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對華意識形態遏制升級的實質
來源： 《馬克思主義研究》2020年第 4 期
http://www.globalview.cn/html/global/info_38739.html
王達
吉林大學美國研究所教授
【內容提要】
獨具美國特色的理想主義意識形態輸出是貫穿美國對華戰略演進的邏輯主線。在現實主義
外交政策約束下，意識形態輸出成為美國國家利益最大化的選擇性工具。作為“全政府”
對華競爭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意識形態遏製成為川普政府對華極限施壓的重要手段，呈
現出由點到面、由民間到官方、由保守派智庫發聲到國會立法和政府首腦表態施壓等不斷
升級的態勢。中美之爭在深層次上是制度之爭，在這一過程中始終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制度不動搖至關重要。中國應從中美長期角力的大局出發，秉持堅守領土主權底線、自主
自決人權內政、法律是宗教自由的底線等原則，堅持“四個自信”，深化對外開放新格局
，以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反制和回擊美國的意識形態遏制。
近期，川普政府確立的“全政府”對華競爭戰略呈不斷升級的態勢。從美國司法部正式起
訴中國華為公司，到美國商務部出台更為具體的針對中國高科技企業的出口禁令，再到美
國政客不斷對中國抗擊疫情的努力進行“污名化”甚至聯合多國炒作對華“索賠”疫情損
失，尤其是對華意識形態遏制不斷升級，種種跡象表明，美國正在從各個方面持續深化與
中國的戰略競爭。2019年以來，美國國內各派反華勢力由分化轉為合流的趨勢日益明顯，
各方鼓噪美中意識形態對立之勢日盛。2019年下半年，美國國會連續通過多部涉台、涉港
、涉疆、涉藏法案，粗暴干涉中國內政與主權。涉華法案數量之多、炮製速度之快、涉及
範圍之廣、溢出效應之大，實屬中美建交40多年來所罕見。此外，以美國國務卿邁克爾‧
蓬佩奧和副總統邁克‧彭斯為代表的美國現任政府核心官員，在公開場合大肆宣揚中美意
識形態差異，以維護民主和宗教信仰自由等所謂普世價值的名義，加大對華輿論施壓和價
值觀攻訐。2020年3月以來，美國領導人罔顧事實，試圖將新冠狀病毒全球大流行歸咎於
中國的體制，從而逃避各方對川普政府反應遲緩、抗疫不力的指責。甚囂塵上的“文明衝
突論”和“新冷戰”思潮對中美關係的良性發展構成嚴峻挑戰，中美戰略競爭的本質引人
深思。與貿易霸凌和科技封鎖等極限施壓方式相比，意識形態遏制直接觸及中國的核心利
益和戰略底線，因此對抗的廣度和烈度更高，在戰略層面制衡中國的作用也更大。因此，
我們應當高度重視美國不斷加強對華意識形態遏制的這一趨勢，從歷史演進和現實約束等
不同視角，對美國加強對華意識形態遏制的表現、動因與實質展開深入分析，這是中國做
出有效戰略回應、擺脫美國戰略箝制的前提和基礎。
一、美國國家戰略的意識形態因素
自18世紀法國學者德斯蒂‧德‧特拉西提出“意識形態”這一術語後，其內涵經歷了漫長
的發展。在當代政治學和國際關係學的話語範疇中，意識形態一般被認為是“社會群體認
知世界的系統而連貫的觀念”。建立在歷史唯物主義基礎上的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理論則
對意識形態這一概念的本質進行了更為深刻的論述和剖析，即國家意識形態在本質上是上
升為統治思想的階級意識。意識形態是在特定歷史條件下，由統治階級（集團）構建的價
值觀念和與之相對應的行為規範。作為一種“制度化的思想體系”，意識形態是對經濟基
礎和政治上層建築的反應，不僅體現了鮮明的階級屬性，還具有引領功能、凝聚功能、穩
定功能、轉化功能以及自構建功能。在表現形式上，意識形態往往以“主義”之名出現，
