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美國政治的"種族化"現象探析
來源：《美國研究》2019年第四期
http://www.uscnpm.com/model_item.html?action=view&table=article&id=19571
作者：陳跡
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美國研究系博士生
【內容提要】
伴隨政治極化一同出現的美國政治"種族化"現象在川普時代越來越嚴重。政治精英和選民
根據種族議題劃線，選擇政黨聯盟，致使兩黨在種族意識形態上的差距增大，中間派消失
。種族保守派與藍領白人大量湧入共和黨，構成共和黨勝選聯盟的關鍵選民。民權運動後
，經濟問題的種族化同白人身份政治相結合，加上兩黨"狗哨"政治的推動，使種族主義成
為現代選舉政治的核心驅動力之一。歐巴馬時代"種族化"的溢出效應延續至今，是政治種
族化加劇的重要現實原因。2020 年大選臨近，兩黨和民眾在種族問題上預計將進一步兩
極化，這一趨勢很難逆轉，並將深刻影響美國政治的運作與走向。
政治極化(polarization)作為當代美國政治最顯著的特徵之一，獲得了美國學界和中國學
界的普遍關注與深入研究。然而，近年來伴隨著極化一同出現的，還有美國政治的"種族
化"(racialization)現象，也同樣值得關注。特別是在川普參選和當選美國總統後，美國
政治"種族化"趨勢愈發明顯。川普一直都利用惡毒的種族歧視、排外主義和反穆斯林的仇
恨言論來爭取和動員保守派白人選民投票，即所謂的"先分裂後征服"競選策略，吸引了許
多共和黨追隨者爭相效仿。多項依據美國國家選舉研究局(American National Election
Studies，ANES)數據進行的研究顯示，2016年總統大選中支持川普選票的關鍵誘因是選民
對黑人與移民的態度，而非經濟焦慮情緒。美國政治的"種族化"意味著多數政治議題都可
能被轉化成種族問題，任何政治人士都可以變為種族性的人物。選民更多地透過種族棱鏡
形成對政黨、精英、政府和公共政策的看法，並選擇政黨聯盟。民主黨與共和黨在種族意
識形態上的差距增大，共識消失。種族議題維度和經濟議題維度緊緊捆綁在一起，國會和
精英都產生了一維化分裂，政治極化與種族化都越來越嚴重。
本文擬對美國政治"種族化"的主要特徵進行梳理和分析，並在此基礎上著重探討政治精英
和選民種族化的歷史根源與現實原因，進而對種族化政治的未來走向以及對選舉政治的影
響做出預測。需指出的是，在美國政治語境下，"種族"一詞往往可同時包括種族(race)與
少數族裔(ethinic minority)兩種含義，而少數族裔通常指非洲裔、拉美裔、亞裔美國人
、來自墨西哥與中美洲的移民，以及穆斯林社區等群體。為了行文簡潔，本文在提到美國
政治的"種族化"時，大多均包含其族裔化的含義。
一 、美國政治"種族化"的主要特徵
(一)川普"激活"種族保守派
首先，近年來美國的種族主義、排外主義與極端右翼的白人至上主義有抬頭趨勢。2018
年美國仇恨團體的數量達到 1020 個，為歷史新高。中期選舉前的兩週裡，白人至上主義
者的憤怒進一步蔓延：三起激進右派的恐怖襲擊和一連串針對民主黨位高權重人士的未遂
郵件炸彈襲擊震驚了整個美國，共造成 15 人死亡。2018 年，美國、加拿大與激進右派
相關聯的恐怖襲擊死亡人數，從 2017 年的 17 人上升至 40人。2018 年 7 月，昆尼皮
亞克的民調顯示，49% 的選民認為川普是種族主義者，47%認為他不是種族主義者。44%
的選民認為川普移民政策背後的主要動因是"種族主義看法"，但有 50%認為川普是"真心
想要管控美國邊境"。
其次，川普總統不斷地使用分裂性、侮辱性的反移民、反少數族裔言辭，來迎合或煽動一
