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的“伊斯蘭恐懼症”探析
http://www.cicir.ac.cn/NEW/opinion.html?id=3d9cf324-d80b-4ed1-aa4c-d6ec82f7d12e
來源:《和平與發展》2020年第2期
賈春陽
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美國所副研究員
摘要：川普及其團隊系列反穆斯林言行反映了美國社會中根深蒂固的“伊斯蘭恐懼症”。
“伊斯蘭恐懼症”在美國主要表現為四點：一是公開否定和敵視伊斯蘭教，將之與極端主
義掛鉤；二是公開歧視、孤立甚至攻擊穆斯林；三是對伊斯蘭文化傳播及穆斯林人口增長
的憂慮和排斥；四是外交方面對伊斯蘭國家及穆斯林群體的歧視和攻擊。“伊斯蘭恐懼症
”在美國並非新現象，其產生和盛行有複雜的原因，包括歷史原因、制度原因、社會原因
和直接原因。“伊斯蘭恐懼症”的蔓延對美國國內團結、社會穩定及對外政策都產生了消
極影響，世界各國應引以為戒，並多策並舉，積極防範和化解“伊斯蘭恐懼症”。
眾所周知，美國學者塞繆爾‧亨廷頓的“文明衝突論”問世後一度引發極大的爭論。“9
‧11”事件後，美國總統小布希極力避免將恐怖主義與伊斯蘭教掛鉤，公開表態稱，“恐
怖的面孔不是伊斯蘭教的真正信仰，伊斯蘭教是和平的”，“反恐戰爭不是針對穆斯林的
戰爭，也不是針對阿拉伯人的戰爭”。然而，在一次演講中，小布希卻公開將“反恐戰爭
”定性為新的“十字軍東征”。不管是不是疏忽大意，小布希的話實際上將美國的反恐行
動與“反伊斯蘭”畫上了等號，似乎印證了亨廷頓的觀點。2016年美國總統大選及其前後
，川普及其團隊成員多次發表對伊斯蘭教和穆斯林不友好的言論，如川普便公開宣稱“美
國正在與極端伊斯蘭進行戰爭”，“我們需要一個長期計畫來阻止‘極端伊斯蘭’的傳播
和滲透”。然而，這種嚴重違反美國社會“政治正確”的言論並沒有妨礙川普入主白宮。
甚至在2017年1月20日的就職演說中，川普還宣稱要“聯合文明世界共同反擊極端伊斯蘭
恐怖主義，將他們從地球上徹底剷除”。川普之所以如此肆無忌憚地將“極端主義”、“
恐怖主義”與伊斯蘭教掛鉤，除了川普自身的立場和思想觀念，很重要的原因在於美國社
會中廣泛存在的、根深蒂固的“伊斯蘭恐懼症”。川普的系列言論說出了很多人出於政治
正確而不敢說的“心裡話”，也就是內心深處的“伊斯蘭恐懼症”，能夠引起很多人的共
鳴。因此，川普不需要擔心這樣的言論是否會引起民眾不滿，或引發難以預料的政治後果
。那麼，到底什麼是“伊斯蘭恐懼症”？“伊斯蘭恐懼症”在美國社會中主要有哪些表現
？美國社會為什麼會有如此強烈的“伊斯蘭恐懼症”？“伊斯蘭恐懼症”的存在對美國有
著什麼樣的影響？本文擬對上述問題進行研究和分析。
一、“伊斯蘭恐懼症”的內涵
“伊斯蘭恐懼症”（Islamophobia）是美西方學者近年來越來越感興趣的一個研究點，但
迄今並無特別令人信服的或一致的定義。英國劍橋詞典將其定義為“對穆斯林或伊斯蘭教
的非理性厭惡、恐懼或偏見”。歐盟將“伊斯蘭恐懼症”定義為“對伊斯蘭教和穆斯林及
相關事務表現出恐懼和偏見，是違反人權的一種，且危害社會凝聚力”。英國“全黨議會
團體”（APPG）認為，“伊斯蘭恐懼症”源於種族主義，是一種針對穆斯林屬性或其認定
的穆斯林屬性表達的種族主義。美國非政府組織“美國與伊斯蘭關係委員會”（CAIR）則
將“伊斯蘭恐懼症”定義為“對伊斯蘭教和穆斯林的恐懼和仇恨”。由此可以發現，各版
本定義雖然不盡相同，但其基本內涵是一致的。簡而言之，可以將“伊斯蘭恐懼症”認定
為“對伊斯蘭教與穆斯林的非理性恐懼、仇恨及偏見”。
從當前研究看，“伊斯蘭恐懼症”作為一個獨立的詞彙最早於1910年便開始出現在法語（
Islamophobie）中，用於批評法國殖民者對穆斯林的統治。最早在英語中使用該詞的是美
國後殖民主義批判理論家愛德華‧薩伊德（Edward Said），他在1985年論述“伊斯蘭恐
懼症”與排猶主義的歷史關係時使用了“伊斯蘭恐懼症”（Islamophobia）一詞。進入20
世紀90年代之後，該詞開始越來越多地出現在西方的刊物、書籍和各種報告中。1997年，
英國非政府組織“拉尼米德信託（Runnymede Trust）”所屬的“英國穆斯林與伊斯蘭恐
懼症委員會”（CBMI）發佈報告《伊斯蘭恐懼症：我們所有人面臨的挑戰》後，“伊斯蘭
恐懼症”開始成為西方社會一個重要的公共政策議題。此後，特別是“9‧11”事件後，
“伊斯蘭恐懼症”逐漸成為英國、法國、美國等國媒體、民眾、非政府組織常用的一個概
念。同時，包括歐盟、聯合國在內的一些國際組織也開始使用這一概念。如2014年12月，