成為激勵社會或政治行動的思想或信仰體系，如保守主義、自由主義、共產主義等。現代
政權的綱領、政黨政治以及社會活動都具有突出的意識形態特徵。由於政治制度、國家權
力以及外交戰略總是以複雜的方式與思想和信仰交織在一起，因此對意識形態的研究是當
代社會和政治分析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
在當今全球主要大國中，美國可謂是最具有意識形態特徵的國家之一。究其原因，意識形
態或者精神的力量對美國而言具有十分特殊而重大的意義。一般情況下，共同的民族或宗
教、歷史上形成的疆域以及文化的獨特性往往是構成一個主權國家不可或缺的要素。然而
，作為一個典型的移民社會，美國發展成為一個國家，並不依靠上面任何一種要素的支持
。它是由來自不同文化背景以及信仰不同宗教的民眾，在政治和經濟力量的驅動下彙集、
融合，共同組建的民族和國家。因此，在美國形成和發展的過程中，它比其他許多國家更
加需要某種精神和信念的力量來凝聚民眾。美國學者盧瑟‧利德基指出：“將北美各個殖
民地彼此連接，同時又將這些殖民地與其他國家區分開來的是表達在美國憲法和人權法案
之中的思想觀念，即獻身於自由、平等和共和的普遍觀念。”加拿大學者沙卡文‧伯
科維奇則指出，“美國人生活在一個自己製造的神話當中，它是一個由一致的意識形態聯
結在一起的、多元的、講究實際的民族，它有數以百計的派別，雖然彼此之間毫不相同，
卻在執行著同一使命”。美國獨特的意識形態源於其特殊的命運和使命觀。正如美國學者
邁克爾‧亨特所指出的，美國的意識形態把其國內的自由命運和在國外的使命感，以及相
信美國是進步的代理人這一觀念結合了起來。美國學者恩里科‧奧吉利和克雷格‧墨菲進
一步指出，美國對外交事務的信念源於美國獨特的命運和特殊使命，即“美國例外論”。
作為美國理想主義和現實主義外交政策的理論源頭，“美國例外論”是一把意識形態的大
傘，將“美國夢”“新世界秩序”“道德責任”“保護和擴大民主”以及“遏制”等美國
外交戰略的所有理念涵蓋其中。正是在這一特定的意識形態指導下，新保守主義者認為，
美國必須在全世界推行美國的價值觀和民主制度，只有這樣才能維護美國的國家安全。在
美國向全世界輸出其價值觀的過程中，理想主義（追求道德、理想的）外交戰略同現實主
義（追求國家利益的）外交戰略實現了統一。美國現實主義國際關係理論的代表人物漢斯
‧摩根索就一針見血地指出了意識形態和美國外交戰略的關係：國家追求權力的動機披著
意識形態的外衣，意識形態是外交政策的推動力並為外交政策提供“辯護和合理的說明”
。
作為美國國家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美國的外交戰略同樣具有十分典型的意識形態特徵。
美國學者沃爾特‧米德將對美國外交戰略產生深刻影響的四種意識形態凝練地概括為：“
漢密爾頓主義”“威爾遜主義”“傑弗遜主義”以及“傑克遜主義”。他認為，這四種思
想派別從根本上反映了美國的道德、政治價值觀以及不同階層的經濟和社會利益，並在不
同歷史時期塑造和主導了美國與世界的互動方式。米德的研究為我們解開美國外交戰略的
意識形態密碼提供了一個簡潔的分析框架。
“漢密爾頓主義”強調建立一個強大的商業國家和捍衛美國商業利益的重要性，為此必須
建立強大的海軍並維護全球航行自由、實行門戶開放政策以及確保資本在全球範圍內的自
由流動。“漢密爾頓主義”所倡導的自由化、私有化和市場化思想作為當代美國新自由主
義的理論源頭之一，是美國主導經濟金融全球化進程並最大化自身商業利益的底層邏輯。
“威爾遜主義”則強調“民主和平論”，認為在全球範圍內支持民主體制不僅是美國的道
義與責任，而且是維護人類和平的需要。“威爾遜主義”為美國的意識形態擴張和全球干
預提供了理論註解和道義支持。“傑弗遜主義”則主張外交戰略應置於憲政的嚴格監管之
下，並強調美國應當使其國家利益最大化，因而反對美國在國外承擔過多的責任。“傑弗