部分白人選民的種族主義與種族怨恨(racial resentment)情緒。2012 年大選中投票給歐
巴馬的白人選民中有許多在種族和族裔問題上持保守主義立場：其中49%的人不認為"過去
幾年中，黑人所得的比其應得的要少"，45% 贊成對被判謀殺罪的罪犯施以死刑，39%認為
奴隸制與種族歧視並未阻礙黑人經濟地位的提高，同時還有 28%將黑人處於經濟不平等地
位的責任歸咎於黑人自身。支持歐巴馬的這些白人選民在墮胎、同性婚姻等社會問題以及
貿易、醫保、稅收等經濟問題上都持中間或偏自由的看法。在 2016 年這樣高度種族化的
選舉中，這部分受到"雙向壓力"(cross-pressured)，即黨派從屬與種族問題立場產生衝
突的白人選民是最容易改變黨派忠誠的，從支持民主黨轉而支持共和黨。較高的種族敵意
降低了偏保守和偏自由的中間選民在總統和國會選舉中給民主黨候選人投票的可能性。
(二)經濟問題的種族化
引人注目的是，2016 年大選較 2012 年的投票變化與選民的經濟焦慮和家庭收入變化均
只有弱關係，而與他們對種族和族裔的態度之間存在強關係。2016 年總統大選中，種族
怨恨對經濟焦慮情緒的推動作用非常顯著，因而選民的經濟關切通常會經過種族棱鏡的過
濾。這一種族怨恨通常呈現為如下形式：許多在種族方面偏保守、經濟上遇到困難，或是
受教育程度較低的白人認為少數族裔與移民獲得了他們"不應得"的優待，搶走了本該屬於
白人的社會和經濟機遇。這就是所謂的"種族化經濟學"：從種族的視角看待就業問題與貧
富差距，把種族問題與經濟狀況混為一談，並從根本上認為，是少數族裔的優越地位與移
民的大量湧入造成白人如今收入與地位下降。
無論是在競選過程中，還是就任美國總統之後，川普都在不斷地煽動和利用保守派白人選
民種族化的經濟焦慮情緒。在 2016 年大選中，川普經常錯誤地聲稱："在美國，移民所
受到的待遇甚至勝於退伍軍人"，"移民奪去了美國人的製造業工作，奪去了我們的錢財，
不給我們活路"，"移民讓公共福利枯竭"，並指責歐巴馬和希拉里.柯林頓支持優待移民的
社會福利政策，以此來誤導選民。更有甚者，川普反覆向其支持者灌輸移民中混有罪犯和
伊斯蘭激進分子等毫無依據的言論。2018年中期選舉前不久，他又編造出數千名中美洲難
民乘坐"敞篷車"向美國邊境"進軍"這一誇大事實的故事，蓄意在選民中製造和傳播針對所
有移民的恐懼和仇視心理。
(三)民主黨在種族問題上加劇自由化
民主黨人在社會問題上明顯左轉，是對川普執政的反彈，帶動美國社會整體在種族問題上
更加自由化；但同時，近年來，共和黨支持者在種族問題上的立場也呈現出緩慢自由化的
趨勢。
針對種族不平等的看法，皮尤研究中心以"國家應該繼續改變，賦予黑人與白人平等權利"
為題進行了民意調查，調查結果顯示，兩黨支持者觀念的差距在2009 年至2017 年間進一
步拉大。主要原因是民主黨支持者明顯變得更自由化，而非共和黨支持者變得更保守。實
際上，共和黨支持者認同這一命題的比例略有起伏，在近幾年出現小幅上升，從 30% 增
長至 36%。而在同一時期，民主黨支持這一觀點的比例從54%一路升至 81%，帶動所有受
訪者中認同該觀點的比例從 43%漲至 61%。
在對種族歧視影響的看法方面，對"種族歧視是許多黑人現在無法成功的主要原因"這一論
述，共和黨支持者認同的比例，從 2009 年的 9% 小幅上升至 2017 年的14%。也就是說
，共和黨支持者整體上並未變得更保守。但是，民主黨支持者認同該觀點的比例在同一時
期從 28%驟升到 64%，可以說是成倍增長。因此，所有受訪者中認同這一命題的比例也從
18%迅速漲至 41%。
皮尤研究中心的這一調查還包括對移民問題的看法。對"移民通過自身的勤勞工作與才能
使美國更強大"這一觀點，共和黨支持者認同的比例從 2010 年的 29% 升至 2017 年的
