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裝英國的病根在新自由主義
https://www.guancha.cn/YinZhiGuang/2020_12_26_575836_s.shtml
殷之光
英國Exeter大學副教授
英國的抗疫就像是老菸槍戒菸，賭咒發誓、保證許願、來來回回，弄得勞民傷財，到頭來
卻還是老樣子。
雪上加霜的是，在倫敦與東南部肯特地區，出現了一種傳播速度更快的新冠變異毒株。並
且，年輕人口似乎更易於感染該毒株。
更讓人無語的是，這種變異毒株實際上早在九月下旬便已在倫敦、肯特等地患者中出現，
並於十月中旬完成了基因測序。而英國政府則經過"嚴謹"地研究後，一直到12月中旬才將
消息公佈於眾。在這期間，這種變異毒株可能就是造成第二波疫情從10月起開始大流行的
罪魁禍首。筆者的許多本科學生也就是在這段時間紛紛"中招"。
實際上，從2016年正式宣佈退歐之後，英國那種散裝國家的特性便開始愈發明顯。而這次
疫情影響下，英國更是格外強調"權利下放"原則。英格蘭、蘇格蘭、威爾士與北愛爾蘭各
自為政，在諸如封城、解封、檢測、收治、以及病患統計等多方面都採取不同政策。
除此之外，中央政府在頒布各項抗疫政策時，更是不得不小心翼翼，避免觸動高度細分的
行業集團與工會利益。僅在入境隔離與檢疫問題上，至今也未能有明確的行動方針。與此
相對的是，隨著夏天英國第一次全國解封開始，中央政府卻不斷放風，表示接下來的抗疫
會將決定權進一步下放到英格蘭各郡、市，乃至鎮政府。鮑裡斯的保守黨政府不止一次表
示，此舉是合乎"自由傳統"，並能充分發揮個人能動性的善政。
這一說法，更是成為後來媒體討論中用來"反思"英國抗疫失誤原因的"理論基礎"。即，英
國抗疫失敗的原因在於中央政府獨斷專權，忽略地方政府、社會團體乃至個人的能動性。
由此，輿論中開出的藥方則大多是，需要進一步將國家醫療保險（NHS）私有化，讓"更有
創造力"的私人部門取代"腐敗低效"的公共部門，號召將英格蘭中央政府的權力進一步下
放到地方政府，讓地方政府乃至個人，在抗疫政策方面有充分的自由、自主權。
與此同時，政府在向私營企業輸送利益時卻毫不含糊。據統計，從疫情爆發以來，各類私
營企業，已獲得了超過170億英鎊的政府合同。在這些企業中，有不少同現任政府官員有
種種裙帶聯繫。
例如，為遏制病毒在社區內傳播而專門定製的手機追蹤定位（Track and trace）軟件，
其合同被授予一個毫無資質，但卻同內閣部長邁克爾·戈夫（Michael Gove）有裙帶聯繫
的公司。而至今為止，這個政府花巨額資金投資的系統還是漏洞百出。
更令人心寒的是不久前媒體曝出的另一則醜聞，一個來自邁阿密的珠寶設計師獲得了抗疫
期間為醫療系統提供個人防護設備的合同，價值2.5億英鎊。而在這筆錢中，有近10%被作
為"諮詢費"付給了一位名為加百利·安德森的掮客。
在這份巨額合同中，有貨值7000萬餘英鎊的共1020萬件醫用防護服是今年6月初便簽訂生
效的。這幾乎是整個英國國民醫療系統在至今為止的抗疫過程中所使用的全部防護服總量
。而我們所看到的是，一直到今年9月份，英國衛生大臣還在強調，英國醫療系統的個人
防護設備仍舊面臨短缺。實際上，抗疫期間，巨額公帑去向不明，公共採購防疫物資質量
不合格、貨不對版的事情在英國層出不窮。
但迄今為止，也很少有監管機構對此進行全面調查，追責更是無從談起。
對英國而言，抗疫更像是一場保經濟、讓少部分有裙帶關係的人發財的好機會。從7月4日
英國重開酒吧、理髮店、餐館等服務業開始，就標誌著振興市場的需求徹底取代了公共衛
生安全的需求。
財政方面，中央政府則通過大量借貸來實現對市場的扶持與干預。根據英國國家統計局的
最新數據顯示，截至2020年11月底，英國政府公共部門的淨債務（Public Sector Net
Debt）已超過2萬億英鎊（20998億），佔國民生產總值（GDP）比重的99.5%。這一比例已
成為英國自1960年以來的歷史最高點，且還有逐步增高的趨勢。
實際上，從5月起，英國便成為自2019年以來的歐洲國家中，繼希臘、意大利和葡萄牙之
後，第四個政府公共債務規模超過國民生產總值的國家。根據英國預算責任辦公室（
Office for Budget Responsibility）提供的預測，2020至2021財政年間，由於新冠疫情
的影響，英國政府公共債務將會在未來的5年中都維持在GDP的100%以上。
當然，在借貸成本極低的金融資本主義國家中，以政府借貸的模式促進經濟發展、購買公
共服務，早已成為常態。據統計，自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英國政府的國家債務達