遜主義”是20世紀以前美國外交政策的主導思想，米德形象地稱之為美國國家戰略的“倒
擋”，即美國需要保持戰略低調時的理論說辭。“傑克遜主義”強調外部世界的無序性、
國家利益的現實性以及軍事力量的重要性，重視國家榮譽觀念和信守承諾的重要性。“傑
克遜主義”的主要思想發展成為新保守主義，是美國當代主要地緣政治軍事戰略的重要思
想基礎，眾多對華鷹派人物都是“傑克遜主義”的忠實信徒。從總體上看，美國在意識形
態領域的擴張性和干預性較強。也正是由於美國國家戰略高度強調價值觀的輸出，因此其
對於所謂的意識形態領域的“異類”（包括國家、地區、政黨、組織甚至個人）始終保持
著警覺、批判和遏制的態度。
二、意識形態遏制在美國對華戰略中的演進
自1972年中美關係“破冰”至2017年川普正式就任美國總統的這段長達45年的歷史進程中
，美國對華戰略始終沿著一條比較清晰的邏輯主線在發展和演變，即從“接觸”演進到“
接觸＋防範”，再到“接觸＋規制”。川普政府的對華政策則對這一演進邏輯進行了比較
大的調整，不僅將戰略競爭確定為對華政策的主基調，而且還在2018年以後採取了一系列
以“脫鉤”為特徵的戰略舉措。從總體上看，美國對華戰略中消極成分的比重逐漸擴大。
而在美國不斷加強對華“防範”和“規制”的進程中，意識形態領域的對華遏制始終未曾
缺席，並且逐漸從一條中美互動博弈的輔線發展成為牽動大國角力的主線。2019年以來，
意識形態遏制已經成為繼貿易霸凌、技術封鎖、金融施壓以及司法脅迫等手段之後美國製
衡中國的重要方式，對中美關係健康穩定發展將產生重大而深遠的影響。
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至20世紀70年代，由於美國對華政策完全服務於全球範圍內的“冷
戰”戰略。因此，反共思潮和意識形態遏制始終是美國對華戰略的主旋律，也成為兩國關
係正常化的主要障礙。20世紀70年代初，美國出於維護國家戰略利益的需要，將對華意識
形態遏制放在了相對次要的位置，轉而尋求積極改善對華關係。自此，美國對華“接觸”
戰略逐漸清晰。當然，對華意識形態遏制的緩和並不意味著美國放棄了在意識形態領域“
改造”中國的企圖，而是希望通過一種相對緩和的方式達到這一目的。尼克森為其調整對
華政策進行辯護時曾多次表示，通過貿易和接觸，可以推動中國內部的“和平演變”。他
認為，“我們（美國）與東方的接觸越多，使東方受到西方榜樣的影響就越大，這就不可
避免地會提升引起變革的內部力量”。20世紀80年代中後期，隨著美蘇和中蘇關係的改善
，中美戰略合作的緊迫性有所下降。於是美國開始逐步恢復對華意識形態施壓。例如，在
人權方面，1985年前後，美國加大對中國計畫生育政策的抨擊，並以此為藉口扣發聯合國
人口活動基金經費，加大對華施壓力度；1987年，美國提出所謂的西藏人權問題，並在這
一問題上表現出強烈的干預傾向；1989年，美國在人權外交領域再次加大對華施壓力度，
而中國則堅決抵制美國以人權為藉口粗暴干涉中國內政的行徑。
1992年之後，隨著中國改革開放進程的加速，在美國商界的大力遊說下，克林頓政府於
1994年決定將人權問題與對華最惠國待遇審查“脫鉤”，此舉標誌著美國對華戰略進入“
擴大接觸”時代。美國學者茲比格涅夫‧布熱津斯基對美國這一對華戰略的邏輯做了形象
的註解：“從長期看，隨著中國接受國際規則，並融入更大程度的相互依賴，其將不可避
免地日益尊重人權。”
由此可見，對華“接觸”戰略的前提假定是深化對華交往能夠促進中國向符合美國預期的
方向發展。這裡面既糅合了現實主義的利益考量（如打開中國市場，擴大美國商業利益）
，也包含了理想主義的意識形態訴求（實現對中國的“民主化”改造）。以“接觸”為主
的對華戰略總基調一直延續至歐巴馬政府時期。儘管在此期間，尤其是2001年中國加入世
界貿易組織之後，隨著中國經濟總量和綜合國力的迅速躍升，美國國內反華勢力渲染鼓噪
“中國威脅論”的聲勢不斷擴大，但從總體上看，這一時期由於反恐戰爭和應對2008年全