42%，說明這一時期共和黨支持者在移民問題上變得更自由和寬容，而且變化較為明顯。
然而，在同一時期，民主黨支持者認同該表述的比例再一次出現激增，從 48%升至 84%，
即從接近半數到絕大多數都認同。因而在所有受訪者中，認同這一判斷的比例也從不到半
數的 44%漲到接近 2/3 多數的 65%。
與此相應的是，目前，民主黨內部就如何在 2020 年重奪白宮產生了一些分歧：是重點爭
取美國中西部"鐵鏽帶"的支持，如賓夕法尼亞、密歇根、威斯康星等州的白人藍領工人，
還是人口日益多元化的"陽光地帶"，如佐治亞、亞利桑那、北卡羅來納州的支持？換句話
說，如果民主黨候選人想要組成一個勝選聯盟，是應該吸引在上次選舉中倒向川普的共和
黨白人藍領和農村選民，還是緊隨本黨核心支持者迅速左轉的趨勢，動員更多的少數族裔
和郊區居民投票？反映民主黨更為進步主義的政治現狀。
就這一關鍵的競選策略問題，以前副總統拜登(Joe Biden)、參議員艾米.克洛布徹(Amy
Klobuchar)為代表的總統候選人認為，收復民主黨在中西部產業工人群體中的失地，重建
"藍牆"是民主黨重返白宮的最快途徑。克洛布徹在明尼蘇達州正式宣佈參選後就立即造訪
了臨近的威斯康星州，而希拉里.柯林頓在 2016 年大選過程中從未到威斯康星州拉票。
希拉里.柯林頓競選團隊曾忽略了低收入藍領白人的政治力量，未為其量身打造希拉里.柯
林頓的經濟政策立場，導致其失去中西部數個關鍵搖擺州，這被認為是希拉里.柯林頓選
舉人團票落敗的最重要因素之一。另一方面，美國住房和城市發展部(Department of
Housing and Urban Development，HUD)前部長胡利安.卡斯特羅(Julian Castro)等較年
輕的總統候選人認為，"陽光地帶"各州已經出現反川普、轉向支持民主黨的明顯傾向，並
且正呼喚出現一位能與其多元化的選民產生共鳴的候選人，特別是出身於少數族裔的民主
黨人。對於亞利桑那、佐治亞、佛羅里達甚至得克薩斯州這些傳統上偏向共和黨的州，只
要其少數族裔選民得到充分動員，在 2020 年變成"藍州"並非不可能。
但是，無論民主黨內部在大選策略上存在多少分歧，川普始終是使民主黨人團結一致的最
大動因。2018 年，平均 82% 的保守派民主黨人、91% 的溫和派民主黨人和 96%的自由派
民主黨人，對川普總統的工作表現持否定態度。民主黨人的共同目標就是讓川普連任失敗
。2020 年總統大選將只有極少的民主黨人會投票給川普。
當然，民主黨人的這一分歧並不僅僅是一個競選策略問題，更是對民主黨主流應如何計畫
重新變為多數執政黨提出的難題。根據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的出口民調，2016 年大
選中，川普獲得了 66% 沒有大學文憑的白人的選票；2018 年中期選舉，共和黨獲得了
61%沒有大學文憑的白人的支持。民主黨在白人藍領工人中的地位有所改善，但仍然不足
以撼動中西部產業工人對川普及共和黨壓倒性的支持。實際上，自 1948 年至 2012 年的
每一次總統選舉中，白人收入水平越低，投票給民主黨的概率就越大。2016 年大選至今
，低學歷、低收入白人大部分倒向共和黨的情況似乎是一種歷史的反常，同時富人對共和
黨總統候選人的鄙視與厭惡也是史無前例。這說明由於川普的崛起和種族問題的突出地位
，總統選舉中收入水平與黨派支持的關係被扭曲了。民主黨想要通過爭取溫和派的藍領工
人來入主白宮似乎還任重道遠。這也從一個側面說明，目前以川普為主導的白人身份政治
在白人中嚴重孤立了民主黨，徹底改變了兩黨的競選政治。
(四)選民根據種族議題劃線，進行政黨選擇
政黨選擇(party sorting)的概念由美國政治學家莫里斯.費奧里納(Morris Fiori-na)與
薩繆爾.阿布拉姆斯(Samuel Abrams)最先提出，用於解釋美國政黨極化現象的本質：供選