聯合國專門針對“伊斯蘭恐懼症”問題召開題為“面對伊斯恐懼症：加強容忍和理解”的
專題研討會，時任聯合國秘書長安南公開呼籲“不要以極端分子的活動為依據給伊斯蘭信
仰定性”。在此背景下，“伊斯蘭恐懼症”逐漸成為美歐學界研究的一個熱點議題，出版
了大量的專著和學術文章。美國學者研究發現，在美國，從2010年到2012年，“伊斯蘭恐
懼症”一詞出現在了225篇學術文章中，這些文章累計使用該詞6240次。
與此同時，在社會層面，美歐也出現了一大批宣揚“伊斯蘭恐懼症”或煽動對伊斯蘭仇恨
的組織，如美國的“抽象基金會”、“號角項目”、“美國自由法律中心”、“安全政策
中心”、“中東論壇”、“大衛‧霍洛維茨自由中心”，德國的“歐洲愛國者反西方伊斯
蘭化”（PEGIDA）組織，捷克的“反伊斯蘭聯盟”（Bloc Against Islam）等。
在上述宣揚“伊斯蘭恐懼症”組織的鼓動下，加上美歐進入21世紀以來特別是2008年金融
危機後面臨的經濟發展困境和社會問題增多，“伊斯蘭恐懼症”在美歐出現愈演愈烈之勢
，美歐境內的穆斯林和清真寺成為歧視和攻擊的目標。作為歐洲國家中穆斯林人口比重最
大的國家，法國民眾對穆斯林的態度可能更有風向標意義。依照法國市場調查公司（IFOP
）2012年所做的關於“伊斯蘭在法國的形象”的民調，43%的受訪者認為穆斯林群體的存
在對法國的國家身份是種威脅，68%的人認為穆斯林拒絕融入法國社會，當受訪者被要求
選擇三個詞來描繪伊斯蘭教時，最常見的答案是“拒絕西方價值”、“狂熱”和“屈從”
。七年之後，依照IFOP2019年11月初發佈的民調數據，法國仍有40%以上的穆斯林認為受
到宗教歧視。從2014年開始，前述“歐洲愛國者反西方伊斯蘭化”組織多次策劃反伊斯蘭
大遊行，遊行參與者越來越多，並逐漸跨出國界，成為橫跨歐洲十幾個國家的跨國大遊行
，參與國包括德國、捷克、愛沙尼亞、芬蘭、波蘭、斯洛伐克、瑞士等。據“半島電視台
中文網”報導，2017年德國境內共發生約1000起襲擊穆斯林和清真寺的事件，西班牙境內
發生了500多起針對穆斯林的襲擊或侵犯事件。在美國，雖然美國境內的穆斯林人口總量
以及佔總人口的比例都相對較少，但美國社會中的“伊斯蘭恐懼症”卻已非常嚴重。
二、“伊斯蘭恐懼症”在美國的主要表現
在美國，“伊斯蘭恐懼症”不僅表現為非理性的恐懼、仇恨及偏見，還具有很強的攻擊性
，包括對伊斯蘭教的貶低甚至醜化、對穆斯林的歧視和人身攻擊、對清真寺及《古蘭經》
的破壞等。簡言之，主要表現為以下四點。
（一）公開否定和敵視伊斯蘭教，將之與極端主義掛鉤。“9‧11”後，雖然小布希、歐
巴馬兩任總統均公開呼籲美國民眾不要因恐襲就對穆斯林持敵視態度，表示反對將恐怖主
義與伊斯蘭教掛鉤，並通過參觀清真寺來釋放積極信號，但美國國內否定伊斯蘭教，將伊
斯蘭教與極端主義、恐怖主義掛鉤的聲音卻不絕於耳，包括小布希都曾將“反恐戰爭”說
成新的“十字軍東征”。依照《華盛頓郵報》和美國廣播公司（ABC）2006年所做的一項
聯合民調，約有46%的美國人對伊斯蘭教持負面看法，比“9‧11”事件後幾個月觀察到的
數值高了7個百分點；相信伊斯蘭教助長了針對非穆斯林的暴力行為的美國人比例從2002
年1月的14%增加至33%。依照“美國與伊斯蘭關係委員會”和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種族
與性別中心”2016年6月共同發佈的報告《直面恐懼：“伊斯蘭恐懼症”及其在美國的影
響》，在2013-2015年期間，美國有10個州將涉嫌包含“反伊斯蘭”內容的提案簽署為正
式法律，這些州共通過了81個反伊斯蘭法案或修正案，而這些法案大部分來自共和黨人。
在2016年大選期間，川普等人的極端言論也助長了美國國內的“伊斯蘭恐懼症”。川普多
次發表貶低伊斯蘭教的言論，其執政團隊也不乏對伊斯蘭教持否定態度的人。川普首位總
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福林（Michael Flynn）將伊斯蘭教比作“惡性腫瘤”，稱伊斯蘭主
義為一種“隱藏在宗教外表背後”的“政治理念”，對穆斯林的恐懼是“合理的”。川普
的前總統首席戰略師班農（Stephen Bannon）則將伊斯蘭教稱作“世界上最極端的宗教”
，宣稱信奉伊斯蘭教的人群正在美國建立“第五縱隊”。美國底特律大學教授拜敦（
Khaled Baydoun）指出，“2016年的美國大選自始至終顯示，伊斯蘭恐懼症依然存在，這
種癥結和以前一樣。讓伊斯蘭國家擔當替罪羊、貶低穆斯林不僅僅是一個競選中發出的信
號，對川普來說是一種取勝的戰略。”
（二）公開歧視、孤立甚至攻擊穆斯林。自1979年伊朗“伊斯蘭革命”以來，美國主要民
調機構進行的一系列民調顯示，多數美國人對穆斯林持負面印象。1991年海灣戰爭期間，