球金融危機先後成為美國國家戰略的重點，而這些都需要中國的支持與配合，因此，儘管
布希政府和歐巴馬政府先後提出了“兩邊下注”和“重返亞太”戰略以加強對中國的防範
，但在意識形態領域的對華遏制並未對中美關係發展產生嚴重干擾。
然而，2010年以來，美國國內要求反思並調整對華戰略的聲音日漸壯大。一方面，金融危
機形勢企穩以及全球反恐戰爭的趨勢性終結，使得大國競爭再次成為美國國家戰略需要首
先考量的因素；另一方面，2010年中國超越日本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並繼續保持著顯著
高於發達經濟體的經濟增速，與美國在綜合國力方面的差距不斷縮小，這對於美國而言是
一個不小的衝擊。2007年，美國學者孟捷慕在《中國幻想曲》一書中批判了美國長期奉行
的對華“接觸”戰略的前提，他認為，美國難以通過對華接觸確保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與
外交戰略會向美國預期的方向發展。這一觀點拉開了美國戰略界反思對華政策的序幕。在
歐巴馬總統的兩屆任期內，美國戰略界出現了兩輪反思對華政策的高潮，總體上看對華判
斷呈現出顯著負面化的態勢。第一輪是2010年前後，關於所謂“中國強硬論”的討論。美
國學者認為，中國對美國的態度趨於強硬，經濟政策趨於保守，開放進程“停滯”，這與
美國對華預期相悖。第二輪對華政策討論發生於2015年前後，此次討論參與人數之多、觀
點交鋒之深刻與激烈，實為“自美國開始嚴肅討論中美關係正常化以來所僅見”。美國戰
略界對中國崛起對全球地緣政治經濟格局的影響進行了深刻討論，其中意識形態問題再次
成為焦點之一，尤其是黨的十八大後中國加強意識形態工作引發美國戰略界的廣泛關注。
這次對華政策討論的結果是，對華“接觸”戰略失敗論成為美國社會的普遍共識。這為川
普政府對華政策的急劇轉向做了充分的輿論動員和鋪墊。
三、“全政府”對華競爭背景下意識形態遏制升級的主要表現
自2017年川普就任美國總統以來，美國對華戰略發生了大轉向。2017年12月18日，川普政
府在《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中將中國明確定位為美國的戰略競爭對手和“修正主義國
家”；2018年1月19日，《美國國防戰略報告》將中國稱為“敵手”；同年1月30日，川普
在就任後發佈的首份《國情咨文》中將中國定性為“挑戰美國利益、經濟和價值觀的‘對
手’”。基於對中國角色認知的轉變，川普政府將對華競爭上升到“自由世界秩序與壓制
性世界秩序之間的地緣政治競爭”的高度，將美國對華政策由“接觸”調整為“規鎖”，
“全政府”對華競爭戰略的推出則標誌著美國對華戰略的根本性轉變。在戰略競爭這一主
基調下，美國各界對華意識形態的抨擊與攻訐聲勢日盛，呈現出由點至面、由民間至官方
、由保守派智庫發聲造勢到國會立法和政府首腦表態施壓等不斷升級的態勢。
1．對華鷹派人物包裝兜售新版“中國威脅論”
川普競選團隊前首席執行官、白宮前首席戰略師史蒂夫‧班農是美國極右勢力的代表人物
，以信奉“白人優越論”並宣揚意識形態對抗而廣為人知。他不僅創辦了宣傳極端右翼思
想的布萊巴特新聞網，還在各種場合大肆宣揚和兜售“中國威脅論”。因此，班農被視為
“麥卡錫主義”回潮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許多對華極端言論在美國以及國際社會產生了
廣泛影響，在推動美國對華政策轉向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例如，他將中國模式定義為
所謂的“儒家重商威權主義”，將“一帶一路”倡議視為中國提出的旨在挑戰美國的地緣
政治經濟戰略，系統地對中國的民主制度、人權狀況、經濟政策等展開批判，並號召亞洲