民選擇的意識形態和政策立場變得非常有限，並且分別集中在兩黨之內；所以，選民只能
根據自身偏好，選擇站在民主黨或共和黨一邊。
政黨選擇的一個典型案例涉及對墮胎問題的態度。美國綜合社會調查(General Social
Survey，GSS)的權威數據顯示，公眾對墮胎問題的態度在過去40 年中並無明顯變化：大
多數人認為墮胎在大多數情況下應是合法的。但在美國政治現實下，墮胎卻是最極化的議
題之一。兩黨的精英階級，即當權者、候選人、活動家和利益集團等，對墮胎問題的立場
有著天壤之別。因此，在墮胎問題上面對僅有的兩種選擇，兩黨支持者在過去 30 年中進
行了持續性的政黨選擇：普通民主黨人士變得比普通共和黨人士更贊同墮胎合法化。此例
可同時說明美國政黨選擇的兩大特點：政治精英先於普通選民進行政黨選擇，並且精英階
級的政黨選擇程度高於普通黨派人士。
美國民眾按照種族問題劃線，也進行了類似的政黨選擇，其方向是民主黨成為種族自由主
義與經濟自由主義的聯盟，而共和黨成為種族保守主義與經濟保守主義的聯盟，導致兩黨
內部更具同質性，兩黨間的政策立場差別更明顯。過去民主黨內有在種族問題上持保守立
場的人士(如羅伯特.伯德參議員)，共和黨內有在種族問題上持自由立場的人士(如密歇根
州前州長喬治.羅姆尼)，而現在兩者幾乎都不復存在。美國選民的政黨選擇程度越來越高
，幾乎所有種族自由主義者都來自民主黨，幾乎所有種族保守主義者都來自共和黨，而且
兩黨中的種族溫和派越來越少。現在，我們僅憑藉某個選民的黨派從屬(民主黨還是共和
黨)，就可以預測他在種族問題上是自由派還是保守派。兩黨在種族問題上達成共識和妥
協的可能性大大降低，產生衝突和鬥爭的可能性急劇升高。
具體而言，在除種族之外的問題上持自由立場、但懷有種族敵意情緒的中間選民一邊倒地
轉向共和黨；教育和收入水平較低的白人大多數投票給共和黨。在 2016 年美國大選中，
沒有大學文憑的白人中有 67% 投票給川普，只有 28% 投票給希拉里.柯林頓。共和黨的
領先優勢達到 39%，為 1980 年以來最高值。而在僅僅四年前的 2012 年大選中，沒有大
學文憑的白人中 51% 投票給了民主黨候選人，47% 投票給共和黨候選人。也就是說，這
部分選民有 20% 以上在兩次大選中改變了黨派支持，這在任何大選中都是一次極富戲劇
性的反轉。同時，在擁有大學及以上文憑的白人中，希拉里.柯林頓的得票率高出 2012
年的歐巴馬 10 個百分點。
自歐巴馬當選美國總統以來，白人選民中基於教育水平的黨派遷移就已經開始：沒有大學
文憑的白人轉向共和黨，受過大學及以上教育的白人轉向民主黨。2016年，在具有投票資
格的美國選民中，有 47% 是沒有大學文憑的白人，22% 是有大學及以上文憑的白人，其
餘約 31%是非白人。川普的崛起、2016 年大選和 2018 年的中期選舉都加劇了這一黨派
遷移趨勢。
黑人、拉美裔與亞裔等少數族裔則站在民主黨一邊。2016 年和 2018 年的選舉中，黑人
對民主黨的支持率分別為 89% 和 90%，拉美裔支持率為 66% 和 69%，亞裔為 65%和77%
；非白人整體上對民主黨的支持率分別為 74%和76%。越來越多受過高等教育的白人也站
在民主黨一邊。
二、美國"種族化"政治的歷史根源
造成當代美國政治"種族化"的原因比較複雜，既涉及民權運動遺產、"種族化經濟學"、白
人身份政治、兩黨"狗哨"政治等歷史、社會、經濟和政黨政治問題，又與歐巴馬時代"種
族化"的溢出效應直接相關，而且這些因素之間存在相互交織、相互增強關係。下文首先
將試探究美國政治"種族化"的歷史原因。
(一)民權運動與白人身份政治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經濟的快速增長與繁榮給美國社會帶來了前所未有的物質富足和
