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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帝國貿易公司：整個歐亞大陸，都是我的交易市場
蒙古人透過商業所發揮的影響，遠比武力還更深遠得多。忽必烈汗在位期間，蒙古帝國漸
漸轉變為「蒙古公司」。
整個13世紀到14世紀初，蒙古人維持著帝國全境貿易路線的暢通，且每隔30至50公里設置
備有民生必需品的驛站。這些驛站提供運輸用的牲口，還備有嚮導帶領商人通過坎坷地形
。當時正在元朝朝廷的馬可．波羅，他遠赴外地時就常利用這些驛站。
他形容這些驛站──用語或許有些溢美之詞──不只「美麗」、「堂皇」，還備有「絲被
和帝王等級的其他各種奢侈品。」為了促進這些路線的貿易，蒙古當局發行了某種憑證，
可說兼具了護照與信用卡的雛形，稱之為圓符。根據圓符的材質和上面的老虎或矛隼圖案
，不識字者也能一眼就認出旅人的身分高低，提供符合其身分的服務。只要持有圓符，就
能在帝國全境旅行，且個人安全得到保護，住宿、交通無虞，還能免除地方稅或關稅。
貿易興盛不是為了商業，而是草原傳統的「忽必」
蒙古人拓展、維護貿易路線，並非源自一般的那種對於商業、交通的意識形態上的承諾；
而似乎是源自蒙古部落組織裡根深柢固的忽必（khubi）制，即「份額」制度。
在成吉思汗時代，他就已經確立了這個制度──每個士兵，還有每個孤兒寡母，都有資格
享有戰爭所掠奪物資裡應有的份額；同樣的，黃金家族的每個成員，也有資格享有帝國各
地之財富裡應有的份額。和支領固定薪資的非蒙古族行政官員不同，階級較高的蒙古族官
員以領取特定份額的貨物代替薪資；而其中大部分貨物拿到市場上轉賣或用以物易物的方
式，來取得金錢或其他貨物。
統治波斯伊兒汗國的旭烈兀，在其兄長忽必烈統治的中國境內，仍擁有25,000戶絲織工。
旭烈兀還擁有吐蕃境內的山谷，而且有權利得到北方乾草原所產毛皮、獵鷹的一定份額，
當然，他還擁有蒙古家鄉境內劃歸他的牧草地、馬匹、人口。蒙古統治家族的每個支系，
有權利要求特定份額的天文學家、醫生、織工、礦工、雜技演員。
雖有家族內不同支系為爭奪大汗之位而引發政局不安，但經濟、商業體系一直運作不輟，
只因偶有的戰事而短暫中斷或稍微脫節。有時甚至在戰事當頭，交戰雙方仍允許那些應享
份額的貨物交易。
窩闊台汗的孫子，也是乾草原中區的統治者海都，常稱兵作亂，不服堂叔忽必烈的統治。
但海都在中國南京城周邊也擁有眾多隸屬於他的工匠和農民。在與忽必烈汗停火的空檔，
海都即要求將他在南京的貨物運來；大概為了禮尚往來，海都也讓忽必烈從乾草原部落徵
收他所應得的馬匹和其他貨物。
蒙古帝國分為中國、蒙兀兒斯坦、波斯、俄羅斯四大政區，各區各自治理，但各地區對其
他地區的貨物需求並未因此減少。反倒因為政治上的分立，使各個當政者更需要維持那更
古老的「份額」制度；若有哪個可汗拒絕將黃金家族其他成員應得的份額拿出，其他成員
也將拒絕給付他在他們領地裡所應得的份額。彼此間經濟上的互利壓制了政治上的紛爭。
貿易衍生的成就：繪製地圖
應得份額之貨物不斷往來流動，將蒙古人的作戰路線改變成貿易管道。透過這不斷擴編的
斡脫（ortoq）或站赤（jamchi）（按：斡脫為商人組合，與站赤無直接關係），可藉由
馬或駱駝商隊把人員、貨物和信息從蒙古送到越南，或從高麗送到波斯。隨著貨物流動增
加，蒙古當局開始尋找比傳統舊路線更加快速便捷之徑。
為此，忽必烈汗在1281年派出大型考察隊，前赴尋找黃河源頭並繪製成圖（蒙古人稱黃河
為黑河）。學者利用考察到的資料，繪製了翔實的黃河地圖。這次考察開闢了一條從中國