許多美國人顯示出對阿拉伯裔美國人廣泛的仇視，針對阿拉伯人和穆斯林的仇恨犯罪劇增
。“9‧11”事件後，美國境內的阿拉伯裔和穆斯林及與他們長相類似的人成為仇恨犯罪
的受害者，穆斯林和阿拉伯人也成為美國人心目中的暴力分子和恐怖分子代名詞。據“美
國與伊斯蘭關係委員會”統計，從“9‧11”事件發生到當月16日，他們統計到的反穆斯
林襲擊事件多達210起，到9月20日達到了500起。如今，美國社會對穆斯林的歧視和敵意
已經由言語概念走向日常生活，且越來越普遍，在美國生活的大量穆斯林移民因宗教信仰
遭受歧視甚至無端攻擊，如登機時遭受更嚴厲的安檢、恐襲事件發生後淪為猜忌對象、無
端遭到攻擊等，導致部分穆斯林不得不隱瞞自己的宗教信仰。根據美國民調機構“皮尤研
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2017年初做的一項民意調查，美國75%的穆斯林成年人
表示“美國境內有大量針對穆斯林的歧視”，這一觀點得到了約69%的美國普通民眾的認
可。儘管美國聯邦憲法嚴令宗教歧視，但自2014年以來，美國阿肯色、佛羅里達、肯塔基
、紐約、俄克拉荷馬、新罕不什爾等州的一些商業機構已公開宣稱他們的生意不向穆斯林
開放。在網絡空間，穆斯林也成為美國警方的重點監控對象。依照“美國公民自由聯盟”
（ACLU）的報告，美國波士頓警方採取非公正方式監視社交媒體，重點是穆斯林和非洲裔
美國人。2018年美國中期選舉誕生兩名穆斯林女性國會議員後，美國部分“右翼”分子開
始在網絡空間發表頗有敵意的聲音，如“伊蘭‧奧馬爾對國家安全構成威脅”，“穆斯林
進入決策圈子是對西方國家安全的威脅”，“美國投票支持了激進的社會主義者奧卡西奧
‧科特斯、移民詐騙犯伊蘭‧奧馬爾、伊斯蘭教法擁護者拉什達‧塔利卜、女性施虐者基
思‧埃利森和腐敗戀童癖鮑勃‧曼南德斯。”據統計，在此次中期選舉中，“超過三分之
一的候選人聲稱穆斯林天生暴力或構成迫在眉睫的威脅”，“將近三分之一的候選人呼籲
剝奪穆斯林的基本權利或宣稱伊斯蘭教不是宗教”。
（三）對伊斯蘭文化傳播及穆斯林人口增長的憂慮和排斥。眾所周知，伊斯蘭教是世界三
大宗教之一，在全球範圍內擁有十幾億信徒，信徒數量僅次於基督教徒。在美國，依照“
皮尤研究中心”發佈的數據，2007年美國約有235萬穆斯林，到了2017年增至345萬，十年
間增長了約46.8%，佔美國總人口比重達到1.1%；到2040年，穆斯林將取代猶太教信徒，
成為美國境內僅次於基督教徒的第二大信教群體；到2050年，美國的穆斯林將增至810萬
，約佔美國總人口的2.1%。穆斯林人口的激增必然會帶動伊斯蘭文化的傳播，“9‧11”
事件及之後美國境內的反穆斯林傾向也未能減緩這一趨勢。以美國境內的清真寺為例，從
1994年到2000年，美國境內的清真寺數量增加了25%，達到了約1200座。從2000年到2016
年，美國境內的清真寺數量由約1200座增加至約2600座，增加了約117%。然而，這種趨勢
卻引發了美國部分精英和民眾的擔憂，針對清真寺及穆斯林的仇恨犯罪數量大增。依照“
美國與伊斯蘭關係委員會”的統計，2017年上半年美國境內針對清真寺的各類偏見事件（
包括財產破壞、騷擾、恐嚇、不允許建清真寺等）共有85起，遠遠超過2009-2015年間的
任何一年，也超過了2016年前九個月的統計數據。影響最惡劣的當屬2012年4月美國牧師
公開焚燒《古蘭經》事件和2012年9月出現的涉嫌侮辱伊斯蘭教和穆斯林的影片《穆斯林
的無知》（The Innocence of Muslims）。美國智庫“新美國基金會”與“美國穆斯林研
究所”聯合民調發現，約29%的受訪者表示對美國穆斯林帶面紗或穿其他伊斯蘭服飾感到
不舒服，約33%的受訪者對自身所在街區出現清真寺或伊斯蘭中心感到擔憂，約38%的受訪
者認為美國穆斯林不如其他美國人那樣愛國，約56%的受訪者擔心穆斯林社區內的極端主
義蔓延，約34%的受訪者認為機場應對穆斯林實施特殊的安全檢查，約42%的受訪者認為伊
斯蘭與美國價值觀不符。
在此背景下，反伊斯蘭在美國逐漸成為一種產業，各式宣揚“伊斯蘭恐懼症”的組織得以
大行其道。依照“美國與伊斯蘭關係委員會”和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種族與性別中心”
的報告《直面恐懼》，美國境內宣揚“伊斯蘭恐懼症”的組織共有74個，其中核心組織有
33個，包括“抽象基金會”、“號角項目”、“美國自由法律中心”、“安全政策中心”
、“中東論壇”、“大衛‧霍洛維茨自由中心”等。這33個組織由於“宣揚對伊斯蘭教和
穆斯林的偏見與仇恨”，在2008-2013年期間至少收入約2.06億美元。川普高喊反穆斯林
