室的綠色還是法羅和鮑爾畫的綠色煙霧”。旅館老闆根本不知道他在說什麼。
和其他傑出的保守派一樣，巴爾在他對週遭自由主義共識的一次次回應下形成了自身的政
治主張。他在曼哈頓裡弗賽德大道長大，屬於上西區的書呆子精英。當他的鄰居們希望林
登‧約翰遜（Lyndon Johnson）的“偉大社會”能夠蓬勃發展時，巴爾一家支持巴裡‧戈
德華（Barry Goldwater）特競選總統。
巴爾的母親，瑪麗（Mary），曾在哥倫比亞大學任教，並在《紅皮書》擔任編輯。他的父
親，唐納德（Donald），是上東區一所頂尖私立學校道爾頓(Dalton)的校長。二戰期間，
唐納德（Donald）曾在中央情報局的前身戰略情報局工作。作為校長，他相信紀律塑造了
道德，有助於抵禦幾十年後他兒子所警示的“社會病態”。當節育和女權主義正在顛覆性
和職場的傳統時，唐納德卻堅持遵循舊俗。奇普‧費舍（Chip Fisher），曾在道爾頓上
學，認為唐納德很聰明但不適合擔任校長：“就像喬納森‧愛德華茲（Jonathan Edwards
）站在布道壇上一樣。” 道爾頓的家長們認為巴爾專制、孤僻、過於默守陳規。上世紀
70年代初，在與學校董事會進行了一場漫長而醜陋的公開鬥爭後，他被迫離職。
瑪麗‧巴爾（Mary Barr），一位虔誠的天主教徒，把威廉和他的三個兄弟被送到科珀斯
克里斯蒂（Corpus Christi）小學。即使在那裡，巴爾也是個局外人。一年級時，他發表
了一篇支持艾森豪威爾（Dwight Eisenhower）總統競選的演講。後來，他宣佈支持理查
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一位修女答應為他祈禱，高中階段，在賀拉斯曼（
Horace Mann）中學，巴爾，當時被稱為比利，向同學們逐行講解憲法。他的一位同學告
訴我，巴爾非常喜歡智力上的較量：“那種看似低調但卻自鳴得意的舉止，他真的很喜歡
惹別人生氣。” 加里克‧貝克（Garrick Beck），他的另一位同學，不喜歡巴爾的政治
主張，但欣賞他的正直。他說，在那個時候巴爾就堅信，只有一個強有力的總統才能保護
美國免受威脅。“否則，像巴爾這樣的好人怎麼能為這個粗野的大亨辯護呢?” 對於川普
，貝克（Garrick Beck）說道。“我認為他這麼做是因為他是一個真正的信徒。”
當巴爾還是哥倫比亞大學的本科生時，他的同學們都去參加反越戰遊行。巴爾卻相反認為
要鞏固美國的力量。他曾對一名輔導員說，他希望有一天能領導中情局，而且，在學校假
期，他在那裡做了兩個暑假的實習生。1973年，他完成了政府和中國研究的碩士學位，回
到中央情報局做情報分析員。當時，一項名為“教會委員會”的參議院調查正在揭露中情
局數十年來的種種弊端，也通過了相關法律來限制中情局。巴爾後來回憶說，這是一場攻
擊，對中情局的“人身攻擊”。
巴爾做了兩年的情報分析員，同時他也在考慮從事法律職業。於是他開始在喬治華盛頓大
學法學院(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 Law School)上夜校，1975年，他調到了中情
局的法律顧問辦公室。第二年，老布希(George H. W. Bush)成為中情局局長，巴爾為他
在國會作證做準備。其中一場聽證會涉及一項法案，該法案要求中央情報局向郵件被秘密
打開的美國人發送書面通知。該法案的發起人是自由民主黨人貝拉‧艾布扎格(Bella
Abzug)，她代表巴爾在紐約的老社區。作為一名辯護律師，艾布扎格曾為一名在密西西比
州強姦一名白人婦女的黑人威利‧麥基亞（Willie McGee）爭取到了緩期執行；她還代理
了幾名被參議員約瑟夫‧麥卡錫(Joseph McCarthy)指控為共產主義者的美國人。中情局
監視了她20年，有時會秘密打開她的郵件。
當艾布扎格和她的同事就中情局的秘密行動質詢老布希時，巴爾看到了一個給新局長留下
深刻印象的機會。“我走上去，坐在證人後面的座位上，” 他在2001年布希政府的口述
歷史中回憶道。“有人問了他一個問題，他靠在椅背上說，‘我到底該怎麼回答這個問題
? ’我在他耳邊小聲問了答案，他回答了，我想，‘這傢伙是誰?他會聽取法律建議。’
”
當巴爾在政府開始他的職業生涯時，認為總統權力太弱的觀點在當時可能被認為是反常甚
至激進的。多數時候，人們更擔心總統權力變得過於強大。隨著水門事件（the
Watergate）的曝光，前肯尼迪的助手小亞瑟‧施萊辛格（Arthur Schlesinger, Jr），
出版了一本很有影響力的書《帝王式總統》（The Imperial Presidency），書中他列舉
了一些潛在獨裁者的習慣: “‘國家安全’的萬能咒，恪守行政保密，向國會隱瞞信息，
拒絕使用國會撥款，試圖恐嚇傳媒，利用白宮作為針對政治反對派的間諜和破壞活動基地
。”
1977年，吉米‧卡特(Jimmy Carter)上任，塑造了一個帝國主義的反面形象。他自己拿行
李，讓女兒上公立學校，並避免“向首領致敬”這種過分的炫耀。更重要的是，他實施了
削減行政部門權力的改革。他簽署了嚴格的政府倫理法，授權獨立檢察官和監察員調查浪
費、欺詐和濫權。這些變化受到了包括保守派法學者安東尼‧斯卡利亞(Antonin Scalia)
在內的批評，抱怨這些措施削弱了總統權力，但新政得到了國會和公眾的廣泛支持。