安全感。美國在逐漸由工業化社會向後工業化社會演變過程中，引發了一場代際間的價值
觀轉變，即政治學家羅納德.英格爾哈特(Ｒonald Inglehart)所說的"無聲的革命
"(silent revolution)：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西方社會成長起來的一代人更多地秉持後物質
主義價值觀，支持多元文化主義與世界主義，追求平等的社會政治權利、個人自由與寬容
，以及生態平衡。但是，20 世紀 50 至 60 年代的美國南部卻仍然實行著事實上的種族
隔離。其後席捲美國的學生抗議運動、民權運動、反越戰運動和性別革命等都在這一社會
文化環境中誕生，而民權運動在美國追求政治平等的進程中不啻為一場革命，也是追求平
等進程的必經之路。
1964 年的《民權法案》與 1965 年的《選舉權法》不僅廢除了全國範圍內公共場所、教
育與就業中的種族隔離和種族歧視政策，也有力地保證了黑人等少數族裔的投票權。《
1965 年移民和國籍法案》生效後，大量拉美裔與亞裔移民進入美國工作定居，並成為美
國公民，逐漸改變了美國人口的種族構成，影響了主流價值體系的文化結構、語言結構和
宗教結構。在 1964 年與 1968 年的關鍵性選舉中，民主黨總統候選人分別輸掉了"深南
部"五個州和除得克薩斯州以外的所有南部州。民主黨"堅固的南部"開始發生鬆動，南部
白人首先在總統選舉，隨後在國會、州和地方選舉中大量逃向共和黨。這也被稱為共和黨
在南部選舉政治中"自上而下"的崛起。由此開始了延續至今的全美範圍的政黨重組
(party realignment)進程。民主黨失去了南部的傳統優勢，但贏得、鞏固了兩岸、東北
部與大湖區的選民支持；共和黨則在南部和西部紮穩腳跟，把保守派選民變成堅實的基本
盤。時至今日，共和黨幾乎完全是一個白人政黨。97%的共和黨官員是白人，96%的共和黨
候選人是白人。
種族問題是理解南部政治的關鍵。美國政治學會前主席弗拉基米爾.奧蘭多.基(Valdimer
Orlando Key)在其代表性著作《州與國家的南部政治》中指出："不論我們試圖理解南部
政治進程的哪一個階段，遲早都會將研究引向黑人問題。"這一美國政治學的經典研究發
現，南部白人在種族問題上採取保守態度，主要不是因為想要維持白人支配黑人的種族至
上地位，而是因為相當多的南部白人都生活在黑人佔多數的縣。
也就是說，白人有產者組成的少數群體為了維持自身的控制權，必須想方設法阻止黑人獲
得投票權(甚至是公民權)並與白人下層階級聯合起來，形成多數投票聯盟。因此，民主黨
主導推行的民權運動關鍵性立法，實際上對南部白人政治構成了一種生存危機，因為如果
大多數黑人都獲得了投票權，那麼白人的主導地位將一去不返。被逼到牆角的南部白人選
擇叛離自己堅守了一個多世紀的民主黨，分階段大批轉向共和黨。尼克森帶領共和黨實行
"南部戰略"，有意利用白人激奮的懷舊情緒，鼓動他們為共和黨投票，並不斷孤立民主黨
，為之後白人身份政治的形成與鞏固埋下了伏筆。
隨著權利革命的發展，民主黨逐漸變為一個行動主義、進步主義政黨，支持少數族裔的權
利、多元文化主義與經濟再分配政策。然而，民主黨人卻忽視了該如何維持在"鐵鏽帶"產
業工人中的傳統優勢，從文化和經濟上都疏遠了藍領白人。民主黨為鞏固在少數族裔、女
性和非異性戀(LGBT)社區中新的基本盤，推行少數群體的"身份政治"；倡導教育和就業領
域的"肯定性行動計畫"(Affirmative Action)，造成針對部分白人和少數族裔的"逆向歧
視"問題，在白人和亞裔社區中尤其不受歡迎。2019年 2 月，73%的美國人對大學裡的"肯
定性行動"持反對態度。一波又一波的社會與司法挑戰也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肯定性行動
"的效果。