到國民生產總值的113.41%，一直到1963年，這個比例才剛剛恢復到100%以下。在此期間
，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使得政府借貸急劇增高。並在1923年戰後經濟復甦浪潮中迎接了
第一次歷史高點，達到185.67%。在1929至1933年資本主義世界經濟危機的衝擊下，基本
維持在163%至181%中間。
第二次攀升出現在1940至1947年間。特別是在1945-49年戰後經濟重振計畫的刺激下，政
府債務突破了GDP的200%大關，並於1947年達到了243.08%的歷史最高點。在此之後的50年
間，呈現較穩步的下行趨勢。特別是在柴契爾夫人擔任首相的第三個任期末期，通過進一
步私有化公共服務部門，並在英格蘭、威爾士開始推行人頭稅（poll tax）等措施，政府
債務更是回落到25%以內，為1900年以來的歷史最低點。然而，在此之後，變賣戰後積累
的公共服務部門所帶來的紅利逐漸消失，政府又重新開始走上大量借貸的老路。
更值得進一步討論的是政府資金的流向。在這次疫情中，英國政府高額的借貸絕大部分直
接補貼了受疫情影響的商業資本。包括在疫情封城期間，通過"新冠崗位保留計畫"（
Coronavirus Job Retention Scheme）、"自雇收入支持計畫"（Self-Employment
Income Support Scheme）等政策，以政府財政撥款、返稅或免稅的形式，直接向企業與
私營業主注資。
此外，還有大量救助撥款以政府採購、發放外出就餐消費券和減免消費稅、印花稅等補貼
形式，進入市場。當然，此舉除了有促進服務業市場回暖的目標之外，更反映了在以借貸
發展為主的當代資本主義經濟模式中，全社會對現金流的高度依賴。
長期以來，以消費為中心的自由主義經濟模式擔憂"過度儲蓄"對其經濟增長的危害。通過
降低借貸成本，推行極低利率甚至負利率的模式，在流通不受阻礙的情況下，確實能夠帶
來消費繁榮的假象。
然而，過度依賴借貸消費，輕視生產以及再生產的新自由主義經濟模式，在過去近40年中
，不但在全球層面不斷加劇了經濟發展不平等的局面，進一步搾取了來自絕大多數發展中
與不發達地區創造的剩餘價值之外，在這次疫情中，更顯出了這種經濟模式，也未能像其
保證的那樣，維持新自由主義全球化"核心"地區的社會經濟穩定。
我們可以看到，所有過度依賴借貸消費的國家均或多或少地對疫情採取了放任的態度。除
了疫情第一波時拋出"群體免疫"的論調之外，在疫情還未真正得到控制的情況下，就急於
解封，一意促進流動與個人消費。同時，在疫情捲土重來前，抓緊時機，通過媒體，試圖
創造一種虛假的安全氣氛，"鼓勵"民眾恢復流動。這一切舉措均是以恢復市場"信心"，恢
復企業與個人現金流為目標。與其說這是為了保護經濟，不如將其視為近30年經濟政策的
直接後果。
以消費為中心的市場綁架了國家，也綁架了個人。以推行"群體免疫"最為極端的瑞典來說
，該國在2009年便開始推行負利率措施。國家一方面通過高額借貸，來補償社會公共服務
支出，另一方面從政策上不鼓勵個人儲蓄，這也就從客觀上直接導致整個國家在新冠大流
行這類突發危機前，不得不以部分人口死亡為代價，換取社會經濟的"正常"運轉。
這種重借貸消費、輕再生產投資的"吃人"式經濟模式同樣也摧毀了歐洲戰後福利國家的制
度根基。回到英國的案例，我們看到，相比在促進市場回暖方面作出的一連串努力而言，
英國政府真正對公共服務部門的投入卻顯得頗為半心半意。
特別是在一線醫護人員的保障與支持、抗疫必須防護物資的採購與配發、甚至是疫情期間
公共衛生政策的制定與調整方面，更顯出了英國政府捉襟見肘的行政能力。至於早已大規
模私有化了的社會養老部門，在疫情面前更是不堪一擊。成為政府抗疫中最先被遺棄的一
個社會群體。
抗疫中資源分配極度不均，向大資本巨大傾斜。這種資源分配背後的邏輯既不是效率，更
非平等。而是一種17世紀以來便主導了英國政府行政邏輯的重商主義的再度浮現。在過去
近半個世紀裡，新自由主義的理論家們不遺餘力地向全世界推銷一種神話。
在這種神話中，市場和國家往往被視為對立的兩極。市場存在一個自然與自發的秩序，不
但能夠最有效地調配資源，也能通過看不見的手，協調公共利益。在這種秩序下，"公共"
無非是所有個體的自由結合，其核心活動是個體間以自利為最終目標的自由交換。從這個
意義出發，公共利益則無非是自發現象，產生於個體在自由交換中自然生成的協調機制的
制約。
實際上，上世紀70年代中期，在經濟與社會雙重危機的挑戰下，一個我們"別無選擇"（
TINA）的口號成為英美世界對應這場危機的標誌物。提出這一表述的英國柴契爾夫人帶領
其保守黨贏得了1979年大選，並隨後立刻在稅制、貨幣、公共開支等方面進行大規模改革