乃至全球的民粹主義者聯合起來抵制中國影響力的擴張。2017年10月，黨的十九大召開後
，美國戰略界的部分右翼人士對十九大報告中的部分表述進行曲解，將報告中關於“社會
主義現代化強國”和“新時代”的相關表述描述為中國試圖實施地緣擴張和意識形態輸出
的所謂“證據”，認為中國旨在通過建設“新時代”取代美國主導下的“舊時代”，進而
挑戰現行的國際秩序。在極端右翼勢力的煽動下，美國反華勢力不斷膨脹。
2．保守派智庫炮製新概念鼓噪意識形態對立
在本輪對華宣傳和輿論施壓過程中，美國主要保守派智庫也充當起意識形態遏制的急先鋒
，不斷炮製新概念，將對華意識形態攻勢全面擴大至政治、經濟、文化、安全以及軍事等
各個領域。其中在全球範圍內引起廣泛關注的當屬2017年由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發佈的題
為《銳實力：上升的威權主義影響》的報告。“銳實力”這一經過包裝後的概念通過美國
主流媒體的渲染，在全球範圍內大行其道。報告提出，“軟實力”這一傳統概念已經無法
準確概括以中國為代表的“權威主義國家”對西方社會投射影響力的方式與能力；中國正
在以其特有的“銳實力”向全球進行意識形態輸出，從而動搖和侵蝕“西方民主價值觀”
，因此呼籲西方社會應當對中國的公共外交和文化輸出採取有效的抵制行動。這種宣揚意
識形態對立的觀念在全球範圍內迅速發酵，衍生出眾多針對中國的“新概念”。例如，英
國《金融時報》提出了“銳實力借貸”，將中國在“一帶一路”倡議下對沿線國家的投資
與基於商業原則的借貸，解讀為中國投射區域影響力、改變地緣政治格局的舉措。而一些
別有用心的學者拋出的“債務陷阱外交”論則受到美國戰略界的熱捧，成為其搆陷中國干
預和控制“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罪證”。此外，2018年以來，哈德遜研究所、美中經
濟與安全委員會、威爾遜中心以及新美國安全中心等眾多美國智庫和機構，也紛紛發佈報
告，對中國的海外活動，包括正常的政黨交流、學術活動、文化與教育工作等大加抨擊，
炒作中國文化外交對美國國家安全的威脅，主張對華開展“反話語”行動。專業智庫的集
體發聲進一步營造了美國對華意識形態遏制的氛圍。
3．美國政府首腦站台宣揚意識形態對立論調
如果說個別對華鷹派人物和保守派智庫發佈的極端觀點尚不能代表美國對華政策主流意見
的話，那麼美國現任政府的核心人物出面，為對華意識形態遏制站台造勢，則能夠在相當
程度上說明，美國當局對華政策的理念與立場的根本性轉變。2018年10月，美國副總統彭
斯在哈德遜研究所發表關於美國對華政策的演講，不僅否定了傳統的對華“接觸”政策，
而且表達了對中國未能按照美國預期的方向發展的“失望”，並強硬地抨擊了中國的內政
與外交政策。他在講話中釋放出的對華將採取強硬措施的信號，更是被美國媒體解讀為對
華“新冷戰”的前兆。2019年3月，時任美國國務院政策規劃部主任的基倫‧斯金納公開
表示，中國既是美國的經濟競爭者，也是意識形態競爭者，是美國的長期威脅；美國正在
面對的是一個不屬於西方文明的意識形態，因此需要一個全新的針對異己文明的競爭戰略
。這一充斥著“文明衝突論”以及種族主義色彩的論調在國際上引起了廣泛關注，並再次
引發了對中美“新冷戰”的討論。2019年9月，美國總統川普在參加聯合國大會時，將美
國關注的議題設置為在全球範圍內尊重和保護宗教自由，並在一般性辯論環節發表演講時
對中國的發展模式和政治體制等問題進行了抨擊，並表示將繼續關注香港問題。此後，美
國副總統彭斯以及負責宗教事務的高級官員也公開指責中國在處理香港以及新疆問題上的
方式不符合保護民主與宗教自由的原則，粗暴干涉中國內政。2019年10月30日，美國國務
卿蓬佩奧在哈德遜研究所發表了題為“中國挑戰”的演講，進一步渲染“中國威脅論”並
抨擊中國的人權政策，質疑中國共產黨執政的正當性。2020年2月8日，蓬佩奧在美國州長