另一方面，20 世紀 70 年代以來，美國領導並且深度參與了全球化進程。全球化給美國
帶來了巨大的經濟紅利，但自由貿易與資本全球流動的固有缺陷也直接導致了美國人收入
和財富不平等加劇，貧富差距日益嚴重。美國人口普查局的數據顯示，從 1968 年到
2017 年，美國最富裕 1/5 家庭的收入佔美國家庭總收入的比重從 42．6%增至 51． 5%
，而其餘四個五等分組的比重都在逐漸減少，且越貧窮的家庭減少得越快。若考慮通貨膨
脹因素，2010 年美國男性工人的平均工資甚至低於 1978 年。美國的基尼指數從 1968
年的 0.386 上升至 2017 年的 0.482，高於所有其他發達國家。與此同時，自動化、信
息化行業的科技進步導致藍領白人的製造業工作崗位大量減少。自 2000 年以來，美國的
工廠數量減少了 22%，製造業崗位減少了 28%，約500 萬工人失去工作。大多數藍領白人
並不具備客觀分析全球化和技術革新後果的知識儲備與感性經驗。他們憑直覺對經濟和文
化損失進行感知，往往將自身財富和地位降低的責任歸咎到黑人與移民身上。他們認為自
己不但需承擔權利革命的成本，為少數族裔的權利和福利待遇埋單，而且正喪失對國家事
務的主導權和話語權，便逐漸形成對少數族裔、移民和民主黨的怨恨情緒。在藍領白人看
來，這種對白人身份與利益的威脅在美國歷史上少有先例。
自 20 世紀 80 年代開始，現代保守主義運動掀起了對權利革命的反彈政治，保守主義與
基督教右派的聯盟動員了大量在文化和社會問題上保守的白人選民，把經濟問題同社會文
化議題緊緊捆綁在一起，完全"激活"了白人身份政治。對現代保守派白人而言，對民權運
動、多元文化的反感就近乎等同於憎惡大政府和社會福利。他們對 20 世紀 50 年代"黃
金時代"的美國懷有濃厚的依戀情緒，因此擔心白人失去人口多數的優勢與相應的政治、
文化權力。他們深信白人地位和特權的喪失是由政府"逆向歧視"政策與少數族裔的崛起所
致，而且少數族裔獲得的每一分收益都是以白人受損為代價的。約 30%至 40%的美國白人
具有這種較強的白人身份認同，但這部分白人與懷有種族怨恨情緒的白人群體並不重合。
所以，這兩種白人子群(subgroup)均可以接收兩黨候選人的種族信號，成為潛在的決定選
舉成敗的關鍵選民。
(二)共和黨和民主黨的"狗哨"政治
從 1964 年巴裡.戈德華特(Barry Goldwater)參選總統開始，在過去 50 多年中，共和黨
政客大量運用"狗哨"政治(dog whistle politics)策略來拉動選民投票。一般人無法聽到
"狗哨"發出的超聲波。顧名思義，"狗哨"政治就是利用"代碼"或"隱語"(coded language)
來遮蔽政客其實想要向選民傳達的某種信息，以致非目標群體可能聽不出其中的隱含意義
，但目標群體卻很容易理解。尼克森、戈德華特與亞拉巴馬州前州長喬治.華萊士
(George Wallace)都是共和黨"狗哨"政治的高手。華萊士脫離民主黨後，組建了美國獨立
黨這一種族隔離主義的單一議題政黨，通過嫻熟運用種族"狗哨"策略，竟然在 1968 年一
舉贏得五個南部州和 46 張選舉人票。前共和黨全國委員會主席、著名競選策略家李.阿
特沃特(Lee Atwater)曾先後擔任雷根和老布希的競選委員會主席，他在 1981 接受匿名
採訪時的一段話常被視作共和黨"狗哨"政治核心思想的代表。他說："(為了吸引選民，
)1954 年(政客)可以說'黑鬼，黑鬼'。到了 1968 年，就不能說'黑鬼'了，那樣只會適得
其反，對自己不利。所以我們開始談強制性校車接送、州權等。現在(這種策略)已變得非
常抽象了，掛在嘴邊的淨是減稅等純經濟問題。這些經濟政策的一大後果是黑人比白人受
到更多傷害……無論怎麼看，種族問題都被隱藏在後面。"阿特沃特在共和黨內的職業生
涯發展可以說與"狗哨"政治興起的步調完全吻合，他是"狗哨"政治的主要構築者之一。