1980年，羅納德‧雷根（Ronald Reagan）當選總統後，情況開始發生轉變。在國會不佔
優勢三十年的共和黨控制了參議院，這股保守勢力的復興被雷根稱之為“=清晨美國”（
morning in America）。1982年，白宮僱傭巴爾擔任負責法律政策的副助理主任。他遇到
了一群志趣相投的年輕律師，他們開始為試圖恢復權力的行政部門設計一個法律框架。
1986年，雷根任命斯卡利亞為最高法院法官。同年，助手們向司法部長埃德溫‧米斯
(Edwin Meese)提交了一份報告，建議採取措施擴大總統權力。他們認為雷根應該否決更
多的立法，並拒絕執行“違憲侵犯行政部門”的法律。該報告對總統可不受限制地控制所
有行政部門的職能展開論證，並對特別檢察官和監察員的合憲性提出了質疑。米斯
(Edwin Meese)在一次演講中指出，即使是最高法院的裁決也不應被視為“國家最高法律
”。（兩年後，米斯因被指控幫助一位朋友獲得聯邦合同而辭職。）
1987年，一名獨立檢察官被任命調查司法部官員特德‧奧爾森(Ted Olson)在就美國環保
署(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作證時是否向國會撒謊。米斯和其他保守派人士
認為此舉違反憲法。在他們看來，獨立檢察官不過是民主黨人用來抹黑共和黨政府的無須
擔責的、代價高昂的政治武器。（事實上，紐約大學法學院法律倫理學教授斯蒂芬‧吉勒
斯(Stephen Gillers)指出，雙方都在尋求利用這些檢察官獲得政治利益。但是，他補充
說，他們仍然是限制濫權的必要手段:“特別檢察官所做的是提供一種制約。”）
由此，莫里森訴奧爾森案(Morrison v. Olson)上訴至最高法院，最高法院裁定，獨立檢
察官不得“過度”或“不得侵犯”行政部門的權力。唯一的異議來自斯卡利亞，他警告說
，一個有政治偏見的檢察官可能會對輕微犯罪進行“破壞性的刑事調查”。他寫道:“在
政治上，沒有什麼比指控對手及其同夥不僅固執己見、天真幼稚、效率低下，而且很可能
是‘騙子’更有效的了。”
對於雷根和他的助手們來說，最高法院的裁決並不抽象。一年前，伊朗門（the
Iran-Contra）醜聞曝光。中情局局長威廉‧凱西(William Casey)和幾名白宮助手犯下了
一系列非同尋常的罪行，向伊朗出售尖端武器，並無視明確禁止支持該組織的法律將獲利
輸送給中美洲的反共叛亂分子。與此同時，凱西和他的助手們一直厚顏無恥地向國會謊報
他們的行動。當這一計畫被揭露時，雷根的民意支持率下降，但他否認對此知情，避免了
彈劾。
國家安全委員會助理奧利弗‧諾斯(Oliver North)在電視直播聽證會上表示，總統及其助
手應該能夠採取任何他們認為必要的行動來保護國家免受威脅。迪克‧切尼(Dick
Cheney)，彼時來自懷俄明州的國會議員，認為諾斯和他的盟友沒有行為不當，因為外交
政策和國家安全應該完全由行政部門控制。但民主黨和大多數共和黨人表示，國會必須能
夠對一個任性的總統起到制衡作用。在聽證會上，負責此次質詢的夏威夷民主黨參議員丹
尼爾井上(Daniel Inouye)提醒說，一群相信自己“壟斷了真相”的官僚集團可能會導致
“獨裁”。巴爾對此無動於衷。他後來接受採訪，“我認為伊朗門事件中的人受到了非常
不公平的對待。”
當老布希1988年競選總統時，時年38歲的巴爾抓住機會繼續雷根時代的使命。他以顧問身
份加入老布希競選團隊，在老布希獲勝後，他被任命為司法部法律顧問辦公室負責人，為
總統和所有聯邦機構提供諮詢。
巴爾立即拿出一份備忘錄，稱國會對總統構成威脅。他敦促政府官員警惕立法權的擴張對
行政權的侵犯，並列舉了近期的10個例子，從“行政部門的微觀管理”到“試圖限制總統
的外交事務權力。” 他寫道:“只有堅持不懈地、強有力地抵制國會的侵犯，行政部門的
特權才能得到保護。” 巴爾開始主持會議決定由行政部門的總法律顧問起草反對國會的
策略。他在2001年回憶道，總統支持這項工作:“布希覺得總統的權力自水門事件和國會
民主黨人的戰術影響下被嚴重削弱了。” 但老布希傾向於漸進的方式，他說:“我不希望
你一步到位——我認為提升行政權力的方式是靜觀其變，循序漸進。”
在一系列涉及政府海外行動的決策中，巴爾幫助擴大了總統權力。1989年，老布希在與巴
拿馬強人領袖曼紐爾‧諾列加（Manuel Noriega）的對峙中僵持不下，並考慮以販毒和洗
錢等罪名逮捕他。司法部傳統上認為，總統缺乏在外國領土下令逮捕的權力。但在6月，
巴爾發表了一份法律意見書，稱布希擁有“固有的憲法權力”，可以命令聯邦調查局逮捕
拘留外國敵對分子。
第二年，在伊拉克總統薩達姆‧侯賽因（Saddam Hussein）軍事入侵科威特之後，老布希
在白宮會議上詢問他是否需要國會批准來發動一次反入侵。當時已被提拔為司法部副部長
的巴爾說，保衛國家安全的義務賦予了總統隨時開戰的權力——甚至可以先發制人，對伊
拉克軍隊發動攻擊，前提是他充分相信伊拉克正準備部署化學武器用以對付美軍。
但巴爾擔心立法者們會試圖阻止行動，所以他力勸老布希爭取獲得國會支持來保護自己。
當時會議室裡的其他保守派都嚇了一跳，畢竟司法部官員應該保持審慎的公正。據巴爾說
，當時的國防部長切尼（Cheney）斥責他:“你是在給他政治建議，而不是法律建議。”