協會發表公開演講時號召美國民眾同政府聯合抵制中國對美國進行的所謂的全面“滲透”
。2020年3月以來，川普和蓬佩奧多次在公開演講中使用“中國病毒”和“武漢病毒”等
充滿標籤化、污名化色彩的表述，試圖將新冠狀病毒的全球大流行歸咎於中國的體制性因
素。事實上，美國官方不僅通過公開講話釋放對華強硬信號，而且採取了一系列措施加強
意識形態管控。如2019年以來，川普政府加強了對中國在美人員的審查和防範力度，大量
留學生和華裔科研人員被視為“非傳統情報收集者”而接受審查。此外，繼美國於2018年
9月要求新華社等中國媒體按照《外國代理人登記法》進行登記後，美國國務院於2020年2
月將中國在美五家主要媒體列為外國外交使團，以加強涉華媒體管制，並進一步限制美國
研究機構與中方的交流，收緊中國人員赴美簽證等。
4．美國國會重構對華意識形態施壓的法律框架
近年來，美國國會中各派反華勢力由分化轉向合流的趨勢愈發明顯，在黨派紛爭日益加劇
的背景下，對華強硬幾乎成為唯一能夠達成跨黨派共識的政治原則。在對華鷹派議員的鼓
動下，美國國會開始系統性地重構對華施壓的法律框架，不僅涉華法案數量不斷創造歷史
新高，而且覆蓋範圍日益廣泛，針對事項愈發具體。
美國國會網站的公開資料顯示，在2009年以前，美國國會年均涉華立法提案數量僅為10餘
項。近年來，隨著美國對華政策逐漸轉為強硬，這一數字逐年增長。在2009—2016年間，
美國國會年均涉華立法提案數約為37項。其中，在歐巴馬政府第二任期內即2013—2016年
期間，美國國會共計提出了129項與中國相關的立法提案，其中僅有8項提案最終經歐巴馬
總統簽署後成為正式法案，但其中並無涉及中國主權與核心利益的法案。然而，自2017年
川普就任美國總統後，情況發生重大轉變。在2017—2019年期間，美國國會涉華立法提案
數量高達236項，僅2019年一年便高達117項，其中13項已經川普總統簽署成為法律。值得
注意的是，多項涉華法案直指台灣、香港、新疆以及西藏事務，粗暴干涉中國內政和主權
，立法數量之多、通過速度之快、涉及範圍之廣、國際影響之大，實屬中美建交以來之罕
見（參見表1）。這一系列動作使得美國在意識形態領域遏制中國的法律框架日益完善。
考慮到仍有大量涉華法案處在立法進程中，美國國會通過立法方式持續保持對華意識形態
施壓將是大概率事件。
四、美國對華意識形態遏制的戰略指向與中國應對的基本原則
從歷史和現實兩個層面認識川普政府加強對華意識形態遏制的邏輯動因和戰略指向，是中
國理性應對挑戰的前提。縱觀中美建交以來美國對華戰略的演進不難發現：在全球推廣和
維護民主價值觀的強烈“使命感”和反共意識形態，始終在美國對華戰略中發揮著不可替
代的作用。美國國家利益最大化的現實主義外交戰略與對華意識形態遏制這一理想主義外
交戰略，構成了美國對華戰略的兩個重要部分。二者依據全球地緣政治格局的變化此起彼
伏、相互呼應，是美國實施對華“接觸”和遏制戰略的兩把利刃。具體而言，當維護美國
現實利益的需要佔據主導地位時，對華“接觸”便成為中美關係的主旋律，此時意識形態
因素便會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中美關係也將得到改善；當意識形態因素在美國外交決策
中佔據顯著位置時，美國就會將中國視為“異類”，採取不友好甚至是敵對的態度和政策
，從而造成雙方關係的緊張或對抗。正如國內學者周琪所指出的，後“冷戰”時期，美國
在對華政策上的波動和二重性，往往是由基於意識形態和價值觀念的理想主義政策考量和
基於國家利益的現實主義政策考量之間的矛盾造成的。川普政府將大國競爭確定為中美關
係的主基調，進而加大對華意識形態遏制正是這一歷史邏輯的突出反映。從總體上看，美
國加強對華意識形態遏制的戰略指向主要體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首先，為大國競爭戰略進行輿論動員、造勢蓄力，落實“全政府”對華競爭戰略，實現在