口號參與並贏得2016年總統大選產生一個負面效應就是，美國境內的反穆斯林組織數量大
增。據美國民權組織“南方貧困法律中心”（SPLC）統計，從2015年到2016年，美國反穆
斯林仇恨組織數量由34個增加至101個，增長約197%。
（四）外交方面對伊斯蘭國家及穆斯林群體的歧視和攻擊。眾所周知，冷戰後美國一度失
去了“對手”，美國戰略界開始了尋找“敵人”的過程。於是，與西方有歷史積怨、文明
差異較大、人口眾多的伊斯蘭世界不幸成為美國部分戰略界人士眼中的新威脅。在此背景
下，亨廷頓的“文明衝突論”也應運而生。亨廷頓明確指出，“有些美國人開始將伊斯蘭
激進主義集團，或更籠統的政治伊斯蘭集團，視為敵人，其具體體現是伊拉克，伊朗，蘇
丹，利比亞，塔利班統治下的阿富汗，在較低程度上還有另一些穆斯林國家，以及一些伊
斯蘭恐怖團體，例如哈馬斯，真主黨，伊斯蘭聖戰組織，以及‘基地’網絡。”“9‧11
”事件後，為了加強本土安全，美國政府出台的系列法律法規和政策規定都明顯或事實上
主要針對伊斯蘭國家。如小布希2002年5月簽署的《加強邊境安全和簽證入境改革法》，
重點便是收緊對伊斯蘭國家及阿拉伯國家移民的簽證發放。2002年9月推出的“特殊登記
”制度，對來自特定國家的公民進行信息蒐集，包括伊朗、伊拉克、利比亞、敘利亞和蘇
丹，規定這五國的公民及其他特定人群入境美國都需要進行特別嚴格的登記、審查和監視
，隨後推出的“召集登記”、“預防性拘捕”、“追逐潛逃者”、“前線行動”等政策，
也明顯針對穆斯林。
川普入主白宮後，奉行“美國優先”政策，先後於2017年1月、3月、9月三次推出名為《
阻止外國恐怖分子進入美國的國家保護計畫》總統行政令。這三個行政令主要內容是收緊
美國移民和難民政策，且針對目標明顯指向伊斯蘭國家，因此被稱作“禁穆令”。美國最
高法院2017年6月底判定第二版“禁穆令”部分生效，即允許其針對六個穆斯林佔多數國
家旅行者的禁令對那些在美國缺乏“真實關係”的外國人生效，只允許與美國公民有“密
切家庭關係”或與美國公司或組織有正式關係的個人進入美國。兩天後，美國國務院宣佈
，來自伊朗、利比亞、索馬里、蘇丹、敘利亞、也門六國的美國簽證持有人，必須有美國
政府規定的親屬在美國才能入境。川普的第二版“禁穆令”之所以能部分生效，很大程度
上源於美國民眾的支持。據美國“政客”網站（Politico）和莫寧諮詢公司（Morning
Consult）2017年7月初所做的聯合民調，有60%的受訪者支持國務院的規定，反對者僅佔
28%。此後，美國聯邦最高法院2018年6月做出最終裁決，支持川普的第三版“禁穆令”。
“禁穆令”出台後雖一波三折，但最終仍走向生效，並得到美國大多數民眾的支持，“表
明美國國內尚存在嚴重的‘伊斯蘭恐懼症’和對恐怖襲擊的擔憂”，“反映了近年來全球
恐怖主義和伊斯蘭極端主義威脅不斷上升引發的‘伊斯蘭恐懼症’對美國內政外交政策的
深刻影響” 。川普推出“禁穆令”並為之“不懈努力”雖有多方面原因，但“伊斯蘭恐
懼症”顯然是重要原因之一，“禁穆令”某種程度上的確反映了美國社會廣泛存在的“伊
斯蘭恐懼症”。
三、美國“伊斯蘭恐懼症”產生的根源
依照“皮尤研究中心”2018年初發佈的數據，美國2017年大約有345萬穆斯林，約佔美國
總人口的1.1%。既然穆斯林人口數量及比例如此之低，那麼美國社會為什麼會有如此強烈
的“伊斯蘭恐懼症”呢？俗話說，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伊斯蘭恐懼症”在美國得到廣
泛傳播雖然是“9‧11”之後的事，但“伊斯蘭恐懼症”在美國卻存在已久，絕非新事物
，其產生和盛行有複雜的原因。
（一）歷史根源是基督教與伊斯蘭教的歷史衝突。雖然亨廷頓的“文明衝突論”有失偏頗
，但不得不承認，基督教與伊斯蘭教在歷史上確實多次發生衝突。公元7世紀伊斯蘭教創
立後，伊斯蘭教的創立者們不僅迅速佔據了基督教的聖地耶路撒冷，還帶領著穆斯林東征
西討，向西一度佔據歐洲南部的伊比利亞半島。從1095年到1291年，在羅馬教廷組織下，
歐洲的基督教徒們進行了長達近兩個世紀的“十字軍東征”，口號是“反對異教徒”、奪
回“聖墓”和“聖地”。然而，在穆斯林看來，“十字軍東征是好鬥的基督教的最清楚的
例證，是基督教西方侵略和帝國主義的先兆，是基督教早期敵視伊斯蘭的生動提示。”用
美國學者的話來說，“幾乎沒有什麼事情比十字軍東征更能對穆斯林-基督徒的關係產生
如此恆久的毀滅性影響。”此後，奧斯曼帝國崛起，佔領了君士但丁堡、征服了巴爾幹，
並兩度包圍了維也納。正如美國學者伯納德‧劉易斯（Bernard Lewis）所言，“在將近
一千年的時間裡，從摩爾人首次在西班牙登陸到土耳其人第二次圍攻維也納，歐洲不斷處
於伊斯蘭威脅之中。”亨廷頓也表示，“伊斯蘭文明是唯一使西方的存在受到過威脅的文