。
在進行為資本鬆綁，將公共服務及國有企業私有化，以及國家退出社會供給領域等多方面
的經濟改革的同時，保守黨政府又通過政治與法律舉措，限制工會影響力。同樣，在大西
洋彼岸的美國，共和黨人雷根在1981年當選美國總統之後，也頒布了類似的政策，通過限
制勞工力量的方式，為能源、農業、工業等企業鬆綁，同時進一步解放金融市場。由此，
一種被稱為"新自由主義"的政治經濟方案開始在英美兩個西方世界的核心國家中正式走上
台前。
一個被廣泛採用的學術史敘述是：新自由主義的理論可以追溯至二戰期間的哈耶克以及戰
後米爾頓·弗裡德曼以芝加哥大學為中心對自由放任資本主義學說的發展。這種政治經濟
理想一方面承認自由主義對個人自由的核心信仰，另一方面，卻堅決反對平等、協作以及
社會責任等其他19世紀自由主義的信條。依照昂格爾（R. M. Unger）的討論，新自由主
義政治意識形態的核心任務之一便是在個人自由的旗幟下，大幅度削弱政府權力，使政府
無法干預由市場自由形成的社會秩序。
這種新自由主義政治敘事的另一個關鍵是強調市場是合理有效配置資源的唯一途徑。這種
市場與政府的二元對立結構幫助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構建了其道德論述。這種論述認為，
只有市場在最"自由"的狀態下，才能夠完成對有限資源的有效配置。
這種自由的實現需要建立在對"支配性"的政府進行不斷限制的基礎上。而由於市場是由一
個個遵從"理性人"假設的個體構成的，因此對市場的解放也同樣意味著對個人的解放。市
場"自由"與個人"自由"之間的對等關係將古典自由主義中的那種豐富的、具有政治主體性
意識的理想公民被簡化為受自利本性驅動、充滿競爭意識的原子化個體。
然而，這次新冠危機則進一步衝擊了這一新自由主義神話。以公共衛生中的疾病控制為例
，除了需要來自醫療教育系統中醫生、護士、與生物醫藥等方面的科學工作者的貢獻之外
，創造潔淨的城市與鄉村公共生活空間；確保水、空氣以及食物的安全；保障合適當地社
會與自然條件的住房；在人民群眾中推廣良好的個人衛生習慣；提供生存與勞動生產必要
的醫療條件。這些都需要來自社會各個部門之間整體有效的配合才能實現。
而新自由主義的社會改革方案，試圖通過對社會公共服務部門激進的私有化，以及縮減政
府體量的手段，強調"自由人"的"理性"選擇才是資源調配最優途徑，將各項公共服務細化
、拆分、並最終轉讓給私人部門，這無疑是將本應通過公共服務整合在一起的現代國家再
度"封建化"。
實際上，在此次新冠全球流行危機中，我們從英國等西方發達國家的表現中可以看到，國
家在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下的自我改造並非是自由經濟理論的國家化，而更像是國家的市
場化過程。其惡果則在這次新冠危機中集中爆發。
而此前在歐美社會中出現的反全球化社會抗議、民粹主義復興、以及近兩年的貿易保護主
義回潮等現象，也都是在這種歷史條件下，新自由主義的"自由市場"未能給市場中以"國
家"為單位的個人牟利的直接後果。
今天的英國在應對新冠危機時那諸多令人迷惑的舉措，恰恰是國家/政府/政黨失靈的表現
。我們發現，一個越來越弱化的中央政府很可能會進一步將權力讓渡給受各方力量影響的
地方政府、乃至社會各部門中。隨之而來的後果，很可能是原先在福利國家理念基礎上建
立起的一系列社會安全網的進一步消失。
同時，正式退歐之後，英國社會對"國際"資本、"民族"資本乃至"本土"農業、手工業等傳
統社會經濟生產模式混雜狀況的敏感程度也會愈發加重，並有可能成為排外與種族主義進
一步加深的誘因。
同時除了公共服務的商品化之外，新自由主義對國家的改造更深遠地影響在於對政治的商
品化。我們發現，早在20世紀末布萊爾政府時期，民主政治中諸多核心社會議題便已開始
被轉化為媒體話題。關於平等的討論變為對窮人與富人私人生活的公開展示。
"公民社會"作為一種突破"國家-市場"二元思維模式的動態觀念，被"社會資本"這種可以
量化的靜態指標所置換。發展權則被就業率（失業率）、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均病床佔有
數等消費性指標所量化。對於階級分化與社會階層固化的討論更是加速被排外與極端民族
主義情緒取代。
快速發展的疫情直接衝擊了新自由主義政治經濟方案的核心假設。在疫情初期，自由市場
不但未能及時回應重要防疫物資的匱乏，未能控制價格波動，還隨著疫情的發展產生一定
程度上的浪費。小政府始終未能為人民提供必要的社會保障，特別是對基本生命權的保障
。
一些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