1980 年，雷根成為共和黨正式候選人，他選中的競選第一站就是密西西比州的"內肖巴郡
農貿會(Neshoba County Fair)"，而這裡正是1964 年三名民權活動家被3K黨人殘忍殺害
的"自由之夏謀殺案"的發生地。雷根選擇此地就是為吸引"傾向於喬治.華萊士立場的選民
"。雷根在集會上對在場的約一萬名白人高喊道："我相信州權！""州權"在美國政治中是
一個充滿種族意味的詞，因為在奴隸制與種族隔離制度在南部盛行的年代，"州權"經常被
用來為維持南部的種族現狀辯護。雷根對"狗哨"政治的運用背後往往還隱含著對自由主義
福利國家的攻擊。雷根競選時經常掛在嘴邊的一套說辭，便是他自己捏造出的形象，一個
費盡心機鑽社會福利空子的"福利女王"(Welfare Queen)："(她)有 80 個名字、30 個住
址、12 張社保卡，還有四個不存在的死去的丈夫留下的退伍軍人福利。她有聯邦醫療補
助(Medicaid)、食品補助券(food stamps)，在每個名下都能拿到福利補助。她的免稅現
金收入超過 15 萬美元。"這一"福利女王"形象逐漸進入美國主流政治話語，並與聯邦福
利項目緊緊捆綁在一起，成為保守派攻擊大政府和福利國家最有力的工具之一。
1988 年，老布希的競選團隊投放了關於黑人暴力罪犯威利.霍頓(Willie Horton)的廣告
，似乎迎合與強化了保守派選民的種族刻板印象，因此事後招致了媒體與輿論的猛烈抨擊
，直至今日都被視作"狗哨"政治的典型案例。
伴隨著這些精英層面的種族政治變化，20 世紀 60 年代以來美國的大眾政治也因種族問
題變得更加分裂。美國內戰結束後直到大蕭條時期，黑人的政黨忠誠度一直偏向共和黨，
但自 1964 年大選以來卻完全倒向民主黨，民主黨在黑人中的投票支持率始終居高不下。
與此同時，白人的政黨偏好卻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種族這個楔子議題的影響。民權運動後，
民主黨的新政聯盟被強制校車接送、學校種族融合、"肯定性行動"、社會福利等不受白人
歡迎的政策徹底撕裂。民主黨"堅固的南部"逐漸變為共和黨堅實的票倉和大本營。在種族
問題上保守的"雷根民主黨人"在聯邦選舉中大量投票給共和黨，1984 年竟有 26% 的民主
黨人在總統選舉中投票給雷根。1964 年後，這些"雷根民主黨人"往往成為共和黨在聯邦
選舉中獲勝的關鍵選民。在新的種族政治背景下，民主黨與共和黨為了爭取這些種族立場
保守選民，都不得不在種族問題上做文章。美國政治學家唐納德.金德(Donald Kinder)與
琳.桑德斯(Lynn Sanders)將這部分搖擺選票稱為"種族的選票誘惑"(the electoral
temptations of race)。
民主黨與共和黨都未能抵制這種"誘惑"。一方面，對共和黨而言，"種族的選票誘惑"意味
著必須迎合在種族和文化上保守的白人的心理，同時又不能採用帶有明顯種族主義色彩的
立場和言論，以致失去過多的非白人選票。這也正是民權運動之後，共和黨大量運用"狗
哨"政治手腕，隱性種族主義甚囂塵上的原因；另一方面，民主黨則必須留住、動員更多
的黑人和其他少數族裔選民，同時又不能冷落那些在種族問題上保守的白人選民。因此，
雷根當選總統之後，民主黨建制派在種族議題上慢慢學會了視而不見或保持沉默的迴避策
略，採取所謂的"種族中立"(color-blind)立場，實際上就是為了爭取保守的搖擺選民。
從這個意義上說，民主黨人也是種族"狗哨"政治的同謀者和實踐者。
柯林頓總統的言行及其政府的政策便是典型例證。在競選總統時，柯林頓以"新民主黨人"
自居，實際上便是效仿共和黨人，採取對黑人關切持冷漠態度、對犯罪強硬、主張削減社
會福利以迎合保守派白人的種族策略。1992 年大選中，著名民主黨民權運動領袖傑西.傑