明，而且這種情況至少發生過兩次。”從15世紀開始，歐洲的基督徒們開始了反攻，收復
了伊比利亞半島。進入近代之後，西方在工業革命帶動下迅速強大起來，並走上對外侵略
擴張道路，緊鄰歐洲的北非和中東，包括奧斯曼帝國在內的大批穆斯林占人口多數的國家
和地區成為歐洲列強侵略和殖民的對象。至一戰結束時，世界範圍內只有四個伊斯蘭國家
，即土耳其、沙特、伊朗和阿富汗，維持著某種形式的獨立。據統計，“1820-1929年間
，50%涉及不同宗教的國家間戰爭是在穆斯林和基督教徒之間進行的。”此後，伴隨著二
戰後民族解放運動的興起，尋求獨立自主的穆斯林世界自然而然地將抗爭的目標指向了西
方，也就是基督教世界。伊朗1979年發生的“伊斯蘭革命”，也將主要目標指向了西方，
隨後還與美國爆發了“人質危機”。雖然基督教與伊斯蘭教的關係史並不全是衝突史，但
雙方歷史上發生的這些衝突無疑深刻影響著雙方信徒的互相認知，這也是美國戰略界諸多
人士將伊斯蘭世界視為威脅的重要原因。
（二）制度原因是“美國模式”遭遇困境，將穆斯林視為“替罪羊”。自近代以來，西方
一直是先進生產力、強大綜合國力的代名詞，也是世界秩序的塑造者和主導者。自1894年
以來，美國一直是世界頭號經濟強國，二戰後成為西方霸主，隨後經過幾十年的努力贏得
了冷戰的勝利，成為世界唯一的超級大國。冷戰結束初期的美國實力超群、發展態勢良好
，因而自信心爆棚，產生了諸如“歷史終結論”之類的奇思怪論，克林頓政府也推出“參
與和擴展”戰略，將推進民主與維護安全、擴展經濟並列為美國國家安全戰略的三大目標
或三大支柱。然而，進入21世紀之後，2008年金融危機、2013年政府關門危機、2014年斯
諾登事件、2016年大選中的黨爭激化、持續發酵的“通俄門”以及當前針對川普的彈劾案
等無不暴露了“美國模式”所遭遇的困境。近年來，美國經濟總體發展態勢雖然還不錯，
但窮人與富人、非白人與白人之間的貧富差距卻在不斷拉大。依照美國人口普查局2018年
9月發佈的數據，與2016年相比，2017年美國5%最富裕的家庭收入增加了3%，5%最貧困的
家庭收入僅增長了0.5%；與此同時，美國家庭收入的種族差異依然嚴重，2017年白人家庭
收入中位數為68145美元，比2016年略有增加，而非洲裔家庭收入中位數為40258美元，比
2016年略有下降。在外部，美國接連發起阿富汗戰爭、伊拉克戰爭，大談先發制人，單邊
主義勢頭一時無二，但很快就陷入戰爭泥潭，進退失據。美國及其西方盟友在中亞、中東
等地強推西方民主所遭遇的阻力甚至是失敗，以及冷戰後接受西方模式的部分發展中國家
所遭遇的發展困境，均暴露了“美國模式”及西方民主制度的弊端。與之相對，中國、印
度等新興國家堅持走自己的路並持續性崛起，給廣大發展中國家樹立了榜樣，給那些既想
謀求發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獨立的國家和民族提供了新的選擇。在此背景下，美國部分人愈
發缺乏自信，開始為自身的問題或困境尋找替罪羊，有的將怪罪對象指向伊斯蘭教及穆斯
林。在2016年大選期間，川普、共和黨總統參選人本‧卡森（Ben Carson）頻頻向伊斯蘭
教、穆斯林發難，其他共和黨政要，如路易斯安那州前州長鮑比‧金達爾（Bobby Jindal
）、參議員泰德‧克魯茲（Ted Cruz）、阿肯色州前州長邁克‧赫卡比（Michael
Huckabee）等也紛紛站出來發聲，將美國的困境歸罪於伊斯蘭教和穆斯林，宣稱“穆斯林
不適合當選美國總統，因為伊斯蘭教義與美國憲法相衝突”、“我們國家有問題，這個問
題的名字就是穆斯林”等。
（三）社會原因是美國的“熔爐”功能在退化，社會愈加分裂。長期以來，作為一個移民
國家，美國一直以“大熔爐”（melting pot）自稱，即來自世界各地的移民到了美國都
會被“熔化”，成為接受盎格魯-新教文化、說英語的“美國人”。亨廷頓也自豪地宣稱
，“美國是一個移民國家，但更重要得多的是，美國是一個同化了移民及其後裔、使之融
入美國社會和文化的國家。”如果美國能夠始終像“大熔爐”一樣同化掉所有移民，自然
沒有問題。然而，世界在變，美國在變，移民也在變。如今的美國，伴隨著非拉美裔白人
在總人口中的比例在不斷下降，在美國佔主導地位的盎格魯-新教文化及英語的文化整合
能力和語言吸引力不可避免地呈現下降態勢。部分拉美裔利益維護者提出了兩大可能導致
美國這一“熔爐”熄火的目標：一是在美國建立巨大的、自治的、永久性的、說西班牙語
的拉美裔社會與文化社群，以防止拉美裔人被同化而融入美國的盎格魯-新教社會和文化
之中；二是美國不應再像過去那樣以盎格魯-新教文化為核心，其他種族文化為亞文化，
應將美國變成一個雙語和雙文化社會，即西班牙語和英語、拉美裔文化和盎格魯文化。在