巴爾回憶說，“我給了他政治和法律上的雙重建議。當你到達這個高度時會發現政法不分
家。” 1991年1月，經國會批准，布希授權對科威特採取軍事行動。同年晚些時候，他任
命巴爾為司法部部長。
自巴爾在賀拉斯曼就已經感覺到，始於60年代的美國社會轉型加劇了社會問題的惡化。幾
十年來，他對刑事司法改革、對宗教的支持和對大企業的同情都表現出毫不動搖的蔑視。
在1995年的一次關於暴力犯罪的研討會上，他認為導致暴力犯罪的根源不是貧窮，而是不
道德。他說:“暴力犯罪不是物質因素造成的，比如在補充營養援助項目（SNAP）裡沒有
足夠的食品券，而是由道德因素造成的。” “在這些社會物質建設項目上花更多的錢不
會對犯罪產生影響，如果有什麼影響的話，那就是會使問題惡化。” 巴爾還駁斥了錯誤
定罪的觀點。他寫道:“有人認為有同情心的人會成為刑事司法系統的不幸受害者，並被
超期關押在聯邦監獄，這種看法簡直是無稽之談。”“那些被採取最低強制措施的人通常
是罪有應得。”
作為司法部長，巴爾嚴厲打擊毒品相關犯罪和非法移民。1992年，四名警察被拍到毆打汽
車司機羅德尼‧金（Rodney King）卻被判無罪，洛杉磯爆發了騷亂。巴爾在軍用飛機上
部署了2000名聯邦特工來阻止騷亂。他認為應該提起民權訴訟——不僅針對違規的警察，
還針對洛杉磯街頭的暴徒。“我們本可以把那個地方清理乾淨，”他在2001年哀嘆道。“
不幸的是，我們只是提起了針對警察的聯邦訴訟，卻從未追究過那幫歹徒。”
在他任期內，巴爾多次拒絕任命檢察官來調查行政部門可能存在的濫權行為。“廉政科告
訴我，在過去的18個月裡，我接到的獨立檢察官的申請比所有前任加起來還要多，”巴爾
回憶說，“那是個笑話。” 有一次，巴爾反對任命特別檢察官調查美國政府在入侵科威
特之前與伊拉克的交易。此舉甚至引來一些保守派的反對，《紐約時報》（the Times）
專欄作家威廉‧薩菲爾（William Safire）稱他為“包庇部長巴爾”。
1992年老布希在總統大選中敗給比爾‧柯林頓後，他把失敗歸咎於伊朗門事件的首席檢察
官勞倫斯‧沃爾什（Lawrence Walsh）。在大選前四天，沃爾什對前國防部長卡斯帕‧溫
伯格（Caspar Weinberger）提出了新的刑事指控，並披露了溫伯格日記中的一段文字，
對老布希長期以來聲稱反對用武器交換人質的說法提出了質疑。老布希很憤怒，巴爾後來
回憶說:“他覺得那次起訴讓他輸掉了選舉。” 1992年平安夜，布希赦免了沃爾什起訴的
四名前官員，以及另外兩名等待審判的官員——巴爾支持這一決定。伴隨赦免的同時老布
希發表一份聲明，控訴“對政策分歧的刑事化”，並寫道對總統的批評應該在“投票站，
而不是法庭上”表達。
對民主黨人來說，這次赦免是令人無法容忍的，官員們不顧國會的反對，實施了一項危險
而非法的計畫，向美國公開承認的敵人提供武器。巴爾駁斥了這些擔憂，並指出沃爾什的
調查不公平地阻礙了布希的總統任期。2001年，他回憶說，“當時非常困難，因為伊朗門
事件持續發酵和勞倫斯‧沃爾什——我不知道用怎樣的禮貌措辭形容他，”“他當然是個
獵頭，但已經完全失去了該有的判斷。”
在離白宮三個街區之外的K街，有一個店面，窗戶上貼著“團結”和“仁慈與正義”的標
語。大樓內建有天主教信息中心、一家書店和一個小教堂，聯邦工作人員和遊客可以在這
裡參加早晚禮拜。最近一個工作日的下午，一個標誌宣告了即將到來一場保守派作家之間
的辯論，題目是“民族主義:罪惡還是美德?”不遠處掛著一個刻有聖母瑪利亞形象的滑板
，希望能吸引更年輕的人群來參與。
該中心由極端保守派組織天主事工會(Opus Dei)的一名成員領導，是華盛頓頗具影響力的
保守派人士的聚集地。隨著一位富有魅力的新掌門人C.約翰‧麥克洛斯基牧師(Reverend
C. John McCloskey)的到來，該組織於1998年崛起。麥克洛斯基性格強硬，政治立場鮮明
，他總喜歡說:“自由的天主教徒是矛盾的。” 在90年代，他幫助一系列著名的保守派人
士皈依了天主教，其中包括川普的鐵桿支持者，前眾議院議長紐特‧金裡奇(Newt
Gingrich)。2003年，麥克洛斯基悄悄離職。後來，天主事工會支付了一筆近100萬美元的
和解金給一名聲稱遭到麥克洛斯基性侵的女子。但該中心的董事會仍然是有天主教背景政
客們的紐帶。帕特‧奇波隆(Pat Cipollone)和巴爾(Barr)都曾在該董事會任職，聯邦黨
人學會(Federalist Society)執行副主席倫納德‧里奧(Leonard Leo)也曾在該董事會任
職。當被問及巴爾的角色時，該中心的首席運營官米奇‧布爾斯瑪(Mitch Boersma)證實
，他曾在2014年至2017年擔任董事會成員，但他說，“多的也就沒什麼可說了的。”
1993年，比爾‧柯林頓（Bill Clinton）上任後，巴爾從政府離職，轉而通過各種宗教組
織繼續宣傳他的理想社會。他曾在一些廣受讚譽的慈善組織董事會任職，如哥倫布騎士會
(Knights of Columbus)和紐約大主教管區(New York Archdiocese)的市中心獎學基金會
(Inner-City Scholarship Fund)。多年來，巴爾每年為紐約一所教會學校的18名學生支
付學費。
但巴爾對意識形態鬥爭的本能並沒有減弱。1995年，他為《天主教律師》（The
Catholic Lawyer）雜誌寫了一篇文章。兩年前，聯邦調查局對德克薩斯州韋科市一個邪