到吐蕃的路線，蒙古人利用此路線，將吐蕃和喜馬拉雅地區納入蒙古的郵驛系統。在元朝
，這些新路線的最大貢獻，就是讓吐蕃與中國其他地區在商業、宗教、政治上聯繫起來。
作戰時，蒙古官員很積極的在敵人營地或城裡尋找和搜括地圖、地圖冊等地理文獻。在忽
必烈治下，學者綜合了中國、阿拉伯、希臘的地理學知識，將地圖繪製技術提升到前所未
有的水準。在為忽必烈汗重用的阿拉伯地理學家──特別是札馬剌丁（Jamal al-Din）─
─的影響下，工匠們在1267年為忽必烈汗製作出地球儀，上面不但畫出了亞洲和周邊太平
洋上的島嶼，還畫出歐洲、非洲。
儘管商業往來最初倚賴靠武力征服所開闢的路線，但很快就能清楚看出，軍隊要在陸上移
動得最迅速要靠馬匹，相對的，搬運大批貨物最好的方法是靠水運。蒙古人拓寬、延長原
已連接黃河、長江的大運河，以便將穀物和其他農產品更有效率的運到更北邊的地區。蒙
古人改良漢人的工程技術和科技以因應新環境，在元帝國各地建造水利設施。在雲南，元
朝行政首長建造了十餘個以運河相通的堤壩、水庫，一直沿用到近代。
失敗卻學到經驗，蒙古水上運輸的經商之道
征日本、爪哇雖然失利，卻讓蒙古人從中學到許多造船知識，鎩羽而歸後，他們轉而將造
船知識用於和平的商業用途。忽必烈汗做出重大決定，要讓船運成為帝國內糧食運輸的主
力；因為他體認到水力運輸倚賴風力和水流，陸路運輸倚賴得不時進食補充體力的人力、
獸力，前者比後者更省成本、更有效率，且還要更快速。
頭幾年，蒙古人的船運量約3,000噸，但到了1329年，已成長到21萬噸。返鄉時從中國搭
船前往波斯的馬可．波羅形容，蒙古船隻為四桅的大帆船，船員多達300人，船上有60個
貨艙供商人儲放各種商品。
據旅行家伊本．巴圖塔（Ibn Battuta）的記述，有些船甚至載著用大木盆栽種的植物，
為水手提供新鮮食材。忽必烈汗鼓勵建造更大的海運帆船，來承載更高的貨物載重，並修
建海港讓這類大船停泊。蒙古人改進了航海羅盤的使用，也懂得繪製更為精確的航海圖。
從華南刺桐港（譯按：Zaytun，今福建泉州）到波斯灣的荷姆茲島（Hormuz）這條海路，
成為連接遠東、中東的主要海上通路。
船隻沿途還停靠越南、爪哇、錫蘭、印度的港口，而每到一地，蒙古代表就會發現更多在
國內不易生產的貨物，例如糖、象牙、肉桂、棉。從波斯灣，船隻繼續航行到元帝國勢力
範圍以外的地區從事正規貿易，以換取來自阿拉伯半島、埃及、索馬利亞的更多種商品。
這些不在蒙古人支配範圍的地區，元朝當局並不要其統治者和商人按照蒙古人的貨物份額
制度來交易，而是與他們建立起長期的貿易關係。在元帝國的保護下，元朝臣民憑藉商業
貿易拓展勢力範圍，漸漸掌控印度洋的貿易，成就一如蒙古人以武力四處攻城略地般出色
。
為了將貿易擴展到蒙古人統治以外的新地區，他們鼓勵一些臣民──特別是華南的居民─
─移民海外，在外國港口建立貿易站。元朝統治期間，成千上萬的中國人乘船出海，離開
家鄉，在越南、柬埔寨、馬來半島、婆羅洲、爪哇、蘇門答臘的沿海聚落定居。他們主要
從事造船、貿易，沿著通往港口的江河，在上下游間做買賣，但也漸漸從事起其他行業。
為了更直接抵達歐洲市場，不必繞遠路經過南方的穆斯林諸國，蒙古人鼓勵外國人在帝國
邊境處的黑海沿岸設立貿易站。雖然蒙古人剛開始早在1226年，成吉思汗統治期間，曾經
劫掠過貿易站；但此時他們允許熱那亞人在克里米亞半島的卡法（Kaffa）港經營貿易站
，後來又在塔納（Tana）加設一處貿易站。為了保護陸上、海上的貿易站，蒙古人掃蕩海
盜和劫匪。在1340年出版的經商手冊《貿易實務》中，佛羅倫斯商人佩戈洛蒂（