此背景下，美國白人本土文化保護主義運動逐漸興起，美國也變得越來越敏感和排外。用
亨廷頓的話來說就是，“如今移民的人不一樣了，與同化相關的體制和過程不一樣了，最
重要的是，美國不一樣了。在移民同化方面，美國過去成就輝煌，如今卻可能面臨著並不
確定的未來。”美國主流的盎格魯-新教文化以及植根於這一主流文化的“美國信念”的
凝聚力和吸引力不斷下降，結果便是美國社會的分化甚至分裂。近年來，從弗格森事件到
巴爾的摩騷亂、夏洛茨維爾騷亂，從加州聖貝納迪諾市槍擊案到奧蘭多槍擊案，美國諸多
騷亂或恐襲案件背後的種族、宗教因素越來越明顯。與此同時，美國民眾對待移民的態度
也越來越消極，越來越多的美國人希望減少移民流入。依照美國民調機構“蓋勒普公司”
（Gallup）2017年6月的民意調查，約有38%的美國成年人希望將移民控制在當前水平，約
有35%的美國成年人希望減少移民數量，只有約24%的美國成年人希望增加移民數量。2017
年夏洛茨維爾騷亂事件後，據美國廣播公司（ABC）與《華盛頓郵報》所做的一項民意調
查顯示，約9%的受訪者，相當於美國人中有約2200萬認為“新納粹”或“白人至上”的觀
點是“可接受的”。在此背景下，伊斯蘭教和穆斯林越來越多地成為極右翼分子攻擊的對
象。
（四）直接原因是“9‧11”事件及此後美國“反恐戰爭”的擴大化。作為一種描述性標
籤，“伊斯蘭恐懼症”在美國廣為人知並被廣泛使用、提及是“9‧11”之後的事。在此
之前，因為美國社會包容性較強、穆斯林人數少，美國穆斯林與主流社會基本相安無事，
大多數美國人也不瞭解和關注伊斯蘭教。因此，在“9‧11”之前，很難在美國找到一本
標題含“伊斯蘭恐懼症”一詞的書。“9‧11”事件的發生著實刺激了美國人的神經，導
致美國境內的阿拉伯裔和穆斯林迅速成為被懷疑、排斥甚至打壓的對象。據統計，“9‧
11”事件後不久，“就有600名阿拉伯裔和穆斯林遭到遣返，在2002年的一次驅逐中，又
有約3000名據稱來自有‘安全威脅’國家的阿拉伯裔被非法拘留”，“2003年，美國政府
又要求來自25個阿拉伯或伊斯蘭國家的16歲以上男性移民進行登記。”在此背景下，“儘
管美國官方和穆斯林領袖做了很多努力來把極端分子和普通穆斯林切割開來，但美國社會
的‘伊斯蘭恐懼症’還是急劇升溫。”由此導致的結果便是，對穆斯林的牴觸甚至敵視逐
漸成為部分美國人的潛意識。在民眾對穆斯林的態度方面，“9‧11”事件發生1個月後，
美國廣播公司進行的民調顯示，47%的美國人對穆斯林抱有好感；到2011年，數字跌到37%
。到2014年，“阿拉伯裔美國人研究所”的調查顯示，只有27%的美國人對穆斯林仍有好
感。伴隨著美國發起阿富汗戰爭、伊拉克戰爭，以及此後“伊斯蘭國”的崛起、擴張、滲
透，特別是在美歐的恐襲活動，也刺激了美國社會中的“伊斯蘭恐懼症”。美國《情報報
告》主編馬克‧波托克（Mark Potok）分析稱，“伊斯蘭國”在歐洲發動的恐怖襲擊對美
國國內的反伊斯蘭教情緒有重要影響。與此同時，美國面臨“聖戰型恐怖主義”威脅也愈
發嚴重，這反過來又刺激了美國民眾的反穆斯林情緒。近年來，從德州加蘭市槍擊案到加
州聖貝納迪諾市槍擊案，再到奧蘭多槍擊案，美國國內已發生多起與“伊斯蘭國”有關的
暴恐案。根據美國國會研究局（CRS）2016年6月發佈的報告，從2014年1月到2016年6月初
，在美國本土出現的76起恐襲陰謀中，有67起與“伊斯蘭國”追隨者有關；其中38起與離
境或歸國“聖戰”分子有關，有28起與“受蠱惑者”有關（其中2起亦有離境“聖戰”分
子參與）。
四、“伊斯蘭恐懼症”在美國的前景及影響
美國堅持政教分離和宗教信仰自由原則，其憲法及修正案明文規定,“國會不得制訂涉及
宗教的設立或限制其自由實踐的法律”，“合眾國政府之任何職位或公職，皆不得以任何
宗教標準作為任職的必要條件”。對於伊斯蘭教及穆斯林，美國明面上也沒有特殊的照顧
或歧視性政策，“9‧11”後美國總統及聯邦政府高官還不斷出來發聲，倡導寬容與和解
，反對歧視穆斯林。然而，政策與現實總有差距，美國社會中廣泛存在的“伊斯蘭恐懼症
”及對伊斯蘭教、穆斯林的歧視、孤立甚至攻擊卻是不容否認的事實。近年來，“伊斯蘭
恐懼症”在美國不僅沒有銷聲匿跡，反而有愈演愈烈之勢，對美國的影響也越來越難以忽
視。
（一）“伊斯蘭恐懼症”已經成為部分美國人的集體潛意識，恐將長期存在。如前所述，
美國的“伊斯蘭恐懼症”有很深的歷史淵源，並非“9‧11”之後才出現。事實上，在大
多數美國人眼中，“穆斯林大都是宗教狂熱分子”、伊斯蘭“基本上是一個反民主的宗教
”。這種偏見已經成為美國人的集體潛意識，這在美國境內及西方國家發生暴恐事件後特
別明顯，美國媒體往往不經考證就將懷疑對象指向穆斯林，美國境內的阿拉伯裔和穆斯林