教組織居住的院落髮動了一次災難式突襲。巴爾在文章中指責說，記者們做出了“微妙的
努力”，把邪教和基督教教派類比。他寫道，“我們生活在一個日益好戰且世俗化的時代
，” “在這樣的時代氛圍裡，我們看到人們對宗教，尤其是對天主教的敵意與日俱增。
” 他認為，信奉宗教的美國人受到越來越多的迫害:“佔美國人口1%或2%的同性戀運動備
受關懷，而佔美國四分之一以上的天主教徒卻被冷落，這並非偶然。”
隨著時間的推移，他在行政權力的地位有所動搖，這主要取決於哪個政黨控制了白宮。當
柯林頓因白水門事件（the Whitewater）接受調查時，參議院的一個委員會要求調取文件
，柯林頓的團隊以受到律師-客戶特權的保護予以拒絕。巴爾稱這一理由很“荒謬”，後
來又不滿柯林頓削弱了總統職權:“我對總統的許多特權為這位總統的個人利益而犧牲感
到不安。” 當小布希入主白宮時，巴爾重申了他的觀點，即總統應該在國家安全方面擁
有“至高權力”。在專欄文章和國會聽證會上，他積極鼓吹軍事法庭、愛國者法案和全面
監視。歐巴馬執政期間，國會共和黨人發起了一場反對總統提案的運動，巴爾基本上再次
陷入沉默。
在私營部門，巴爾因反對聯邦監管而聲名鵲起。作為美國最大的電訊公司之一通用電氣（
G.T.E.）的總法律顧問，他說服監管機構批准對他僱主有利的併購，反對那些對競爭對手
有利的合併。在辦公室裡，他不時談到諸如自然法則之類的道德學說，但從不指望世俗的
同事會認同他的信仰。巴爾很少與同事交往，他每週從華盛頓通勤到紐約，他和妻子克里
斯汀(Christine)在華盛頓的一個天主教社區撫養三個女兒，這個社區以教堂、學校和社
交俱樂部為中心。女孩們去了貝塞斯達的一所天主教學校，克莉絲汀在那裡做圖書管理員
。(巴爾的女兒們後來上了天主教大學，都成了律師。)
因為多年政府工作經歷，巴爾逐漸變得富有。他協助主導了通用電氣（G.T.E.）與貝爾大
西洋（Bell Atlantic）的合併，成立了美國最大的電訊公司弗萊森（Verizon）。2001年
到2007年，他的平均年薪和獎金達到170萬美元，此外還包括股票期權、公司專機和消費
津貼。當巴爾在2008年提前退休時，他收到了2,800萬美元的延後收入和離職補償金，這
一巨額數字以讓一個監管機構將這筆補償金納入公司治理不善的反面教材。據《福布斯》
(Forbes)雜誌最近估計，巴爾積累了約4000萬美元的財富，他還在時代華納(Time
Warner)和多明尼安能源(Dominion Energy)等公司董事會任職，又獲益數百萬美元。他還
加入了柯克蘭德&埃利斯律師事務所(Kirkland & Ellis)，這家位於華盛頓的律師事務所
以其頂尖的保守派律師而聞名。他和克里斯汀在麥克萊恩建了房子，離中情局總部只有幾
英里。
2012年7月，巴爾得知他的小女兒梅格（Meg）復發非霍奇金淋巴瘤。梅格當時27歲，這個
病只有20%左右的存活率。巴爾立即停止工作，把注意力集中在女兒的照料上。巴爾一家
將梅格送往波士頓的達納-法伯癌症研究所（the Dana-Farber Cancer Institute）接受
治療，巴爾和他的妻子搬到了附近。在梅格接受了化療和幹細胞移植後，巴爾在波士頓外
的錫楚埃特鎮上租了一間房子，這樣梅格就可以和其他病人隔離，避免感染。他們一起讀
書，一起在沙灘上散步，討論梅格恢復之後會做些什麼。“那三個月既是最好也是最壞的
時期，”梅格在2019年接受福克斯新聞採訪說“疾病最難的部分是接受它的隨機性，接受
你無法控制結果的事實，而我和我父親又都是控制狂。”
梅格最終康復。但巴爾告訴福克斯，“梅格的病改變了我們家庭也改變了我。” 巴爾的
朋友們說，他以一種全新的熱情對待自己的職業生活和個人生活。曾在雷根(Reagan)政府
與巴爾共事的訴訟律師查克‧庫珀(Chuck Cooper)告訴我，“我覺得他對我們於生活脆弱
的把控力有著強烈的感激之情。”“浪費任何一點都是不可原諒的。”
巴爾加入川普革命的時間較晚。在90年代和21世紀之初，他向共和黨候選人捐贈了50多萬
美元，其中大部分是捐贈給小布希(George W. Bush)、約翰‧麥凱恩(John McCain)和米
特‧羅姆尼(Mitt Romney)等主要人物。（巴爾甚至支持過亞利桑那州的傑夫‧弗萊克
(Jeff Flake)，一位因偶爾對川普進行批評招致選民反對的參議員。）2016年，巴爾為川
普的競選活動捐款2700美元，是支持傑布‧布希（Jeb Bush）捐款的20倍。
不過，川普獲勝後，巴爾表現出了一種皈依者的熱情，為《華盛頓郵報》(the
Washington Post)撰寫專欄文章，支持川普的爭議立場。當代理司法部長薩莉‧耶茨（
Sally Yates）拒絕對來自以穆斯林為主國家的旅行者實施禁令時，巴爾指責她的“妨礙
”，並猛烈抨擊了有關這一情況的新聞報導。他寫道:“左翼勢力在媒體有傾向性報導的
猛烈攻擊下，採取了很多措施精心策劃了一場並不公正的做作的表演。” 在另一篇文章
中，巴爾批評羅伯特‧穆勒僱傭了向民主黨政客捐款的檢察官，但他沒有透露自己向共和
黨捐款的情況。
2017年2月，川普任命了他的第一任司法部長傑夫‧塞申斯(Jeff Sessions)，但很快他就
失望了。當塞申斯迴避穆勒的調查時，川普問道:“我的羅伊‧科恩(Roy Cohn)在哪兒?”