克遜(Jesse Jackson)牧師邀請柯林頓在集會上發表講話，但柯林頓卻借此機會，含沙射
影地批評了傑克遜牧師與 1992 年洛杉磯的種族騷亂，刻意在選民心中留下自己與黑人民
權運動保持距離的印象，以爭取"雷根民主黨人"的選票。柯林頓在任時簽署的《暴力犯罪
控制與執行法》共投入 300 億美元打擊犯罪，其中大部分用於對犯罪的懲戒性而非改造
性、預防性措施，極大地擴展了雷根政府"對犯罪強硬"政策的範疇和規模。該法的"三振
出局"(Three Strikes)條款要求法院對犯第三次重罪的累犯採用強制性量刑準則，從而大
幅延長其被監禁時間。"'對犯罪強硬'的政策，使柯林頓政府成為美國歷史上聯邦與各州
監獄犯人數量增長最多的一屆政府。"但這種犯人數量的增長是高度種族化的。到 2008
年，每 106 個白人成年男性中有一個被監禁，每 36 個拉美裔成年男性中有一個被監禁
，而每 15 個黑人成年男性中就有一個被監禁。在 20 歲到 34 歲的黑人男性中，竟然每
九個就有一個被監禁。"2008 年被監禁、緩刑或假釋的非洲裔美國男性，比內戰開始前的
1850年被奴役的黑人男性數量還多。"
柯林頓政府還徹底重組了聯邦社會福利政策，大幅減少了福利受惠群體的規模。柯林頓對
肯定性行動等民權運動的遺產保持"只修補、不擴大"的消極態度。強調"法律與秩序"、要
求削減社會福利、反對肯定性行動和"逆向歧視"，這些都是共和黨"狗哨"政治的核心主題
。因此，有學者指出，柯林頓政府和民主黨對民權問題不冷不熱的態度，與美國內戰和重
建期之後共和黨對種族平等原則的實質性放棄，存在相似之處。
三、美國政治"種族化"的現實原因
上述美國"種族化"政治的歷史根源孕育了一個相對成熟的種族社會與政治環境，在歐巴馬
執政後，因其第一位黑人總統的特殊身份而被徹底"激活"。種族政治的"星星之火"通過歐
巴馬的"引雷針"(lightning rod)作用，迅速擴散，終於在川普時代變成"燎原大火"："種
族化"成為當代美國政治最重要的特徵之一。為了說明歐巴馬被"種族化"的強大溢出效應
，我們必須首先弄清如何區分和測量美國社會中不同形式的種族主義。
(一)老式種族主義和現代種族主義
學者通常將當代美國社會中的種族偏見分為老式種族主義(old-fashioned racism)與現代
種族主義，其中現代種族主義又稱"象徵性種族主義"，可通過種族怨恨(racial
resentment)、種族刻板印象(racial stereotypes)、反黑人感情(anti-black affect)、
隱性種族歧視等維度進行衡量。如何定義和測量種族偏見是美國輿論研究中最核心的問題
之一。
老式種族主義是指從美國奴隸制時代遺留下來的白人至上主義意識形態，又稱吉姆.克勞
(Jim Crow)種族主義、大老粗(redneck)種族主義或生理種族主義，主要包括三個方面：
主張白人與黑人之間保持一定社會距離，反對種族融合；認為黑人具有"生理上的缺陷"；
支持用公共政策將種族隔離與歧視合法化、正式化。
20 世紀中葉的大部分美國白人仍然公開持有這種意識形態。在當代美國政治與社會環境
中，公開宣稱老式種族主義的個人與政客早已為大眾所唾棄，但極端右翼、"另類右翼"團
體中不時爆發的遊行示威、尋釁滋事和恐怖主義活動仍帶有明顯的白人至上的種族仇恨色
彩。社會學家貢納爾.默達爾(Gunnar Myrdal)在其著作《美國困境》中指出，老式種族主
義源於白人非理性種族偏見與維護自身特權的利益訴求之間的一種毀滅性結合。
也就是說，老式種族主義為美國社會普遍的種族不平等辯護。與老式種族主義不同，現代
種族主義不主張黑人的"生理缺陷"或正式種族隔離，而是基於刻板印象，認為黑人具有"
文化上的缺陷"："懶惰、暴力、毒品濫用、未成年母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