不僅受到猜忌和歧視，還往往淪為仇恨犯罪的受害者。1995年4月，美國俄克拉荷馬市聯
邦大樓爆炸案發生後，美國媒體未經證實，便迅速將懷疑對象指向“伊斯蘭極端分子”或
“阿拉伯激進分子”。結果，爆炸案發生一個半小時後，爆炸案嫌犯、白人男子麥克維（
Timothy McVeigh）便被抓獲，隨後被確認與爆炸案有關，最終被判處死刑。“9‧11”事
件發生後，美國媒體未經考證，再次迅速將懷疑對象指向阿拉伯人或穆斯林。2011年7月
，挪威首都奧斯陸槍擊爆炸案發生後，包括《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大西洋月
刊》網站等在內的美國主流媒體紛紛將懷疑對象指向“基地”組織，或認為與穆斯林有關
，但事後證實，凶手是一名32歲的白人，是一位保守的基督徒。
川普及其團隊在2016年大選期間多次發表對伊斯蘭教和穆斯林不友好甚至是仇視性的言論
，如“我認為伊斯蘭民族仇恨我們”，“對穆斯林的恐懼是合理的”，“穆斯林正在美國
組建‘第五縱隊’”等，但這些極端言論並沒有為川普贏得大選帶來什麼障礙。凡此表明
，“伊斯蘭恐懼症”已經深入相當一部分美國人的內心，成為潛意識，只是大多數人出於
政治正確，不敢或不願公開說出來而已。在川普及其團隊部分成員、部分政要不當言行的
誤導下，這種“伊斯蘭恐懼症”不僅會長期存在，反而可能進一步蔓延，引發了美國穆斯
林的擔心和憂慮。依照“美國與伊斯蘭關係委員會”和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種族與性別
中心”的報告《直面恐懼》，包括總統川普、傑布‧布希（Jeb Bush，2016年大選共和黨
總統參選人）、鮑比‧金達爾（路易斯安那州前州長）、本‧卡森（2016年大選共和黨總
統參選人）、泰德‧克魯茲（參議員）、裡克‧佩裡（Rick Perry，能源部長）、吉姆‧
英霍夫（Jim Inhofe，參議員）等在內的美國大批政要，以及州一級的許多政客均曾有過
與“伊斯蘭恐懼症”有關的言行，為“伊斯蘭恐懼症”在美國的蔓延提到了推波助瀾的作
用。依照“皮尤研究中心”2017年7月發佈的、針對美國穆斯林的民調數據，美國74%的穆
斯林認為川普對穆斯林不友好，認為川普對穆斯林友好的穆斯林只佔12%，而2011年只有
4%的穆斯林認為歐巴馬對穆斯林不友好，有64%的穆斯林認為歐巴馬對穆斯林友好。
（二）“伊斯蘭恐懼症”加劇了美國境內穆斯林群體與非穆斯林群體的矛盾，導致美國社
會愈加分裂，也愈加不安全。毋庸置疑，美國“伊斯蘭恐懼症”的受害者首先還是生活在
美國境內的穆斯林群體。依照“皮尤研究中心”2017年2月發佈的民調數據，對於包括猶
太教徒、天主教徒、新教徒、福音派基督徒、佛教徒、印度教徒、摩門教徒、無神論者、
穆斯林等不同群體，美國民眾對穆斯林的綜合好感度最低，有約30%的受訪者對穆斯林持
負面看法，有約25%的受訪者對穆斯林持積極看法，另有約44%的受訪者持中性看法。依照
美國聯邦調查局（FBI）發佈的數據，2016年美國境內針對清真寺及穆斯林的仇恨犯罪（
包括襲擊、恐嚇、破壞財務等）共有307起，而2014年、2015年分別為154起、254起。當
某一個體因為其種族、出身、宗教等而遭受社會歧視、孤立甚至攻擊時，其所遭受的歧視
及各種不公正待遇將對其身心健康及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造成持續性的、全面的負面
影響。這種對穆斯林的歧視及仇恨犯罪不僅給美國境內的穆斯林群體帶來直接傷害，還給
他們造成了嚴重的心理創傷。
同時，“當一個群體因為自己的身份或宗教信仰而成為主流社會歧視、孤立和攻擊的目標
時，該群體也會因此產生對主流社會的反感、排斥、憤恨甚至報復心理。”在美國，部分
在歧視、孤立甚至仇恨的環境中長大的穆斯林，一方面自身對美國社會產生了失望甚至仇
恨情緒，對美國社會及其主流文化的認同越來越低，也就越來越難以融入美國社會；另方
面這些人也很容易被極端組織或恐怖組織盯上，成為他們拉攏和招募的對象，有的受到蠱
惑後走上極端主義甚至恐怖主義道路。依據美國“蘇凡集團”（The Soufan Group）2017
年10月發佈的報告，美國共有約250人試圖或已經奔赴中東為“伊斯蘭國”而戰，其中129
人成功離境；截止2017年8月，美國有135人因涉嫌從事與“伊斯蘭國”有關的恐怖活動被
調查，其中77人被判有罪。這些“伊斯蘭國”追隨者及恐襲陰謀的出現，反過來又加劇了
美國普通民眾的“伊斯蘭恐懼症”和對穆斯林的排斥心理，將越來越多的穆斯林推向美國
社會的對立面。如2015年12月美國加州聖貝納迪諾槍擊案，主犯賽義德‧法魯克（Syed
Farook）與普通美國人一樣，是一個生在美國、在美國接受教育、在美國工作和生活的人