——指的是他的前私人律師，在50年代的紅色恐怖時期，是麥卡錫（McCarthy）參議員的
貼身助理。據鮑勃‧伍德沃德（Bob Woodward）報導，川普痛斥塞申斯是“愚蠢的南方人
”和“弱智”。（川普對此予以否認。）那年秋天，塞申斯無視川普提出的任命一名獨立
檢察官調查爆出的關於希拉里‧柯林頓（Hillary Clinton）在與俄羅斯鈾交易中角色的
要求。《紐約時報》聯繫了10位前司法部長進行評論，巴爾是唯一回覆的人。他說:“總
統要求進行調查本身並沒有錯。”並補充說，他認為對鈾協議進行調查的依據比川普和俄
羅斯之間任何所謂的勾結都要多。他寫道:“在某種程度上來說，不追究這些問題，司法
部就是失職。”
巴爾曾表示，他對司法部長一職不感興趣。但在2018年6月，他主動向負責監督穆勒調查
的司法部副部長羅德‧羅森斯坦(Rod Rosenstein)發送了一份長達19頁的法律備忘錄。他
花了大量篇幅闡述一個觀點，即美國憲法第二條賦予總統的權力使他基本無法妨礙司法公
正。他承認，銷毀證據和鼓勵作偽證這樣明目張膽的行為是不能容許的。但是，他寫道，
“穆勒的中心前提是，如果總統試圖影響一項對其自身行為進行審查的程序，那麼它的行
為就是‘腐敗的’，這種觀點亦站不住腳。” 法戰（Lawfare）博客的本傑明‧維特斯（
Benjamin Wittes）和米哈伊拉‧福格爾（Mikhaila Fogel）認為這份備忘錄“異乎尋常
”。巴爾在沒有案件一手資料的情況下，設計了一個妨礙司法公正的法律理論，並將其歸
咎於穆勒，然後宣稱這是“致命的失誤”。
巴爾擁有強有力的支持者。他的前演講稿撰寫人、天主教信息中心(Catholic
Information Center)董事會成員奇波隆曾為他積極遊說。福克斯新聞頻道(Fox News)主
持人勞拉‧英格拉姆(Laura Ingraham)也對他表示支持。中期選舉後，川普強迫塞申斯辭
職，並提名巴爾為司法部長候選人，稱他“從第一天起就是我的第一選擇”。
2019年1月15日，巴爾在妻子和女兒的陪同下來到國會山參加提名聽證會。國會中的許多
民主黨人，尤其是那些沒有研究過巴爾履歷的人，希望他能成為一名制度主義者，遏制川
普的法律越軌行為。他們還面臨一個嚴峻的政治現實:他們沒有足夠的選票來阻止對他的
提名。不顧一些助手的建議，民主黨人沒有細想巴爾關於刑事司法的聲明，也沒有考慮他
的宗教信仰是否會影響他的觀點。
聽證會把重點都集中在巴爾將如何處理穆勒報告的發布上。在他的開場陳述中，他重述了
他在布希提名聽證會上所做的保證:“司法部長必須確保司法行政——法律的執行——凌
駕於政治之上並遠離政治。” 在證詞中說，他表示穆勒是他的長期合作夥伴，也是他的
“好朋友”，認為應該允許穆勒完成調查。但他也對川普與俄羅斯勾結的說法表示懷疑，
並多次表示支持總統的政策。四個星期後，多虧了黨派路線的投票，他被確認為川普的第
二任司法部長。
2019年2月14日，巴爾接管了內部分歧嚴重且飽受士氣低落困擾的司法部。川普對塞申斯
和穆勒的公開抨擊讓工作人員感到不安。雖然一些職業僱員支持塞申斯迴避穆勒調查的決
定，但一些工作人員說，他與人疏遠，在開會時似乎有點力不從心。“當他感到困惑或心
煩意亂時，他會講一些有關摩比爾銀行搶劫案的故事，而這似乎很常見，”一名前司法部
官員表示，“他是個不錯的人，但我想他根本不知道我們該怎樣開展工作。”
司法部的一些現任和前任官員告訴我，主要問題並不是塞申斯，而是川普政府要求他們捍
衛扭曲的法律立場。在塞申斯主持工作期間，司法部為旅行禁令、跨性別者參軍禁令、將
移民子女與父母分開的政策以及對總統違反薪酬條款的指控都進行了辯護。幾位職業官員
拒絕在法律備忘錄上署名。“自川普上任以來，士氣一直很低落，”在司法部工作了30年
的前高級官員馬修‧科利特(Matthew Collette)告訴我，“極具爭議和困難的案件開始了
，而且還會湧來。”
當前總統們以“行政特權”為由拒絕向國會提交材料時，司法部的律師會試圖幫助解決這
些糾紛。但在川普執政期間，這種做法已經停止了，參議員謝爾登‧懷特豪斯(Sheldon
Whitehouse)告訴我。當佈雷特‧卡瓦諾(Brett Kavanaugh)參加最高法院的提名聽證會時
，國會要求他提交在小布希政府期間的工作情況的文件。白宮拒絕國會翻閱這份超過十萬
頁的文件。國會只收到了印有“憲法特權”字樣的空白紙張，議員們表示，他們之前對此
聞所未聞。
巴爾的行動非但沒有避免川普時代的黨派之爭，反而把他的部門置於漩渦中心。在移民問
題上就發生了一場分裂性的鬥爭。2018年3月，政府宣佈打算在即將到來的全國人口普查
中增加一個公民身份問題——這一舉措被自由派人士認為會讓拉美裔處於不利地位。這項
措施嚴重加劇了司法部內部的分歧。科萊特（Collette）說，律師們樂於實施新政府的政
策重點，但不願“扭曲法律原意以迎合總統的個人觀點或需求”。
巴爾一直堅定支持川普對移民的打壓。他指示法官拒絕某些移民保釋，並基於與面臨暴力
威脅家庭成員的聯繫，限制移民申請庇護索償的能力。司法部正試圖推翻一項最近的法院
裁決，該裁決有助於保護人們免受快速遣返。司法部還起訴了加利福尼亞和其他州為逃離
鎮壓的移民提供保護的“庇護城市”。
經過數月激烈的法律鬥爭，最高法院做出裁決，政府不得在人口普查中增加公民身份問題
。在5票贊成、4票反對的裁決中，首席大法官約翰‧羅伯茨(John Roberts)得出結論稱，
做出這一改變的“唯一陳述理由”“似乎是人為的”。
川普發佈了一項行政命令對最高法院的阻撓做出回應，即允許總統通過其他方式收集公民