長期內規鎖中國的戰略目標。如前所述，川普對中美關係的基本判斷已經發生顛覆性變化
，他將中國視為“敵手”和戰略競爭者，進而實施規鎖戰略。儘管秉持“美國優先”的川
普並非美國傳統價值觀的衛道士，但從他倡導的實用主義邏輯來看，他仍然通過鼓噪意識
形態對立來達到對華極限施壓的目的。尤其是與“貿易戰”等施壓手段相比，意識形態遏
制的機會成本無疑更低。換言之，為更好地落實他提出的“全政府”對華競爭戰略，必然
需要倚重形形色色的對華鷹派勢力，為對華戰略競爭動員造勢。尤其是在美國國內政治格
局日益極化的背景下，打“意識形態牌”有利於凝聚美國的政治共識。在全球範圍內亦復
如是，渲染意識形態對立，鼓噪“中國威脅論”，有利於組建遏制中國的多邊同盟，分散
美國單獨與中國進行對抗與衝突的風險與成本。
其次，以意識形態遏製為籌碼進行戰略迴旋，脅迫中國在中美戰略博弈，特別是第二階段
雙方經貿談判中做出更大的妥協與讓步。2018年以來，川普政府相繼發動的對華“貿易戰
”、高科技出口管制、金融施壓等遏制措施不僅效果不佳，而且對美國經濟的可持續增長
和科技創新能力產生了負面影響。出於穩定預期和贏得2020年大選的考慮，川普政府不得
不放緩對華施壓節奏並與中國在2020年1月簽署了第一階段經貿協議。由於諸如國企補貼
、產業政策等雙方爭議較大的議題被納入第二階段經貿談判，因此下一輪中美博弈將更加
複雜。在此背景之下，能夠對中國核心利益構成挑戰的意識形態遏制粉飾登台，其戰略指
向無疑是十分明顯的，即美國可以根據中美戰略博弈的需要把控意識形態遏制的尺度，脅
迫中國做出更大讓步，為美國爭取更多戰略利益。
在把握美國對華意識形態遏制的歷史邏輯和戰略指向的基礎上，筆者認為，中國不宜對美
國的意識形態挑釁與遏製做應激反應式回應，而應當從中美長期角力的大局出發，秉持以
下幾個基本原則，有理有利有節地進行反制。
第一，堅守領土主權底線原則。長期以來，美國一直以所謂的保護民主體制的名義打“台
灣牌”，將台灣作為美國在整個遠東和亞太地區戰略佈局中的關鍵棋子，在牽制和打壓中
國方面始終扮演著不可替代的作用。2019年以來，美國通過出台新的涉台法案以及強化對
台軍售等途徑，為“反中親美”的民進黨當局站台打氣。2020年1月，民進黨贏得台灣地
區領導人選舉，為後續美國持續干預台灣事務創造了有利條件，也使得兩岸關係發展面臨
的不確定性和挑戰不斷增加。對此，中方應向“台獨”分子及妄圖借助台灣問題干擾和壓
制中國發展的外部勢力明示我國維護主權的堅決意志和保障力量，在《反分裂國家法》的
框架下，繼續堅持維護國家統一與領土完整的底線不動搖。
第二，自主自決人權內政原則。2019年以來，美國打著維護民主、保障人權的旗號，頻頻
插手中國香港事務，為反中亂港分子提供輿論聲援和實質性支持，成為禍亂中國香港、打
壓中國的主要境外勢力。人權事務與香港問題都屬於國際法意義上的中國內政，因此均應
在“一國兩制、港人治港”的制度框架下，由香港特區政府在中央人民政府的領導下妥善
處理。應當堅決反對任何外部勢力的插手介入，在揭露美國以支持香港民主之名，行插手
中國內政、實現反中亂港之實的基礎上，對美國的涉港法案以及相關動作進行針鋒相對的
駁斥和反擊。
第三，法律是宗教自由的底線原則。近年來，川普政府高調呼籲保護宗教自由的重要性，
並罕見地將其作為聯合國大會的主要議題，而置應對氣候變化、維護多邊經貿合作體制等
備受各國關注的議題於不顧，其中含義耐人尋味。2019年以來，美國以維護人權和宗教自
由為名，持續加大對中國新疆和西藏問題的干預，“新疆牌”和“西藏牌”成為牽制打壓
中國的重要手段。宗教自由是全體中國公民享受的基本權利之一，但宗教自由不能突破法
律邊界，更不能成為民族分裂與恐怖主義的外衣與幌子。應當始終在中國的法律框架下，
以事實為依據，以維護民族團結、促進地區發展為宗旨，因地制宜、紮實有效地開展民族
與宗教事務工作，發揮媒體和民間渠道的作用，做好對內團結和對外宣傳工作，增進國際