，其實施的該起槍擊案，“很大程度上摧毀了美國人的安全感，很多人開始認為，恐怖分
子就在他們中間，也許就是看上去普普通通的美國穆斯林。”在此背景下，非穆斯林將穆
斯林視為極端主義的代名詞和不安全的來源，穆斯林群體感到受到越來越多的歧視、孤立
及其他不公正對待，導致雙方之間的分歧甚至裂痕越來越大，美國社會也相應愈加分裂和
不安全。對此，土耳其總統發言人易卜拉欣‧卡林（Ibrahim Kalin）警告稱，“如果民
間組織、政府機構、學者、意見領袖和宗教領袖不採取措施阻止伊斯蘭恐懼症現象的加劇
，此現象或將導致歐洲和西方世界發生新一場類似大屠殺的悲劇。”
（三）“伊斯蘭恐懼症”加劇了美國與伊斯蘭世界的情感對立，“文明衝突論”恐成自我
實現的預言。雖然美國精英，特別是小布希、歐巴馬等領導人在公開場合一再宣稱美國打
擊的是打著伊斯蘭旗號的極端暴力分子，而不是伊斯蘭教和穆斯林，然而“伊斯蘭恐懼症
”在美國持續蔓延，以及美國帶有“伊斯蘭恐懼症”色彩的相關政策接連出台的結果便是
，美國與伊斯蘭世界部分國家及穆斯林民眾的關係在逐漸走向對立，伊斯蘭世界的反美情
緒愈發強烈。依照亨廷頓的著述，20世紀90年代中期，“在穆斯林和非穆斯林之間發生的
28次斷層線衝突中，有19次發生在穆斯林與基督教徒之間；與東正教徒的衝突為11次，與
非洲及東南亞國家的西方基督教信徒之間的衝突為7次。”“9‧11”事件後初期，出於各
自利益考慮，包括伊朗在內的伊斯蘭世界大多數國家在反恐問題上向美國提供了或明或暗
的支持。然而，伴隨著美國反恐戰爭的擴大化和偏差，如發動伊拉克戰爭、推出“大中東
民主計畫”，伊斯蘭世界對美國反恐戰爭的態度逐漸發生了變化，“伊斯蘭世界社會民眾
越來越認為，美發動的反恐戰爭和伊拉克戰爭實質上就是針對整個伊斯蘭世界的‘宗教戰
爭’。”巴基斯坦時任總統穆沙拉夫（Pervez Musharraf）2004年7月表示，西方國家與
伊斯蘭世界之間正在形成一道“鐵幕”（iron curtain），如果西方國家，特別是美國，
以及穆斯林國家不能根除引起憤怒和仇恨的原因，那麼將會出現“更深層次的混亂和絕望
”以及“更多的恐怖主義和一場逼近的文明衝突”。美國“皮尤研究中心”2008年9月發
佈的有關美國形象的調查結果顯示，土耳其、約旦、埃及、黎巴嫩、巴基斯坦、印尼等國
對美國持正面看法的受訪者分別只有12%、19%、22%、51%、19%、37%。
2012年，影片《穆斯林的無知》（Innocence of Muslims）在互聯網上廣泛傳播後，迅速
在伊斯蘭世界引發了大規模的反美和反西方浪潮。巴基斯坦鐵道部部長古拉姆‧艾哈邁德
‧比羅爾（Ghulam Ahmad Bilour）公開表示，“誰殺死製作這部影片的人，我個人願意
出資獎賞此人10萬美元。”美國的駐外使領館成為各地穆斯林發洩反美情緒的目標，除了
美國駐利比亞班加西領事館遇襲、駐利比亞大使克里斯托弗‧史蒂文斯（J.
Christopher Stevens）及其他三名外交官遇難，美國駐蘇丹、也門、突尼斯、埃及、馬
來西亞等國的大使館也遭到所在國民眾的抗議或襲擊。不僅如此，德國、英國等國在突尼
斯、蘇丹等國的大使館也遭到波及，淪為抗議者襲擊的對象。2017年，川普推出“禁穆令
”後，不僅在美國國內及歐洲引發了一片反對、批評和抗議聲浪，更是在伊斯蘭世界引起
了強烈反彈，多個伊斯蘭國家爆發了示威遊行活動。不僅如此，美國的“伊斯蘭恐懼症”
及其政策表現也為中東等地的極端組織或恐怖組織發起反美宣傳、招募人員、操縱恐襲等
提供了由頭，導致美國面臨的恐怖主義威脅更加難解。因此，對美國而言，雖然川普政府
將國家安全戰略重點從反恐轉向了應對大國競爭，但反恐仍是美國不得不認真對待的一個
議題。對美國與伊斯蘭世界而言，美國的“伊斯蘭恐懼症”及其各種政策表現，最大的後
果可能是導致雙方在情感和認知上走向對立，導致亨廷頓的“文明衝突論”成為自我實現
的預言。
結語
“伊斯蘭恐懼症”雖然名為“恐懼”，貌似帶有防守或防禦性質，實則具有攻擊性，是對
伊斯蘭教、穆斯林及伊斯蘭文明的一種非理性的偏見、仇恨、貶低甚至攻擊。“伊斯蘭恐
懼症”及其在美國的表現和影響表明，對某一宗教及其信徒的長時間不容忍、不寬容，甚
至是偏見、恐懼、仇恨，注定會引發十分惡劣和危險的後果，將是社會之痛和國家之痛，
甚至是世界之痛。然而，在美國，無論是府會高層還是學界精英，還是非政府組織、媒體
等，雖然時常舉著“人權”“宗教自由”幌子干涉他國內政，熱衷於炒作其他國家的所謂
“人權”問題，卻對自身存在的“伊斯蘭恐懼症”裝聾作啞，甚至在“伊斯蘭恐懼症”蔓
延過程中發揮著推波助瀾的作用。顯然，這種掩耳盜鈴、自欺欺人的做法是不可取的，也
危害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