數據。法律專家普遍認為這一命令就是毫無意義的遮羞布，但巴爾在白宮玫瑰園舉辦的一
個典禮上宣佈這項成就。站在離川普幾英呎開外的地方，他說:“再次祝賀您，總統先生
，採取了有效的行動。”
巴爾沒有表現出任何緩和川普本能的跡象。克里斯‧墨菲(Chris Murphy)，來自康涅狄格
州的民主黨參議員，告訴我，“我認為他被提名是因為他有能力保護川普。對行政權的信
仰是他任職的首要條件。” 在一些備受矚目的案件中，巴爾多次在政治上幫助川普。巴
爾發表了他對穆勒報告的總結，引用了其中一段話的部分內容，稱沒有發現任何確鑿證據
證明勾結，卻遺漏了表明俄羅斯和川普的競選團隊一直在朝著類似的目標努力的其他部分
。他提到報告發現了一些可能妨礙司法的事件，但沒有進行列舉或描述。（共有10起，其
中包括川普解僱拒絕向他承諾效忠的聯邦調查局局長詹姆斯‧科米(James Comey)。）
三天後，穆勒給巴爾寫了一封信，認為這份總結“沒有完全抓住報告的背景、性質和實質
”，並“讓公眾對我們調查結果的關鍵方面感到困惑”。穆勒已經準備了一份引言和執行
概要，他敦促巴爾公佈這些內容。巴爾予以拒絕，並又花了三週時間修訂了完整的報告，
讓川普“完全無罪”的說法佔據了新聞版面。
在4月份，巴爾最終發佈了這份報告，他在記者接觸到這份報告之前召開了一場新聞發佈
會，這使得他們無法就報告的內容提出詳細的問題。巴爾重複了四次沒有發現勾結，並指
出“總統”感到沮喪和憤怒是因為他認為這場由他的政治對手和非法洩密推動的調查是對
他的政治迫害。” 四天後，國會民主黨傳喚了白宮法律顧問唐‧麥克加恩(Don McGahn)
，他目睹了川普的一些潛在的妨礙司法的行為，司法部隨即發佈了一份法律意見書，使他
無需作證。
川普經常對2016年大選提出修正主義觀點，聲稱是烏克蘭進行干預並淡化俄羅斯的作用。
據他所說，聯邦調查局開展的這項調查是由歐巴馬(Barack Obama)支持的秘密行動，目的
是監視他的競選活動。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政府官員告訴我，巴爾不相信“深層政府”
(deep state)正在密謀迫使川普下台，但他相信聯邦調查局進行調查時內部有人暗藏禍心
。去年4月，巴爾在參議院的一個小組委員會上談到了這個問題。“監視政治活動是一件
大事，”他說。“我認為間諜活動確實發生了。問題是它是否得到了充分的預測。”
那時，司法部監察長邁克爾‧霍洛維茨(Michael Horowitz)就聯邦調查局調查川普“通俄
”一事展開的審查已經花了13個月的時間。但川普指示巴爾自行調查，並審查俄羅斯協助
他競選的情報。川普賦予巴爾一項影響深遠的權力: 單方面解密絕密文件以審查國家情報
機構的工作。
進行調查時，巴爾任命了康涅狄格州的聯邦檢察官約翰‧杜倫(John Durham)，曾在歐巴
馬政府時期調查過中情局是否對恐怖分子嫌疑人刑訊逼供。巴爾和杜倫出訪英國、意大利
和澳大利亞,要求當地官員提供聯邦調查局和中央情報局不當行為的證據。來自俄勒岡州
的民主黨參議員羅恩‧懷登(Ron Wyden)——自2001年以來一直在情報委員會任職，他告
訴我巴爾無視司法部規範:“他在世界各地飛來飛去，試圖找到證據來證實這些離奇的陰
謀論，為俄羅斯開脫。” 情報部門官員擔心，這些行程將使美國的長期盟友因害怕捲入
黨派鬥爭在與美國分享信息時猶豫不決。
曾協助調查俄羅斯干預事項的美國司法部前高級反情報官員戴維‧拉夫曼(David
Laufman)表示，這項調查也向所有美國官員發出了一個明確的信息:挑戰川普，後果自負
。“我們進入了一個瘋狂的境地，” 拉夫曼告訴我。他說，這項調查“讓人聯想起歷史
上那些對不忠者進行清洗的政權”。
巴爾對政府地位的信念在政界得到了廣泛認同。在聖母大學演講的當天，美國國務卿邁克
‧蓬佩奧(Mike Pompeo)在田納西州也發表了名為“成為基督教領袖”的演講。蓬佩奧說:
“我知道有些媒體聽到我向上帝尋求工作方向時會破口大罵。” “我很自豪川普總統允
許了國務院這麼做，事實上，他也要求我們這麼做。” 蓬佩奧是一名福音派基督徒，而
在川普的核心圈子裡，他的許多同僚都是保守派天主教徒，他們的影響力堪比小布希政府
的福音派。除了巴爾和奇波隆，還有代理參謀長米克‧馬爾瓦尼（Mick Mulvaney）;白宮
顧問凱莉安‧康韋（Kellyanne Conway）;國家經濟委員會主任拉里‧庫德洛（Larry
Kudlow）;以及前首席戰略顧問史蒂夫‧班農（Steve Bannon）以及指導了川普挑選法官
的戰鬥情報中心和聯邦黨人學會的倫納德‧里奧（Leonard Leo）。
一位政府官員承認，宗教領袖們“敏銳地意識到川普的缺點”，但更意識到他對他們事業
的價值。這位官員說:“他將以為保守派做出傑出貢獻的政治領袖而留名。” 川普已經重
塑了國家的法律體系，他任命了兩名最高法院法官和162名其他法官，其中大多數人都屬
於保守派。巴爾的司法部支持限制墮胎，並幫助基督教學校爭取到納稅人資金支持。巴爾
還幫助川普恢復了被兩黨總統凍結了16年的聯邦政府死刑執行。
巴爾喜歡把川普描述成羅納德‧雷根(Ronald Reagan)的繼承人。但在某些方面，他的政
府對敵人嚴防死守，為了政治利益歪曲法律，更讓人想起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時代。9月，本田、福特、大眾和寶馬與加州達成協議，將遵守比白宮制定的更嚴
格的排放標準。在政府嘲笑此舉是“公關噱頭”之後，司法部對汽車製造商展開了反壟斷