社會對中國國情和政策法規的瞭解，堅決打擊境外勢力的非法滲透與干預。
五、結 語
回顧中美建交40多年來兩國關係發展的歷史不難發現，意識形態對抗始終貫穿在美國對華
戰略之中，構成了一條若隱若現、時緩時急的邏輯主線。獨具“美國特色”的理想主義意
識形態輸出與對抗戰略，始終受到基於利益考量的現實主義外交政策的約束和匡正，進而
成為美國國家利益最大化和維護美國國家安全的一種選擇性工具。2017年川普就任美國總
統後，大國競爭取代傳統的“接觸”戰略成為美國對華政策主基調。意識形態遏製成為川
普政府轉移黨派紛爭矛盾和對華極限施壓的重要手段——從短期來看，旨在轉移美國國內
矛盾、提高勝選連任概率；從中長期來看，則試圖脅迫牽制中國以獲取更多戰略利益，並
為進一步採取對華強硬措施做好輿論鋪墊和制度準備。事實證明，以“文明衝突論”為底
層邏輯的意識形態差異並非中美戰略博弈的本質，中美之爭在深層次上是制度競爭。因此
，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不動搖至關重要。因為“制度優勢是一個國家的最大優勢，
制度競爭是國家間最根本的競爭，制度穩則國家穩”。對此，我們既要有無比堅定的信念
，又要有冷靜清醒的認識。正如習近平所指出的，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制度，需要我們堅
持不懈地努力奮鬥。要充分估計到西方發達國家在經濟科技軍事方面長期佔據優勢的客觀
現實，認真做好兩種社會制度長期合作和鬥爭的各方面準備。在相當長時期內，初級階段
的社會主義還必須同生產力更發達的資本主義長期合作和鬥爭，甚至必須面對被人們用西
方發達國家的長處來比較我國社會主義發展中的不足並加以指責的現實。習近平總書記的
這一論斷為我們認識和把握中美戰略競爭與合作提供了理論指導。
從美國對華意識形態遏制的動因與戰略指向中我們還可以得出以下三點結論。
第一，意識形態遏制是美國整體國家戰略的有機組成部分，體現了美國式的外交傳統與國
家戰略特色。儘管它披著維護所謂普世價值的外衣，但其本質仍然是維護美國國家戰略利
益的工具。在大國博弈的地緣政治經濟格局中，意識形態差異成為霸權國家打壓競爭對手
的口實，意識形態遏制則是霸權國家維護自身利益的手段，意識形態領域的妥協退讓無法
改變大國競爭的事實。我們應當堅持“四個自信”，毫不動搖地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
。
第二，意識形態遏制是“冷戰”的核心邏輯，具有廣泛的負面效應和影響力，應當引起充
分重視。可以預見的是，美國反華勢力將在一個時期內持續不斷地在意識形態領域大做文
章，美國政府也將充分利用意識形態對華施壓，特別是聯合盟友、多邊施壓可能成為常態
，中國亦將面臨更大的壓力。因此，通過開展民間交流、有效利用公共外交渠道等多種方
式，深化國際社會對中國的瞭解，在深化對外開放新格局的過程中處理好中國與世界的互
動關係尤為重要。
第三，國家間的意識形態差異有著深刻的文化、歷史和社會背景，是人類社會多樣性的重
要表現形式，而實踐則是檢驗特定的意識形態是否與一國的政治體制和經濟發展相適應的
唯一標準。因此，“用事實說話”是應對美國意識形態遏制的最佳策略。應當以習近平新
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積極落實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精神，不斷完善中國特
色社會主義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提升治理效能，以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彰
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