Francesco Balducci Pegolotti）強調，通往蒙古中國的路線，「無論白天或夜晚，都非
常安全。」
新貿易路線的開闢，加上波斯、伊拉克的製造業因蒙古人入侵而滿目瘡痍，為中國的製造
業創造了新契機。蒙古人征服中國所帶來的破壞，遠不如蒙古人攻打中東所造成的破壞那
麼嚴重，忽必烈既竭力將中國傳統商品推廣到這些市場，也竭力將穆斯林、印度的技術全
面引進中國。透過「份額」制度，蒙古王族成員掌控了歐亞大陸許多生產製造活動，但他
們需倚賴商人運送、販賣這些商品。蒙古人已從戰士搖身一變為股東，但他們沒有本事自
己經商，或者說顯然志不在此
被鄙視的商業，蒙古顛覆東西方傳統
蒙古上層階級密切參與貿易活動，代表著與傳統的決裂。從中國到歐洲，傳統的貴族階層
一般都鄙視商業活動，認為其卑賤、骯髒，還往往視之為無德；商業與手工業，在有權勢
者或虔誠信徒眼中，都屬等而下之、不屑為之的工作。
此外，在當時的封建歐洲，不只每個國家追求經濟上的自給自足，就連每個領主的領地都
要在能力範圍內竭盡所能地尋求自給自足。從領地出去的貨物，都不應拿去換取可供領地
內農民使用的其他商品，而是拿去購買可供貴族或教堂使用的首飾、宗教遺物、其他奢侈
品。封建領主盡可能讓其農民在所有民生需求上自給自足──自行生產糧食、種植林木、
製造工具、編織布料──盡可能不與外界買賣。在封建體制下，倚賴進口商品，代表統治
者的失敗。
千百年來，傳統的中國王朝都是在抑商主義之下運作。在邊境構築城牆，一直是限制貿易
的手段，而且是將國家財富完全留在城牆內而不外流的作法。對這類當政者而言，與鄰邦
貿易就如同向鄰邦獻貢，因此竭盡所能避免對外貿易。中國人貶低商人，認為其地位僅高
於盜匪；但蒙古人將商人地位提升到所有宗教、行業之上，僅次於政府官員，直接衝擊中
國人這種文化偏見。蒙古人更進一步貶低儒家士人，將他們從傳統中國社會的最高層降到
第九級，排在妓女之後，比乞丐好些。
自成吉思汗時代起，蒙古人就體認到，某地的尋常物品，可能就是另一地的奇珍異品，具
有商業潛力。13世紀後半葉，蒙古人幾乎是拚命尋找可以在其日益壯大的商業網絡中賣掉
的新商品，或尋找可以用新方式銷售出去的舊商品。在蒙古人眼中，從染料、紙、藥到阿
月渾子（譯按：pistachios，亦即俗稱的開心果）、爆竹、毒藥，每樣東西想必都可能賣
得掉，元朝官員似乎一心要找出什麼人會買，這些人在哪。
元朝的中國作坊，因應全球市場需求而製造商品，最後他們不只製造傳統中國手工製品瓷
器、絲織品供應全球市場，還製造全新商品供應特定市場，例如製造象牙製聖母子雕像，
外銷歐洲。
蒙古人為地方物產尋找國際市場的貿易推廣活動，將多種新的紡織品傳到了國外。到現在
，從這類紡織品的名稱，還可以看出它們的原產地。
有種特別平順光滑亮面的絲織品，西方人稱之為緞子（satin），名稱就源自元朝的刺桐
港（Zaytun），馬可．波羅就是從此港搭船返鄉；還有一種非常華麗的布料，名叫綾（
damask silk），名稱源自大馬士革（Damascus），因為波斯伊兒汗國的商品大部分經由
該城輸入歐洲。馬可．波羅提及另一種精細布料，因原產於摩蘇爾（Mosul），古法語稱
之為mouslin，後來英語稱之為麥斯林紗（muslin）。
就連最微不足道的東西，都可能帶來豐沛獲利，紙牌就是一例；紙牌輕而易於攜帶，商人
和士兵覺得這種遊戲好玩而新奇，因此流行開來。相較於象棋之類棋盤遊戲得用到較累贅
的棋子，任何士兵或駱駝客隨身帶著一副牌，毫不嫌累贅。為了因應這一塊新市場，紙牌
的製造就需要更快速，成本更低廉；後來有人想到用印製宗教經文的一般刻版來印製紙牌
，解決了這個問題。事實顯示，印製紙牌的市場需求，比起印製經文更大得多。