調查。巴爾為總統所做的工作擴展到為他的納稅申報單保密。去年，川普的私人律師稱他
的財務記錄不應交給正在調查是否曾向成人電影女演員斯蒂芬妮‧克利福德“封口費”的
紐約市檢察官。司法部提交了一份當事人聲明，稱移交這些記錄將“給總統的時間、精力
和憲法履職帶來巨大負擔”。法律倫理學教授斯蒂芬‧吉勒斯(Stephen Gillers)認為，
巴爾在他應該挑戰川普的時候未能做到這一點。“我們現在沒有司法部長，”他說。“我
們多了一位額外的總統律師。”
去年9月，一則有關巴爾的爆炸性新聞打破了這兩個角色之間的界限。一名匿名人士對川
普和烏克蘭總統沃洛迪米爾澤倫斯基(Volodymyr Zelensky)的電話會談進行舉報。在通話
中，川普以美國軍事援助向澤倫斯基施壓，敦促其調查拜登捲入烏克蘭腐敗案件一事，並
建議和他的私人律師魯道夫‧朱利亞尼（Rudolph Giuliani）以及巴爾談談。
巴爾否認與此事有關，並表示從未與澤倫斯基談過話。與此同時，司法部制止了舉報人的
控訴。首先，法律顧問辦公室(Office of Legal Counsel)裁定，該控訴不是一個“緊急
關切”的問題，因此不需要移交給國會監督委員會。其次，司法部刑事司駁回了舉報人關
於總統違反了禁止候選人向外國人尋求支持的聯邦法律的指控，理由是烏克蘭公開宣佈對
拜登展開調查對競選無益，因為沒有辦法準確列舉其價值。
11月15日，前美國駐烏克蘭大使瑪麗‧約瓦諾維奇(Marie Yovanovitch)在眾議院作證，
稱自己是被 “惡意抹黑”逼下台的。在她作證的同時，川普在推特上對她進行了抨擊，
她稱此舉令人“非常不安”。在同一天，巴爾在聯邦黨人學會發表了激烈的演講。他說:
“為了發動一場針對本屆政府毫不留情的焦土之戰，左翼勢力正在系統地粉碎社會規範，
破壞法治。” 他將總統描述為受到政府其他部門“侵蝕”的受害者。巴爾說:“人們總會
下意識地認為立法和司法部門都好人，保護人民免受貪婪的潛在獨裁者的侵害。”“這是
一種錯誤且返祖的偏見。”
12月，邁克爾‧霍洛維茨(Michael Horowitz)發佈了一份關於聯邦調查局的報告，巴爾和
他的盟友寄希望於這份報告對他們有利。數月以來，川普和福克斯新聞的評論員曾預測，
霍洛維茨的報告將發現明顯的政治偏見。相反，報告結論卻是川普對聯邦調查局“政變”
的指控是錯誤的。
這份基於170多次面談和100多萬頁文件的報告確實發現了不當行為，其中大部分涉及向聯
邦情報監視法庭(Intelligence Surveillance Court)提出的申請。在競選期間，聯邦調
查局低級別官員曾申請允許竊聽川普的前外交政策顧問卡特‧佩奇(Carter Page)。在此
過程中，一名律師篡改了一封電子郵件製造出佩奇沒有與中情局合作的假象，而事實正好
相反。特工們還隱瞞了對英國前情報官員克里斯托弗‧斯蒂爾(Christopher Steele)收集
的對川普指控可靠性的擔憂。
霍洛維茨的報告表明政府的秘密監控程序需要進行重大改革。報告指出，展開調查符合法
理，官員的失誤並沒有導致領導人做出不當行為。霍洛維茨寫道:“我們沒有在書面證據
或證言證據中發現影響決策的政治偏見或不當動機。”（另一項對曾發送蔑視川普短信的
高級反情報特工彼得‧斯特佐克(Peter Strzok)的調查也得出了類似的結論。）前聯邦調
查局總法律顧問詹姆斯‧貝克(James Baker)告訴我，聯邦調查局在收到斯蒂爾材料彙編
複印件和那封郵件被篡改之前就已經著手調查了。當時，被俄羅斯竊取的民主黨通信在網
絡流傳，川普曾公開呼籲俄羅斯竊取並公佈希拉里‧柯林頓(Hillary Clinton)的電子郵
件，他的幾名幕僚曾與俄羅斯官方和疑似情報人員有過接觸。“我們有義務保護美國不受
俄羅斯的侵害，”貝克(James Baker)說。“面對同樣的事實，我將再次展開調查。”
巴爾用質疑對對霍洛維茨的報告結論做出了回應。巴爾認為，儘管核心報告顯示調查是合
理展開的，但“清楚地表明，聯邦調查局以最薄弱的懷疑為由，對美國總統競選發起了侵
入性的調查。” 被任命進行單獨調查的聯邦檢察官杜倫表示，他和巴爾收集的證據與霍
洛維茨的說法相悖。他說，“我們向監察長進行了反映，對報告中一些預測性結論和聯邦
調查局案件如何展開案件的部分並不認同。” 這一聲明違反了在調查結束前司法部不予
置評的慣例。
川普更進一步，認為霍洛維茨是上屆政府陰謀集團的一部分。“別忘了，霍洛維茨是歐巴
馬任命的，”他發推道。“很明顯，霍洛維茨暴露出了極大的偏見和罪惡感，但他絕不會
承認。這是巨大的信譽損失。歐巴馬什麼都知道!”
聯邦調查局局長克里斯托弗‧雷(Christopher Wray)立即承認了錯誤，並宣佈了40項旨在
防止不當監控的改革措施。在一次電視採訪中，他反駁了其他的虛假聲明。當被問及川普
要求對烏克蘭干預選舉進行調查時，雷(Christopher Wray)回答說，“沒有信息表明烏克
蘭干預了選舉。” 他還呼籲美國人對信息來源要保持謹慎。“有各種各樣的人在說各種
各樣的事情，”他說。“我認為，保護我們不受國外負面影響的重要原因是美國公民非常
團結且包容，他們不僅有恰當的媒介素養、對信息的攝取也會持合理懷疑態度。”
在雷(Christopher Wray)為聯邦調查局辯護後，川普也對他進行了抨擊。他在推特上寫道
“我不知道現任聯邦調查局局長克里斯托弗‧雷(Christopher Wray)讀的什麼報告，但肯
定不是給我的那份。”“以這種態度，他將永遠無法解決聯邦調查局的問題，儘管有很多
最棒的男人和女人在那裡工作，但聯邦調查局的問題已經很嚴重了!”
雷保住了他的工作，但其他人沒那麼幸運。國家情報總監丹‧科茨(Dan Coats)就是其中
之一。他是一位溫和的共和黨人，曾公開質疑過川普的一些言論。去年夏天，在經歷了幾
個月的重壓後，科茨辭職了，川普提名來自德克薩斯州的擅於販賣陰謀論的國會議員約翰
拉特克利夫(John Ratcliffe)取代他。（在有證據表明拉特克利夫可能誇大了自己的履歷
後，白宮撤回了提名，這個職位至今空缺。）川普還撤銷了曾批評過他的前中情局局長約
翰‧布倫南(John Brennan)的安全許可。此舉影響甚大，政府工作薪酬低微，很多情報官
員指望著在退休後依靠安全許可獲得私營部門的工作。最近，總統公開譴責了烏克蘭事件
的舉報者，此人隨後收到了許多死亡威脅。當威脅激增時，武裝特工開車送他上下班。
在數十次採訪中，一些現任及前任執法部門和情報部門官員表示，過去三年來川普在
Twitter上的言語抨擊、陰謀論和備受矚目的解僱事件，讓他們的部門主管對公開發言、
在國會作證或與記者交談都很謹慎。他們很清楚會被問及川普的錯誤表述。如果他們予以
更正，將面臨因反駁總統而被解僱的風險。
國家情報機構轉向私人評估準備反駁川普似是而非的斷言。據眾議院和參議院情報委員會
(Senate Intelligence committee)的成員表示，他們確認俄羅斯(而非烏克蘭)干預了
2016年的選舉，並預測俄羅斯可能會在2020年再次干預。聯邦調查局和中情局也評估稱，
白人民族主義者和ISIS成員都持續威脅著國家安全，而川普對這些問題並不重視。這些機
構主管們相信，他們可以通過保密進行自我保護。“生存就是勝利，”一位政府官員告訴
我。“如果你能夠按照自己的方式被淘汰或者堅持到最後才出局，這對機構來說就是勝利
。”
如果巴爾的調查結果指向刑事指控，那就是對以往做法的徹底悖離。當杜倫調查中情局官
員是否刑訊逼供時，他並沒有提出任何刑事指控。儘管此前對情報失誤的調查曾讓美國人
付出了生命的代價，比如9‧11襲擊前沒有發現預警信號，又如錯誤地認為薩達姆‧侯賽
因擁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這些都沒能導致刑事處罰。2016年擔任國家情報總監的詹姆斯
‧克拉珀(James Clapper)提醒說，選舉評估是一項分析工作。克拉珀說:“如果檢察官調
查分析人員的情報判斷，那會很糟糕。”詹姆斯‧貝克(James Baker)擔心，川普威脅調
查人員會對聯邦調查局造成嚴重後果。“這可能會降低機構坦率評估或追查爭議案件的意
願，”他說，“我為這個機構感到擔心。”
在一場私人聚會上，無論是現任、前任聯邦調查局特工，還是司法部官員，都對川普對聯
邦調查局的抨擊感到疲憊不堪。最近退休的一些人員告訴我，他們對自己如此少地懷念在
局裡的工作時光感到驚訝。
一些特工接受了雷的忠告，專心工作，對身邊的政治鬥爭置若罔聞。作為一名低調的前檢
察官和企業律師，在工作了兩年半之後，雷激發了團隊忠誠使他們足以從容應對困局。就
像這個國家一樣，聯邦調查局內部也存在嚴重分歧，一些特工對川普個人反感但支持他的
政策。科米是一位頗受歡迎的局長，但特工們抱怨他呼籲人們投票反對川普，這將聯邦調
查局置於陰謀論中。最明顯的情緒是對政治階層的蔑視。去年冬天，在美國歷史上最長的
政府停運期間，聯邦調查局的1.3萬名特工和2萬名後勤人員辛苦所得僅敷日用。當僱員們
淚流滿面地走進主管辦公室時，機構設立臨時食品銀行來接濟同僚。川普要求國會為他提
議的墨西哥邊境牆撥付資金才導致了政府關門。但許多特工認為，雙方政客都有責任。“
他們沒有做好自己的工作，”已退休的聯邦調查局探員湯姆‧奧康納(Tom O’connor)跟
我說。
川普時代的政治鬥爭滋生了冷漠和厭惡。聯邦調查局和司法部官員表示，如果川普再次當
選，將會有大批政府僱員離職。一些退休的特工擔心這個機構沒法再撐四年。
斯蒂芬‧吉勒斯(Stephen Gillers)指出川普的所有攻擊都是為了增加權力。他說:“川普
尋求最大限度控權的方法就是儘量減少信息披露以及破壞信息的可信度。” “國會的工
作需要信息來運轉的，而總統卻凍結了信息，特別是在彈劾調查中。另一個制約因素是媒
體，總統使用“假新聞”一詞會導致民眾對媒體失去信心。剩下的就是法院了，它們低效
又麻煩。”
前布希政府的副司法部長唐納德‧艾爾（Donald Ayer）提醒稱巴爾對行政權力的理解可
能會實現。他說:“最終問題是當這些爭議到達最高法院時會發生什麼，畢竟最高法院有
兩名川普任命的法官。” “他真有成功的危險。” 一些法律分析人士認為，巴爾有些操
之過急。法戰（Lawfare）的本傑明‧維特斯(Benjamin Wittes)預測，最高法院將否決巴
爾的極端立場，並開創最終削弱總統權力的先例。“認為總統有權對公共資源行使行政特
權的想法是可笑的，” 維特斯告訴我。“我認為他們很可能反而會失去很多。”
保守派訴訟律師查克‧庫珀(Chuck Cooper)不同意這種說法。他認為巴爾的任職代表了自
雷根政府期間啟動的法律工程的成就。庫珀說“他是在由米斯司法部時期推廣和大力推進
的基礎上不斷建造和擴展。” 去年十月，川普在橢圓形辦公室授予米斯總統自由勛章，
這是美國最高的平民榮譽。巴爾出席了會議，米斯感謝他繼承了他的衣缽:“在這個國家
眾多偉大的司法部長中，你已有一席。”
隨著巴爾對擴大總統權力的堅持，共和黨選民也逐漸認同。皮尤研究中心(Pew Center)的
數據表明，43%的共和黨人認為，“如果不必那麼擔心國會和法院，那麼總統可以更高效
地運作。” 這一數字比川普剛上任時的14%有所上升。眾議院共和黨關於烏克蘭的報告支
持了他獨一無二的權威。這篇文章對約翰‧馬歇爾(John Marshall)的話稍有誤讀，稱川
普“從憲法上說，是‘國家唯一的外交機構’”。因此他在處理烏克蘭問題上有無限的自
由。艾爾擔心，巴爾將雷根時代解散政府的努力與川普時代將政府政治化的努力結合起來
。隨著白宮成功地阻止了國會將川普趕下台的企圖，巴爾正在贏得他對立法權的長期戰爭
。在2020年的競選中，川普將辯稱，只有他才能保護美國免受左翼勢力、移民和其他敵人
的危害。巴爾對總統權力的設想將成為該黨的主流立場。“巴爾找到了成為唐納德‧川普
司法部長的機會，”艾爾說。“我相信，這是他一生難得的機會，來推動他的全能執政官
願景取得重大進展。”
這篇文章的早期版本錯誤地陳述了海灣戰爭期間美國在科威特的作戰行動時間。（譯者註
：文章首版於2020年1月13日發表在《紐約客》雜誌官網，已於2020年1月20日更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